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
第一节 文献上魏·晋建筑之大略
自魏受汉禅，三国鼎立，晋室南迁，五代迭起，南北分立，以迄隋之统一中国，三百六十余年间，朝代迭兴，干戈不绝，民不聊生，土木之功，难与两汉比拟。然值丧乱易朝之际，民生虽艰苦，而乱臣权贵，先而僭侈，继而篡夺，府第宫室，不时营建，穷极巧丽。且以政潮汹涌，干戈无定，佛教因之兴盛，以应精神需求。中国艺术与建筑遂又得宗教上之一大动力，佛教艺术乃其自然之产品，终唐宋之世，为中国艺术之主流，其遗迹如摩崖石窟造像刻画等，因材质坚久之故，得以大体保存至今，更为研究艺术史稀有实物资料之大部。
汉末曹操居邺，治府第，作三台，于"邺城西北隅，因城为基。铜雀台高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金凤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有冰室三与凉殿。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与法殿皆阁道相通"[1]。
魏文帝受汉禅（公元220 年），营洛阳宫，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明帝"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2]。又治许昌宫，起景福[3]承光殿。土木之功为三国最。
孙权都建业，节俭不尚土木之功，至孙皓起昭明宫，始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缀施珠玉，穷极伎巧[4]。刘备在蜀，营建较少，然起传舍，筑亭障，自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殆尽力于军事国防之建筑也[5]。
晋初仍魏，宫殿少有损益。武帝即位，即营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其后，太庙地陷，"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6]
东晋元帝立宗庙社稷于建康。"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7]成帝时，"苏硕攻台城，焚太极，东堂秘阁皆尽"，乃"以建平园为宫。"翌年乃"造新宫，始缮苑城。"孝武帝改作新宫，内外军六千人营筑。太极殿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8]。"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见注6]
晋室南迁，五代偏据交相替迭，各有营建，其中最为僭侈，史传最详者，莫如后赵石氏（公元319-352 年）。石勒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县），至石虎迁邺（今河南临漳县）。勒于襄国"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立桑梓苑。..起明堂，辟雍灵台于城西。"又"令少府任汪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9]
虎既自立，又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未到邺城七八里可遥望此门"。于襄国"起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伎巧"[10]。其"窗户宛转，画作云气，拟秦之阿房，鲁之灵光，..以五色编蒲心荐席，..悬大绶于梁柱，系玉璧于绶。"[11]其"金华殿后虎皇后浴室，三门徘徊反宇，栌檘隐形，雕彩刻缕，雕文粲丽。..沟水注浴时，沟中先安铜笼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纱，相去六七步断水，又安玉盘受十斛，又安铜龟饮秽水。..显阳殿后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之室中；临池上有石床"。[见注11]布置殆在近代浴室及室内游泳池之间。
石虎又崇饰三台，"甚于魏初，于铜爵台上起五层楼阁，去地三百七十尺，..作铜爵楼颠，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南则金凤台，置金凤于台颠。..北则冰井台，上有冰室。""三台相面，各有正殿"，并殿屋百余间，"三台皆砖甃；相去各六十步，上作阁道如浮桥，连之以金屈戍，画以云气龙虎之势。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见注11]于建筑之上，又施以机械设备，技术之进步，又胜前代多矣。
虎又于邺城东筑华林苑，引漳水入园。"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之"。苑"周回数十里。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障水，皆铁扉。"[见注11]石氏僭据仅三十余年，其宫室之侈，则冠于当世。
东晋之末，赫连勃勃营起统万城于今陕西横山县西之地。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委以营缮之任，其规模亦颇可观。[12]此外诸国，率自营都城宫殿，多随其国兴废，不赘述。
佛教既入中国，至后汉末，佛寺佛塔之建筑，已行于全国。汉末三国之际，丹阳郡人笮融"大起浮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13]。至晋世而佛教普传，高僧辈出，寺塔林立。晋恭帝"造丈六金像，亲迎于瓦棺寺"[见注6]。孝武帝则"立精舍于殿内"[见注6]，千数百年灿烂光辉之佛教建筑活动，至是已开始矣。
[1]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3] 何宴《景福殿赋》。
[4] 《三国志·吴志》。
[5] 《三国志·蜀志》。
[6] 《晋书·本纪》。《五行志》。
[7] 《晋书·王彪之传》。
[8] 徐广《晋纪》。
[9] 《晋书·石勒载记》。
[10] 《晋书·石虎载记》。
[11] 《邺中记》。
[12]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13] 《后汉书·陶谦传》。
第二节 南北朝之建筑活动
南朝宋齐梁陈均都建康。宋武帝崇尚俭约，因晋之旧，无所改作[1]。..文帝新作东宫。又"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筑景阳山于华林园"。"及世祖（孝武帝）承统，制度奢广，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2]又"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见注1]，"起明堂于国学南。"[3]"为先蚕设兆域，置大殿七间，又立蚕观。"[4]"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门"[见注1]。"置凌室于覆舟山，修藏冰之礼"[见注1]。
