《春秋》
《春秋》是中国古代的“五经”或“六经”之一，其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子。据《孟子·滕文公》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就是说，孔子是有感于人心不古，世衰道微而写作《春秋》的。然而，东汉的班固又另有说法：“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班固没有直接点明是孔子作《春秋》，而认为是古代记事的史官写的，而且《春秋》与《尚书》是两部侧重点完全不同的书。过去，人们对孔子作《春秋》深信不疑，因为孟子已言之凿凿，但近代以来，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并提出了许多证据，说明不是孔子所作。但是却又认为，《春秋》可能经过孔子的修改。不管《春秋》是孔子所作还是他修改的，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否定他的著作权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春秋》的著作权部分属于孔子。
《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以鲁国为中心，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大事，全书共一万六千余字。
《春秋》按照鲁国的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顺序来编年写史。它基本把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大事反映了出来。记载了这段时间内发生在各国的政治、军事活动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也体现了孔子对历史的看法。从书的内容看，政治活动，特别是诸侯争战和会盟所占的比重较大。其中征战占百分之四十，会盟占百分之二十，朝聘占百分之二十，日月食、病虫害等灾异占百分之十，婚丧祭祀等占百分之十。
《春秋》的一大特征是简略。它记事每事一条，每条最多不过几十字，少的只有一字。短的如隐公八年的“螟”，僖公三年夏六月的“雨”等。最长的一条是定公四年所记的：“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总共四十五字，其中近四十个字记的是诸侯或周天子大臣的名字。《春秋》所记载的事仅仅是纲目，不叙史实过程，类似大事年表，索解很困难，所以王安石斥之为“流水帐簿子”。
说到《春秋》，就不能不说到后世许多人都认为是《春秋》最重要的特点的“微言大义”。什么是微言？就是后人读《春秋》时，说孔子写作或笔削《春秋》这部书的目的在于用历史事实褒善贬恶，但不明言褒贬，而是在字里隐藏着。因为用意深藏不露，所以叫微言，说这是《春秋》的“书法”。所谓大义，就是指孔子在微言中隐含的用意，即用史事的表述体现出来的孔子的思想态度（按传统的说法，孔子的思想态度是贬乱臣贼子、大一统、尊王攘夷等）。概言之，微言指的是《春秋》的语言特点，大义指的是孔子的思想态度及用意。
最早提出微言大义的是战国西汉的学者。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因为“周道衰废”，所以就要“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也就是要“拨乱世反诸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方法是“据鲁、亲周”，就是尊崇周室之意，“故殷”，一作“故宋”，宋为殷后，用意相同，即以宋为故国，待遇比其他诸侯国为优。“拨乱反正”就是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更早的《公羊传》、《谷梁传》则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大义是尊王攘夷，王是周天子，夷指楚、吴。同时还认为，孔子有“大（推尊，尊崇）一统”、“讥世卿”等等。
对于《春秋》中有没有微言大义的争论自古以来就停止过。一派主张有，这以战国、西汉的公羊派学者及一部分儒生为代表；一派主张无，这以唐宋的一批疑古派和近现代学者为代表。
我们认为，不管《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其中的某些地方确实存在着“微言”。例如鲁隐公是被鲁桓公杀掉了的，《春秋》在隐公十一年书为：“冬，十有一月王辰，公薨。”这个“薨”字没有提到死的地方，也没有提到死的原因，好象是正常死亡，显然作者是有难言之隐，不敢直书。然而，这种以一字记事的办法，跟《春秋》的一般写正常死亡的写法，诸如“公薨于路寝”、“考终吉”不一样，给人一种非正常死亡的感觉。又如践士之盟，这是晋文公召集周王以会诸侯，是典型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举动。晋文公是周王之臣，但晋文公却以臣召君，这于礼是不合规矩的，但周天子又不敢不应召。于是，《春秋》就书为“天王狩河阳”。这表面上看似是周王的一次寻常出狩，但细致一想，河阳距王都脘，按理不是周王寻常的出狩之地，细究自可体会出其深意。又如一些词的运用，如征、伐、讨及小归、取师、弃师、歼、戕、用等，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不同的感憎爱分明倾向。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后人的穿凿附会。为什么呢？这不能不从《春秋》的史料来源谈起。《春秋》可以肯定不是孔子的独立创作，在孔子之前，可能有一部类似于《春秋》的著作。这部著作中，记载的都是鲁国的旧史。由于这部旧史的作者出于不敢直书以及材料来源本来有限，再加上流传过程中的脱简漏简等原因，孔子用来写《春秋》时已错漏百出。《春秋》写成后，本身又存在着一个不断脱简漏简等问题，所以，后人看到的《春秋》就有了很多脱漏。我们这样说，实际上是认为，《春秋》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其实是《春秋》本身由于文体的简略、流传中的错漏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格■不通，不易索解，而非孔子的主观行为或明确的写作目的。例如《公羊传》和《谷梁传》以《春秋》书日月与否为褒贬。
因此，在解释《春秋》中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营，辛未取郜，辛已取防”的时候说：“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公羊传》往往说《春秋》中记载诸侯取邑是不记载具体日期的，《春秋》中的这条记载打了他的嘴巴。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记载具体日期，而这里又记载了呢？《公羊传》的解释是一月之中取两邑，而且这样写，是为了显示出鲁隐公罪恶的严重。然而，《公羊传》又一向认为，《春秋》是一向“为尊者讳”的。这不禁让人提出疑问：在这里为什么《春秋》又不“为尊者讳”了呢？
由此可见，《公羊传》的解释实在过于牵强附会，也太互相矛盾了。其实，《春秋》有的地方不书月日，不是作者不想书，而是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连作者也不清楚了。公羊家据此大作文章，实在有点可笑。又如，公羊家说，孔子作《春秋》的大义是为了尊王攘夷，据此还认为孔子具有“大一统”、“讥世卿”思想。先秦并无“一统”观念，三代虽有最高国君，但各国林立，并不统一。春秋时代，吴、楚等国先后称王，与周王室并列，孔子亦未主张一统天下，只是要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从而维持着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制度。一统说当出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汉代的一些公羊家根据秦汉间流行的一统思想，认定孔子也具有一统观念，这就与事实严重不符，违反历史的真实了。
从汉代以来，《春秋》就被人推崇备至，被列为经，认为是史家修史的理想范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千百年以来，人们用尽心力去研究学习它，却多不得正解，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恐怕该是对它进行正本清源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