齐代宫苑之侈，以东昏侯（公元499-501 年）为最。三年，后宫火，"烧璿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于是大起诸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壁。窗间尽画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铃佩。..造殿未施梁桷，便于地画之，唯须宏丽，不知精密，..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山石皆涂以彩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5]。
梁代营建之可纪者：武帝作东宫、作神龙仁兽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新作国门于越城南；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殆即汉函谷关东门图之类也。武帝又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新作太庙，增基九尺。普通二年（公元521 年）"琬琰殿火，延烧后宫屋三千间"[6]，然未见重建之纪录。帝崇信佛道，初创同泰寺，又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钟山立大爱敬寺，兼营长干二寺"[7]。于苑囿方面，则有王游苑而已。侯景乱后，元帝立于江陵，而建业雕残。
陈武帝以"侯景之平也，太极殿被焚..乃构太极殿"[8]。"天嘉中，盛修宫室，起显德等五殿，称为壮丽"[9]。至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 年），"乃于光熙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为之。又饰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10]。此风雅帝王燕居之建筑，殆重在质而不在量者也。
拓跋魏营建之功极盛，盖当时南夏崩裂，而魏则自道武帝至东西魏之分，约一百五十年间，政治安定，故得以致力于土木也。魏始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至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11]。太武帝"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立墙。门不施屋，城又无■。..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有祀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正殿施流苏，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自太武至献文，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献文帝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胡俗尚黑，又■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12]。
平城魏陵墓多建石室。孝文帝"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又"建永固石室，立碑于石室之庭"[见注11]。其永固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炬，有若锦焉.."[13]。此盖承后汉石室之制而加以华饰者欤？自道武帝营平城，至孝文帝迁洛京，平城宫郭苑囿营建之见于史籍者尚极多。迁洛以前，"将营太庙太极殿，遣（蒋）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然后"移御永乐宫，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14]。并"东西堂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饰以观阁.."[见注13]。
孝文帝倾心汉族文化，太和十七年（公元493 年）年，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伤晋德之不修，诏经始洛京。十九年（公元495 年）"金墉宫成，..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见注11]。宣武帝景明中，"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又起明堂，圆邱，太庙。并营缮国学。其苑囿则有华林园，园有景阳山；有天渊池，迁代京铜龙置焉，池西立山，"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馆，立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见注11]。
佛教至晋而普传中国，其在北魏则"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见注13]。代京寺塔之见于史籍者甚多。武州川侧石祗洹舍及诸窟室，后世所称为云冈石窟者，尤为佛教建筑及雕刻之罕贵史料。洛阳寺塔一千余所，见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者四十余。其规模最盛者莫如灵太后胡氏所立永宁寺。"寺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覆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复有金环铺首。..绣柱金铺，骇人心目。..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括柏松桩，扶疏拂檐；翠竹香草，布护阶墀。..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图以云气，画彩仙灵。..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东西二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15]。
魏在代京武州川营窟寺，迁洛之后，遂亦于伊阙营石窟寺焉。熙平中，太后屡行幸。今龙门石窟是也。所谓古阳洞与宾阳三洞皆北魏所凿。
魏分东西之后，东魏都邺，"邺都虽旧，基址毁灭"[16]，盖太武帝所焚毁也[17]。孝文帝幸邺，起宫殿于邺西。孝静帝迁邺，以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兴和元年（公元539 年）"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新宫成"[见注11]。
齐既篡魏，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金华诸殿，又"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天保九年（公元558 年）三台成，改铜雀曰金凤，金虎曰圣应。冰井曰崇光"[18]。至武成帝则又施三台为佛寺，后主"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院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见注18]。"又于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大修佛寺，劳役巨万"[19]。又于晋阳起大明殿，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见注18]。幼主则"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见注18]。今太原天龙山石窟是也。
齐代对于长城颇加修筑。天保间，屡次兴工；初"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又"咱西河总戍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见注18]。
西魏都长安，少所营缮。宇文周受禅，至武帝犹"身布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拱。其雕文刻镂，..一皆禁绝"。又禁佛道，毁灭经像，为艺术一大厄运[20]。至宣帝则大兴土木，"所居宫殿帏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见注20]。"营建东京（洛阳），以窦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21]。又以樊叔略"有巧思，乃拜营构监"[22]。"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见注20]。
[1] 《南史·宋本纪》。
[2] 《南史·良吏传》。
[3] 《南史·礼志》。
[4] 《隋书·礼仪志》。
[5] 《南史·齐本纪》。
[6] 《南史·梁本纪》。
[7] 《魏书·萧衍传》。
[8] 《南史·陈本纪》。
[9] 《隋书·五行志》。
[10] 《陈书·后妃传》。
[11] 《魏书·本纪》。
[12] 《南齐书·魏虏传》。
[13] 《水经注》。
[14] 《魏书·蒋少游传》。
[15] 《洛阳伽蓝记》。
[16] 《魏书·李兴业传》。
[17] 《宋书·鲁秀传》。
[18] 《北齐书·本纪》。
[19] 《隋书·食货志》。
[20] 《周书·本纪》。
[21] 《周书·窦炽传》。
[22] 《樊叔略传》。
第三节 南北朝实物
陵 墓 南朝宫殿佛寺，今无存者，陵墓石刻则南京丹阳附近，遗物尚多。其地下建筑，未经发掘，难明真相。至于地面，则山陵之前，多列石兽（麒麟或天禄辟邪）一对，碑一对或二对，标一对。碑有龟座。标为柱形，下为蟠螭座，上施覆莲盖，盖上坐兽，柱身刻直沟，近上端处作横版。《后汉书·中山简王传》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1]。及宋初宁陵被震被吹者[2]即此类也。
云冈石窟[3]（第11、12 图） 沙门昙曜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公元453 年），"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4]。今山西大同县西之云冈石窟是也。现存大窟十九，壁龛无数。昙曜所开五窟，在崖壁西部，其平面作椭圆形，佛像形制，最为古拙。洞中仅刻佛菩萨像，壁上无佛迹图或其它雕饰。其次则中部诸窟，其平面之布置，多作方形，窟前多有长方形外室，门作两石柱，壁上多佛迹及建筑型之雕饰，为孝文帝太和间所凿。更有窟中镌塔柱者，雕为四方木塔形。
就窟本身论，以中部太和间造诸窟为最饶建筑趣味，外室之前，多镌两柱，为三间敞廊。其外壁多风化，难知原状。柱则八角形，下承以须弥座，柱头如大斗。外室与内室之间为门，门上有斗拱承屋檐瓦顶。门之上多开窗。外室壁有镌作佛殿或龛像者。内室或镌塔柱于窟室中央，或镌佛像倚后壁。壁多横分若干层，饰以浮雕佛迹图，佛菩萨像，或塔形。窟顶上部多雕为方格天花。窟内雕刻所表现建筑形式颇多，其所表现之全部建筑，有塔及殿宇两种。塔有塔柱与浮雕塔两种。塔柱平面均方形，雕柱，檐，斗拱。每面分作三间或五间，每间内浮雕佛像。其上部直顶窟顶，故未能将塔顶刻出，其下部各层，则为当时木建筑之忠实模型。《洛阳伽蓝记》所记永宁寺九层浮图即此类也。此式实物，尚见于日本奈良之法隆寺，盖隋代高丽僧所建，其型制则魏齐之法也。窟壁浮雕，亦有此式木塔。
浮雕塔有一层，三层，五层，七层者。多层者木塔型最多，石或砖塔，则多单层，塔下均有座，或素方，或作须弥座。各层檐脊均有合角鸱尾。顶上刹有须弥座，四角饰山华焦叶，其上为覆钵，钵上相轮五重或七重，尖施宝珠。《后汉书·陶谦传》所谓"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殆即此式木塔。窟壁浮雕殿宇有将壁之一面刻成佛殿正面形者，其柱，檐，斗拱，屋顶各部，率多清晰，各间作龛供佛菩萨像。壁上浅刻佛迹图中之建筑物，则缩尺较小，建筑部分之表现不及前者清晰。
雕刻所表现之建筑部分，则有阶基，柱，阑额，斗拱，屋顶，门，龛，勾栏，踏步，藻井，雕饰等等。其柱有显著印度波斯希腊影响。斗拱已有汉代所无之新原素。勾栏之制，直传宋辽；藻井样式，于今犹见。其各部细节，当于第四节分论之。
龙门石窟[5] 魏既迁都洛阳，于景明元年（公元500年）营伊阙石窟，历时二十四载始成。今称古阳洞及宾阳三洞者，即此期所凿造。窟平面俱为简单之方形室，地面，窟顶及四壁均雕饰精丽。就全窟图案言，雕饰较云冈诸窟为有条理，但窟在建筑上之重要性，则逊之远甚。古阳洞窟壁两小龛，雕作小殿形，为重要之间接资料，其北壁一龛，斗拱单杪出跳为汉魏南北朝隋斗拱出跳之唯一孤例。其南北一龛作歇山顶，则云冈所不见也。
嵩岳寺砖塔[6] （第13、14 图） 河南登封县嵩山南麓嵩岳寺塔，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 年）建，为国内现存最古之砖塔。塔平面十二角形，阶基之上，立高耸之塔身。塔身之下为高基，平素无饰，叠涩出檐，塔身各隅立倚柱一根，柱头饰垂莲。东西南北四面砌圆券门，其余八面，各作墓塔形佛龛一座。各券面砌出火焰形尖拱，塔身以上出叠涩檐十五层，顶上安砖刹，相轮七层，塔外廓略如炮弹形，轻快秀丽。塔内部作八角形内室，共十层，但楼板已毁，自下可望见内顶。塔身柱及券面，均呈显著之印度影响。
神通寺塔[7]（第15 图） 山东济南朗公谷神通寺单层石塔一座，俗呼"四门塔"。平面正方形，四面辟门，中立方墩，墩四面各坐一像。塔身单层，平素无饰。上部叠涩出檐，上砌方锥形顶，顶上立刹。塔形制与云冈浮雕所见单层塔极相似，其刹与浮雕塔刹完全相同。塔无建造年代校注[3]，唯造像有东魏武定二年年号（公元544 年），揆之形制，或属此时。
佛光寺塔校注[4]（第16 图）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之侧有六角砖塔一座，寺僧称祖师塔。塔高两层。下层正面辟圆券门，券面作宝珠形拱。下层塔身之上，叠涩出檐，作莲瓣形。其上为须弥座。座上立上层塔身，其每隅立一圆倚柱，每柱束以莲花三道。正面砌作圆券假门，券面亦砌宝珠形状；两侧假窗，方首直棂。窗上柱间，赭色彩画阑额及人字形补间铺作。塔顶刹上宝瓶，虽稍残破，形制尚极清晰。塔虽无建造年月，揆之形制，当为魏齐间物。
义慈惠石柱[8]（第17 图） 河北定兴县石柱村石柱，北齐天统五年（公元569 年）建。柱八角形立于覆莲础上，其上置石刻三间，小殿一间。就全体言，为一种纪念性之建筑物；就其上小殿言，则当时木构之忠实模型。殿以石板一块为阶基，殿阔三间，深两间。柱身卷杀为"梭柱"，额上施椽及角梁。上为瓦顶，四注而无鸱尾。其详部当于下节论之。
天龙山石窟[见注7]（第17 图） 北齐幼主"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9]。即今太原天龙山石窟是也。齐石窟之规模，虽远逊于元魏，然在建筑方面，则其所表现，所予观者之印象较为准确。窟室之前，凿为廊，三间两柱，柱八角形，下有覆莲柱础，上为栌斗柱头。阑额施于柱头斗上，以一斗三升及人字形补间铺作相间。惜檐瓦未雕出，廊后壁辟圆券门，券面作尖拱，尖拱脚以八角柱承之，仍富印度风采。
响堂山石窟[10]（第17 图） 河北磁县，与河南省交界处，南北响堂山北齐石窟为当时石窟中印度影响最重者。窟前廊柱，均八角形，柱头，柱中，柱脚均束以莲瓣，柱上更作火焰形尖拱，将当心间檐下斗拱部分完全遮盖。其全部所呈现象最为凑杂奇特。
[1] 《后汉书·中山简王传》。
[2] 《宋书·五行志》。
[3]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见的北魏建筑》。
[4] 《魏书·释老志》。
[5] 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等测绘摄影。
[6]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
[7] 梁思成测绘未刊稿。
[8] 刘敦桢《定兴北齐石柱》。
[9] 《北齐书·幼主本纪》。
[10] 刘敦桢测绘未刊稿。
校注[3] 现已确证此塔建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
校注[4]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第四节 南北朝建筑特征之分析
南北朝建筑已具备后世建筑所有之各型，兹择要叙述如下：
石 窟 敦煌石室平面多方形，室之本身除窟口之木廊外，无建筑式样之镌凿，盖因敦煌石质不宜于雕刻也。云冈，天龙山，响堂山，均富于建筑趣味，龙门则稍逊。前三者皆于窟室前凿为前廊；廊有两柱，天龙、响堂并将柱额斗拱忠实雕成，模仿当时木构形状，窟内壁面，则云冈、龙门皆满布龛像，不留空隙，呈现杂乱无章之状，不若天龙、响堂之素净。由建筑图案观点着眼，齐代诸窟之作者似较魏窟作者之建筑意识为强也。
殿 关于魏齐木构殿宇之唯一资料为云冈诸窟之浮雕（第11 图）及北齐石柱上之小殿（第17 图）。殿均以柱构成，云冈浮雕且有斗拱，石柱小殿则仅在柱上施斗。殿屋顶四注。殿宇其它各部当于下文分别论之。
塔 塔本为瘗佛骨之所，梵语曰"窣堵坡"（Stupa），义译为坟，冢，灵庙。其在印度大多为半圆球形冢，而上立刹者。及其传至中国，于汉末三国时代，"上累金盘，下为重楼"，殆即以印度之窣堵坡置于中国原有之重楼之上，遂产生南北朝所最通常之木塔。今国内虽已无此实例，然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云冈塔洞中之塔柱（第11 图）及壁上浮雕及敦煌壁画中所见皆此类也。云冈窟壁及天龙山浮雕所见尚有单层塔，塔身一面设龛或辟门者，其实物即神通寺四门塔，为后世多数墓塔之始型。嵩山嵩岳寺塔之出现，颇突如其来，其肇源颇耐人寻味，然后世单层多檐塔，实以此塔为始型。塔之平面，自魏以至唐开元天宝之交，除此塔及佛光寺塔外，均为方形；然此塔之十二角亦孤例也。佛光寺塔亦为国内孤例，或可谓为多层之始型也。
至于此时期建筑各部细节，则分论如下：
阶 基 现存南北朝建筑实物中，神通寺塔与佛光塔均无阶基，嵩岳寺塔之阶基是否原物颇可疑，故关于此问题，仅能求之间接资料中，云冈窟壁浮雕塔殿均有阶基。其塔基或平素，或叠涩作须弥座。佛迹图所示殿门有方平阶基，上有栏干，正面中央为踏步。定兴义慈惠石柱上小殿之下，亦承以方素之阶基。其宽度较逊于檐出，与后世通常作法相同。
柱及础 北魏及北齐石窟柱多八角形，柱身均收分，上小下大，而无卷杀。当心间之平柱，以坐兽或覆莲为础，两侧柱则用覆盆。柱头之上施栌斗以承阑额及斗拱。柱身并础及栌斗之高，约及柱下径之五倍及至七倍，较汉崖墓中柱为清秀。尚有呈现显著之西方影响之柱数种：窟外室外廊柱，下作高座，叠涩如须弥座，座上四角出忍冬草，向上承包柱脚，草中间置飞仙，柱头作大斗形，柱身列多数小龛，每龛雕一小佛像。又有印度式柱，柱脚以忍冬或莲瓣包饰四角，柱头或施斗，如须弥座形，或饰以覆莲，柱身中段束以仰覆莲花。云冈佛龛柱更有以两卷耳为柱头之例，无疑为希腊爱奥尼克柱式之东来者（第11 图）。
嵩岳寺塔，柱础作覆盆，柱头饰以垂莲，显然印度风。柱身上下同大，高约合径七倍余，佛光寺塔圆柱，束以莲瓣三道，亦印度风也。
定兴北齐石柱小殿之柱，则为梭柱；有显著之卷杀，柱径最大处，约在柱高三分之一处，此点以下，柱身微收小，以上亦渐渐收小，约至柱高一半之处，柱径复与底径等，愈上则收分愈甚。此式实物国内已少见，日本奈良法隆寺中门柱则用此法，其年代则后此约三十余年。
门窗及佛龛 云冈窟室之门皆方首，比例肥矮近方形。立颊及额均雕以卷草团花纹。窟壁浮雕所示之门，亦方首，门饰则不清晰。响堂山齐石窟门，方首圆角，门上正中微尖起，盖近方形之火焰形也；门亦周饰以卷草。天龙山齐石窟门，乃作圆券形，券面作火焰形尖拱。券口饰以拱背两头龙，龙头当券脚分位，立于门两侧之八角柱上。门券之内，另刻作方首门额及立颊状。河南渑池鸿庆寺窟壁所刻城门，则为五边券形门首。石窟壁上有开窗者，多作近似圆券形，外或饰以火焰或卷草。佛光寺塔及魏碑所刻屋宇，则有直棂窗。
壁龛有方形圆券形及五边券形三种。圆券形多作火焰或宝珠形券面，五边券形者，券面刻为若干梯形格，格内饰以飞仙。券下或垂幔帐，或璎珞为饰（第12 图）。
平坐及栏干 六朝遗物不见自昊斗拱之平坐，但在多层檐之建筑中，下层之檐内，即为上层之平坐，云冈塔洞内塔柱所见即其例也。浮雕殿宇阶基有施勾栏者，刻作直棂。云冈窟壁尚刻有以■字棂构成之钩片勾栏，为六朝唐宋勾栏之最通常样式。亦见于日本法隆寺塔者也。
斗 拱 魏齐斗拱，就各石窟外廊所见，柱头铺作多为一斗三升；较之汉崖墓石阙所见，拱心小块已演进为齐心斗。龙门古阳洞北壁佛殿形小龛，作小殿三间，其斗拱则柱头用泥道单拱承素方，单杪华拱出跳；至角且出角华拱，后世所谓转角铺作，此其最古一例也。补间铺作则有人字形铺作之出现，为汉代所未见。斗拱与柱之关系，则在柱头栌斗上施额，额上施铺作，在柱上遂有栌斗两层相叠之现象，为唐宋以后所不见。至于斗拱之细节，则斗底之下，有薄板一片之表示，谓之皿板，云冈北魏拱头圆和不见分瓣；龙门拱头以四十五度斜切；天龙山北齐拱则不惟分瓣、卷杀，且每瓣均■入为凹弧形。人字形铺作之人字斜边，于魏为直线，于齐则为曲线。佛光寺塔上，赭画人字斗拱作人字两股平伸出而将尾翘起。云冈壁上所刻佛殿斗拱有作两兽相背状者，与古波斯柱头如出一范，其来源至为明显也。
构 架 六朝木构虽已无存，但自碑刻及敦煌壁画中，尚可窥其构架之大概。屋宇均以木为架，施立颊心柱以安直棂窗。窗上复加横枋，枋上施人字形斗拱。至于屋内梁架，则自日本奈良法隆寺回廊梁上之人字形叉手及汉朱鲔墓祠叉手推测，再证以神通寺塔内廊顶上施用三角形石板以承屋顶，则叉手结构之施用，殆亦为当时通常所见也。
平棊藻井 平棊藻井于汉代已有之，六朝实物见于云冈、天龙山石窟。云冈窟顶多刻作平棊，以支条分格，有作方格者，有作斗八者，但其分划，随室形状，颇不一律。平棊藻井装饰母题以莲花及飞仙为主，亦有用龙者，但不多见。天龙山石窟顶多作盝顶形，饰以浮雕飞仙，其中多数已流落国外，纽约温氏（Winthrop Collection）所藏数石尤精。
屋顶及瓦饰 现存北魏三塔，其屋盖结构均非正常瓦顶，不足为当时屋顶实例。神通寺塔顶作阶级形方锥体，当为此式塔上所通用。其顶上刹，于须弥座上四角立山花蕉叶，中立相轮，最上安宝珠。嵩岳寺塔及佛光寺塔刹，均于覆莲座或莲花形之宝瓶上安相轮，与神通寺塔刹迥异。
云冈窟壁浮雕屋顶均为四注式，无歇山，硬山，悬山等。龙门古阳洞一小龛则作歇山顶。屋角或上翘或不翘，无角梁之表示。檐椽皆一层。瓦皆筒瓦板瓦。屋脊两端安鸱尾，脊中央及角脊，以凤凰为饰，凤凰与鸱尾之间，亦有间以三角形火焰者。浮雕佛塔之瓦，各层博脊均有合角鸱尾，塔顶刹则与神通寺塔极相似。更有单层小塔，顶圆，盖印度窣堵坡之样式也。
定兴北齐石柱屋顶亦四注式。瓦为筒板瓦。垂脊前端下段低落一级，以两筒瓦扣盖，此法亦见于汉明器中。
雕 饰 佛教传入中国，在建筑上最显著而久远之影响，不在建筑本身之基本结构，而在雕饰。云冈石刻中装饰花纹种类奇多，什九为外国传入之母题，其中希腊，波斯纹样，经健陀罗输入者尤多，尤以回折之卷草，根本为西方花样，不见于中国周汉各纹饰中。中国后世最通用之卷草，西番草，西番莲等等，均导源于希腊Acanthus 叶者也。
莲花为佛教圣花，其源虽出于印度，但其莲瓣形之雕饰，则无疑采自希腊之"卵箭纹"（egg-and-dart）。因莲瓣之带有象征意义，遂普传至今。它如莲珠（beads），花绳（garlands），束苇（reeds），亦均为希腊母题。前述之爱奥尼克式卷耳柱头，亦来自希腊者也。
以相背兽头为斗拱，无疑为波斯柱头之应用。狮子之用，亦颇带波斯色彩。锯齿纹，殆亦来自波斯者。至于纯印度本土之影响，反不多见。
中国固有纹饰，见于云冈者不多，鸟兽母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凰，饕餮等等，雷纹，夔纹，斜线纹，斜方格，水波纹，锯齿，半圆弧等亦见于各处。
响堂山北齐窟雕饰母题多不出上述各种，然其刀法则较准确，棱角较分明，作风迥异也。
第五章 隋·唐
第一节 隋·唐都市宫苑陵墓寺观建筑之梗概
隋文帝以周长安故宫"不足建皇王之邑"，诏左仆射高窣颎，将作大匠刘龙等，于汉故城东南二十一里龙首山川原创造新都，名曰大兴城[1]。城东西十八里余，南北十五里余。城内北部为皇城；皇城内北部又为宫城；即文帝之大兴宫也。自两汉南北朝以来，京城宫阙之间，民居杂处；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区域分明[2]，为都市计划上一重要改革。后世所称颁之唐长安城，实隋文帝所创建也。
文帝又于岐州营仁寿宫，避暑多居之，晚年每岁自春至秋，以在仁寿宫为最多。"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见注1]。然帝性俭约，此外少所营建。
炀帝即位（公元604年），即"于伊雒营建东京"[3]。"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4]。城中街衢整洁，如"端门街..阔一百步，旁植樱桃石榴两行。..民坊各..开四门，临大街门并为重楼，饰以丹粉。..大街小陌，纵横相对"。宫殿以乾阳殿为正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大业殿规模小于乾阳殿，而雕绮过之。..大业，文成，武安三殿..殿庭并种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诸名药奇卉"[见注4]。又有"元靖殿，周以轩廊，即宫内别供养经像之处"[见注4]。"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秘阁之书'，东屋藏甲乙（经、子），西屋藏丙丁（史、集）。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绩台，藏古画"[5]。以图书美术相提并论，特为营建，如后世图书馆美术馆之观念，实自炀帝始也。
炀帝"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渠。..每院门并临龙鳞渠，渠面阔二十步，上跨飞桥。过桥百步，即种杨柳修竹，四面郁茂、名花美草，隐映轩陛。其中有逍遥亭，八面合成，结构之丽，冠绝今古。..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宫观..风亭月观，皆以机成，或起或灭，若有神变"。又有甘泉宫，"一名芳润宫，周十余里。宫北通西苑。其内多山阜，崇峰曲涧，秀丽标奇"。亭观桥殿甚多；"游赏之美，于斯为最"[见注4]。
唐因隋旧，即大兴城为长安城（第18 图）。皇城宫城一仍前置；城北禁苑，即隋之大兴苑也。禁苑东南之大明宫，太宗所置，为唐初建置之最宏伟者。
宫城亦称西内，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余，隋故宫也。南面正门曰承天门。其北入嘉德太极二门，而至正殿太极殿，即隋之大兴殿也。太宗于太极门殿两侧，东隅置鼓楼，西隅置钟楼，盖于正殿前庭角楼而置钟鼓者也。殿外左延明门之东有宏文馆，武德四年置，聚天下书籍，盖为隋观文殿之后身。其传统至清北京故宫之文渊阁，其与太和殿之关系，仍大致相同也。太极殿后两仪殿为日常听政视事之所。太宗命阎立本图画功臣二十四人像，传名后世之凌烟阁，则在宫城之西北部焉。宫城内更有山水池，景福台，球场，亭子等等，盖为游玩而置。乾化门内之佛光寺，则为供养经像之处[见注2]。
大明宫在禁苑之东南部，其西南角与宫城之东北角相接。宫正南丹凤门内含元殿，即龙首山之东趾也。"殿左右有砌道盘上。谓之龙尾道。殿陛上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去丹凤门四百步"[6]。"元正冬至于此听朝也。夹殿两阁，左曰翔鸾阁，右曰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7]。在含元殿南北中线上，更北为宣政门及宣政殿，紫宸门及紫宸殿，蓬莱殿等，最北即宫墙北面之玄武门也。宫内西北部有麟德殿，三面，形制特殊，南有阁，东西皆有楼，各有障日阁，玄宗与诸王近内臣宴会多在此殿。宫中又有太液池，有山林之胜焉。
玄宗开元初，以藩邸为兴庆宫，其地实皇城东南，外郭一坊之地；并于附近坊里，赐第诸王。宫中西南部有勤政务本之楼，花萼相辉之楼，帝时时登临。其正殿曰兴庆殿，玄宗听政亦在是焉[8]。
唐亦以洛阳为东京。太宗贞观初，治洛阳宫[9]。窦琎"为将作大匠，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太宗怒，遽令毁之"[10]。高宗"敕司农少卿田仁佐因东都旧殿余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11]。然东都营建之功，实以武后为盛。武后"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使，凡役数万人。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借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像，号曰万象神宫。又命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之，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12]。天册万岁元年，天堂火延及明堂，比明皆尽，于是命更造明堂天堂，号曰通天宫。
武三思又率四方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天枢之制若柱，"其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径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索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见注12]。又铸九鼎，其一高一丈八尺，其余高一丈四尺。置于通天宫。又铸"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至玄宗开元元年，诏毁天枢，取其铜铁，充军国杂用。末年，诏将作大匠康■毁则天明堂，"拆上层，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坐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五尺，覆以真瓦，依旧为乾元殿"[13]。
唐代诸帝所造离宫颇多，高祖造仁智宫于宜君县，造太和宫于终南山[14]。太宗以隋仁寿宫为九成宫，将作少匠姜确所作[15]，帝所常幸。命阎立德建襄成宫于汝州西山，宫成烦燠不可居，帝废之以赐百姓[16]。于骊山置温泉宫，亦阎立德所作也[见注9]。玄宗改温泉宫"为华清宫，骊山上下，益置汤井为池，台殿环列山谷，..即于汤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见注2]。宫之寝殿曰飞霜殿。御汤九龙殿在其南，亦名莲花汤，制作宏丽。汤中陈白玉石鱼龙凫雁及石莲花，石梁横亘汤上，莲花才出水面，雕镌巧妙，殆非人功。更置长汤数十间屋，环回甃以文石。此盖宫之中心建筑也。此外尚有重明阁。倚栏可北瞰县境。阁下有方池，中植莲荷，池中凿井，每盛夏泉极甘冷；朝元阁为开元皇帝降圣之处,其南老君殿,有玉石老君像,制作精绝,长生殿则史剧史诗中最浪漫之所也。安史乱后,天子罕复游幸,唐末遂皆圮废,至五代石晋遂改为道观焉[见注2]。
唐代私宅制度本有规制。"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常参宫施悬鱼，对凤，瓦兽，通栿，乳梁"[17]，然恐徒具公文，未必严格施行也，当时显要贵幸营建私宅之风甚盛。天宝中，杨氏姊妹及国忠等均恩倾一时，大治宅第。安禄山宅"堂皇三重，皆像宫中小殿。房廊■■；绮疏诘屈，无不穷极精妙"[见注2]。元载则于"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又于近郊起亭榭，帷帐什器，皆如宿设。城南别墅凡数十所"[见注2]。马璘营宅于皇城南长兴坊，"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屋宇宏丽，冠于当时"[见注2]。中宗女长宁公主西京第，则"左俯大道，右属都城，作三重楼以凭观。筑山浚池"[见注2]。安乐公主则与之"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18]。至若忠臣廉吏，如魏征"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为营构，征谦让不受，洎征寝疾，太宗将营小殿，遂撤其材为造正堂，五日而就"[19]。又如李义琰"宅而褊隘，虽居相位，在宫清俭，竟终方丈之堂。高宗闻而嗟叹，遂敕将作造堂，以安灵座焉"。
平民居舍，或隐居小屋，则白居易之庐山草堂，可为其例。堂面香炉峰，腋遗爱寺，"三间两柱，二室四牖。..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磩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乎地；台南有方池，半乎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20]，可略见布置及结构焉。唐代陵墓，多因山为陵。太宗昭陵因九嵕山为之，周以围垣，前建献殿，以功臣密戚陪葬，刻番酋之形，琢六骏之像，以旌武功，立于北阙。规模宏大，为唐代之最。其六骏刻石，尤为著名。高宗乾陵因梁山为之，其石刻番酋六十一人像，并石马，石麒麟等，皆唐代雕刻之重要遗物也[见注2]。
佛道教建筑至隋唐而极盛。隋文帝大崇释氏，敕建舍利塔于天下诸州，盖均木塔也[21]。大兴城中，寺观林立，多者一坊数寺。其"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者，莫如大兴善寺。寺尽一坊之地，其大殿"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见注2]，殿内壁画至妙，相传刘焉所画[22]。"天王阁其形高大,为天下之最"。京城西南隅之大庄严寺,隋文帝所立,"宇文恺奏请于此寺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成"。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于此寺。其西"大总持寺,炀帝为文帝立,制度与庄严寺正同"[见注2]。
唐长安城中，佛寺道观大都创建于隋，传记所载，其创建于唐代者，反不若隋之多。唐代创建，功德最盛，而传统至今者，以大慈恩寺为最著。寺为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高宗为太子时，为母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为名。寺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会昌毁佛时所诏留，得幸免于难。寺西院浮图，"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沙门玄奘所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窣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经像"。塔上层以石为室，南面有太宗及高宗圣教序碑。兴工之日，师"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诸，二圣天文，寂寥无纪，所以敬崇此塔，拟安梵本，又树丰碑，镌斯序记"。师亲负箕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成此正业[见注2]。其后塔心内卉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中（公元701-704 年）"更拆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见注2]，现存塔即此次所建。唐岑参登慈恩寺浮图诗："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与现状相符。但章八元则谓其"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则较现塔多三层。《西安府志》谓十层塔兵余存七层，未知是否事实耳。
唐代佛寺道观，功德所注，多在壁画塑像。两京寺观，几无不饰以壁画，吴道子，尹琳，杨廷光，韩干之流，均以壁画名于当代，而杨惠之、窦弘果之辈，则以塑像名著也[见注22]。安史乱后，至唐末五代，兵燹频仍，会昌显德两次灭法，建筑绘塑遂遭大厄，加之以木构之难永固，吴杨遗作至今遂荡然无存。
佛塔建筑，其初虽多木构，至唐以后，砖石之用渐多，故今遗物亦较夥。各省各县总计或在百数十之数。长安慈恩寺塔，荐福寺塔等皆现存唐塔中之著名者也。
魏齐以来，凿崖造像建寺之风，至隋唐尤盛。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乃至四川各地，隋唐窟寺均甚多，其中最著名，工程最大者，则莫如洛阳，龙门武后所建之奉先寺。敦煌千佛洞唐代造窟数目亦甚多。长城工程在隋唐两代，均极受注意，屡发丁夫数万至百余万筑之，此期所筑，其着重点乃在自榆林以东部分。其所用材料，盖乃为土筑也。
[1] 《隋书·文帝本纪》。
[2] 《长安志》。
[3] 《隋书·炀帝本纪》。
[4] 《大业杂纪》。
[5] 《隋书·经籍志》。
[6] 《两京记》。
[7] 《唐六典》。
[8] 《让皇帝传》。
[9] 《旧唐书·太宗本纪》。
[10] 《旧唐书·窦琎传》。
[11] 《旧唐书·高宗本纪》。
[12] 《旧唐书·武后本纪》。
[13] 《旧唐书·玄宗本纪》。
[14] 《旧唐书·高祖本纪》。
[15] 《旧唐书·地理志及姜确传》。
[16] 《旧唐书·阎立德传》。
[17] 《新唐书·车服志》。
[18] 《资治通鉴·二○九》。
[19] 《长安志》引《封演见闻录》。
[20] 白香山《庐山草堂记》。
[21] 《仁寿舍利塔铭》。
[22] 《历代名画记》。
第二节 隋·唐实物
石 窟 隋代石窟之最富于建筑趣味者为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1]（第17图）。窟寺虽创始于北齐，隋、唐两代添凿颇多。其中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石窟，为天龙山诸窟中最大者（第19图）。内室方约略四点三米。其前为双柱廊。其全部布局仍与邻近之北齐石窟相似。其柱作圆形柱础风化不可辨。柱头上施大斗及替木。其阑额不施于柱之顶端，而在略低之处，为后世所不见。阑额之上施人字形补间铺作，其斗亦安替木以承檐榑。自廊通内室之门，为圆券顶，券面作尖拱形。券脚承以圆柱，柱脚托以蹲兽，盖魏齐以来，常见之制也校注[5]。
龙门石窟以唐代所凿占大多数，然其建筑部分已不自崖石凿出，而采取较简易之木构，构于窟前。其较小之洞窟，仅作简单之窟室，窟外亦无木构殿屋。其中最大者，为奉先寺像龛[2]。龛镌卢舍那佛趺坐像，高八十五尺，并尊者，菩萨，金刚，神王等。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武后助脂粉钱二万贯凿造，至上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元676年）功毕。至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3]。今崖上龛壁，尚有安梁卯孔及屋顶斜槽痕迹。可以推知其木构在正面为大殿七间，两侧为配殿三间，其屋顶皆倚崖作一面坡者。至于此木构之前面作何形，则无可考矣。龙门其它窟壁亦偶有浮雕殿屋等形者，然较之魏齐石窟，则其建筑资料上之价值逊之远甚校注[6]。
此外各地唐代摩崖石刻中，尚有浮雕楼阁殿宇形者，亦为研究唐代建筑之间接资料，当于下文另论之（第36图）。
佛光寺大殿[见注1]校注[7] 唐代木构之得保存至今，而年代确实可考者，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一处而已校注[8]。寺于唐代为五台大刹之一，见于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榜曰"大佛光之寺"。其位置在南台之外为后世朝山者所罕至，烟火冷落，寺极贫寒，因而得幸免重建之厄。
寺史无可考，在今大殿之左侧有塔一座，以形制论为北魏遗物，借以推想，寺之创建当在魏朝。此外仅知唐宪宗元和中（公元806-820之间），寺僧法兴曾建"三层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圣贤八大龙王，罄从严饰"[4]。今寺中并无此阁，而在山坡之上者乃单层大殿七间。殿建于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为国内现存最古之木构物。盖弥勒大阁功毕仅三十余年，即遭会昌灭法之厄，今存大殿乃宣宗复兴佛法后所建。揆之寺中地势，今殿所在或即阁之原址。殿之建立人为"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为阉官"故右军中尉王"（守澄）建造，其名均见于殿内梁下及殿前大中十一年经幢。
殿平面广七间，深四间（第20图）。其柱之分配为内外两周。外檐柱上施双杪双下昂斗拱（第21图）。第二杪后尾即为内外柱间之明乳栿，为月梁形，其双层昂尾压于草乳栿之下。内柱之上施四杪斗拱，以承内槽之四椽明栿，栿亦为月梁（第22图）。补间铺作，每间一朵，至为简单。各明栿之上施方格平暗。平暗之上另施草栿以承屋顶。平梁之上，以叉手相抵作人字形，以承屋脊，而不用后世通用之侏儒柱。此法见于敦煌壁画中。而实物则仅此一例而已。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除佛光寺大殿而外，尚有河北正定县开元寺钟楼为可能之唐代木构。
开元寺钟楼[5] 已大经后世修改。其外貌已全非原形。外檐下层似为金元样式，上层则清代所修，内部四柱则极壮大，其上斗拱雄伟，月梁短而大，以形制论，大有唐代遗构之可能。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乃唐僧鉴真东渡所建，其建造年代适当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亦可借以一窥唐风影响所及。
国内现存唐代建筑实物，以砖石塔为最多，兹选各形式不同者数例，按其年代序列分述如下：
玄奘塔[见注1] 西安兴教寺玄奘法师塔，在县南约五十里，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建，盖师圆寂后之五年也。塔五级平面方形。第一层塔身平素，檐部由层砖叠涩而成，檐下以砖砌成普拍枋及简单之把头绞项作（一斗三升）斗拱，每面四朵。上四层每层高广及宽度均递减，但形式则相同。每层均于表面砌作三间四柱，柱上施阑额普拍枋，柱头施一斗三升斗拱，无补间铺作，其上叠涩出檐。塔顶砖刹，各层檐，及第一层塔身皆于民国二十年顷修葺。国内砖塔之砌作木构形者，当以此为最古（第23图）。
香积寺塔[见注1] 在西安西南五十里，今唯一塔存在。塔建于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与玄奘塔同属一型。平面正方，高十三层，今仅存十一层半。第一层平素无饰，叠涩出檐。以上各层，表面均以砖砌出扁柱及阑额，为四柱三间，柱头施一大斗，补间亦用一大斗，其上叠涩出檐。每层四面当心间均辟圆券门，次间壁面砌立颊及假直棂窗。塔顶现已毁。塔内室方形，各层楼板已毁，自下层可仰视直至顶部。
慈恩寺大雁塔[见注1] 在今西安城南八里，唐时则长安城中之进昌坊也。今寺中唯一之唐代建筑，厥唯大雁塔（第24、25图）。现存塔为武后长安中（公元701-704年）所重建，宋明清民国以来，历次重修。平面正方形。第一层方约二十五米余，塔七级，高约六十米，立于方约四十五米余、高约四米余之台基之上。塔身壁面以砖砌为瘦长之扁柱及阑额；下四层分作七间，上三层五间，柱上施大斗一个，无补间铺作。每层正中辟圆券门。此塔与玄奘塔及香积寺塔同属一型，盖所谓"东夏刹表旧式"，即模仿木构形状者也。塔内室亦方形，初层方约六点八米。各层以木构成楼板，升降亦以木扶梯，盖六朝隋唐塔内结构之常法也。塔第一层西面门楣石所刻佛殿图，为研究唐代木建筑之重要资料。当另论之（第26图）。
荐福寺小雁塔[见注1] 在今西安城南三里，唐时亦在长安城中者也，寺创建于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而塔则景龙中（公元707-709年），宫人率饯所立，寺中现存之唯一唐代建筑也。塔平面正方形，初层广约十一米余（第27图），塔十五级，立于广台之上（第28图）。今顶上二三层檐毁坏已甚，仅余十三级，每层叠涩出檐。塔身表面无任何雕饰，唯各层檐下之斜角牙砖两层及南北两面圆券门破其平素。各层塔身，高广均递减，愈上愈促，故塔全部轮廓呈现秀丽畅快之卷杀，与前举三例迥异其趣，塔前面门廊乃清代修葺时所加建，塔内室方约四点一米，其内部各层楼板原亦以木构成，今全毁，不可登临校注[9]。
嵩山法王寺塔[6] 相传寺创始于汉明帝朝，与白马寺同时建立，确否无由证实。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曾建舍利塔。今寺内殿宇，皆明清以后所建。寺北十五层砖塔，平面正方形。内辟方室，直通顶部，塔高四十米余，下部塔身高瘦，其上叠涩出檐十五重，全部轮廓卷杀如小雁塔，秀丽玲珑。塔无年代铭刻，就形制论，当与小雁塔约略同时。
云居寺石塔[7] 河北房山县云居寺有南北二塔，均为辽代遗物，北塔台基四隅各立小石塔一，均盛唐物也。四塔形制大致相同。平面方形，共七层，初层塔身较高，其上出石板檐，作叠涩状，以上各层塔身极矮，各檐向上递减，卷杀显著。盖与小雁塔法王寺塔同属一型而以石建者也。第一层正面辟方门，其上饰以浮雕宝珠形券面，两侧金刚挟卫，为此式石塔之通常作风。
昆明慧光寺塔[8] 俗称西寺塔。平面正方形。台基三层，饰以间柱及壶门牙子。塔身，方广约七米，南面辟一门至塔心小室，小室直通塔顶，各层楼板及扶梯已毁。塔身以上，外部叠涩出檐十三重。塔身卷杀至最上数层骤紧，故其轮廓呈现之曲线较豫陕诸塔略为紧拙。关于塔之年代，传说不一。考昆明之肇始，乃唐代宗时南诏主创建之柘东城，寺塔之建，当以唐末为最近可能。大理崇圣寺塔亦属此型，年代亦约略相同。两者均经后世屡次修葺者也。
灵崖寺慧崇塔[见注1] 自唐以来，高僧墓塔之留存至今者颇多。前述玄奘塔即其一例也。然其较通常之型式，则多为单层之小塔。山东长清县灵崖寺慧崇塔，建于贞观中。塔全部石造平面正方形（第29图）。正面辟方门，外饰以圆券，券面刻作火焰或宝珠形，侧面亦作门形，但作假门扇，其上安门钉。塔身上叠涩出檐，其上更有极矮塔身一层，亦叠涩出檐，故全塔呈现单层重檐之状。顶上置须弥座，山华蕉叶，以承仰覆莲及圆珠形塔顶。
净藏禅师塔[见注6] 在河南登封县城西北十二里会善寺。寺本北魏孝文帝离宫，至隋改今名。净藏禅师以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殁于此寺，塔之建造至迟恐不出数年之外。塔平面作等边八角形，内辟八角小室。塔全部砖造，下为高基，崩毁殊甚，难辨原形。塔身各隅，砌成倚柱，露出五面，当为八角柱也，柱下无础，上施把头绞项作斗拱，角上与批竹耍头相交于栌斗口内。柱头上施阑额，额上施人字形补间铺作。塔身正面辟圆券门，左右两侧则作门扇形，隐出门钉，背嵌铭石一块。其四隅面侧作成直棂窗形，塔身以上，叠涩出檐，然甚残破。屋顶之上则置须弥座，八角砌成山华蕉叶形。更上则为平面圆形之须弥座一层，上施仰莲。最上则为石制仰覆莲座及火焰宝珠（第30、31图）。
隋唐现存佛塔平面均四方形。北魏虽有佛光寺六角塔及嵩岳寺十二角塔，然为两孤例。辽宋以后八角形虽已成为佛塔平面之最通常形式，然在唐代则仅此一例而已。
同光禅师塔[见注6] 在河南登封县少林寺，建于大历六年（公元771年），与慧崇塔同型之砖塔也。平面亦正方形。唯正南辟门。塔身上叠涩出檐,顶上须弥座两层,下层正方,上层八角菱形,以承平面圆形之石仰覆莲及宝珠顶。唐代墓塔类此者颇多。
唐太宗昭陵[9] 在陕西醴泉县西北五十里，因九嵕山为陵。按长安志图说，周垣两重，前建献殿，陪葬诸王公主嫔妃功臣一百余人。刻番酋十四人像，并所乘六骏之形于北阙下。今六骏尚存，其四在西安陕西省立图书馆，其二在美国彭省大学博物馆，乃唐代雕刻之精品也。唯陵之建筑，今无存者。
唐高宗乾陵[见注1、9] 在陕西乾县北五里，因梁山为陵。亦周垣两重；内垣四面辟门，四隅为角楼。陵前双阙，石狮石马，番酋六十四人像，又建祠堂，绘朝臣六十人画像。今石人石兽尚存，为唐代雕刻精品。
武氏顺陵[见注1] 武后为其父武士彟营陵墓于咸阳，号曰顺陵，陵前石麒麟及石狮等，为陵地现存唯一遗物，雕刻极精。
赵县安济桥[10] 隋唐以来桥梁之年代确实可考者极少。河北赵县安济桥，不唯确知为隋（公元581-618年）匠李春所造，且可称为中国工程界一绝。桥在城南五里洨水上，仅一石券，横跨三十八米之大距离，桥两端撞券部分各砌两小券，作成空撞券。此法在欧洲初见于法国南部Ceret--十四世纪之桥上，其在近代工程，则至一九一二年始应用之。李春此桥则较欧洲此式之桥尚早八百年。亦我国现存最古之桥也（第32-34图）。
间接资料唐代绘画雕刻中所见关于建筑之资料，颇多足供参考。
一、敦煌壁画 敦煌窟壁之画及密室中发现画卷中，多净土变相，以殿宇楼阁为背景，可作为唐代之理想建筑图，其各部细节，亦描画逼真。总计壁画中所绘建筑类型，有殿堂，楼阁，门楼，角楼，廊亭，围墙，城郭，塔寺等。而此诸建筑物间之联系，其平面布置，亦可借窥大略（第35图）。
二、大雁塔门楣石画刻 塔初层西门券内半圆形楣石刻释迦说法图，画佛殿五间，立于阶基之上，翼以回廊。其阶基踏步作东西阶；斗拱为双杪，补间铺作用人字形斗拱，檐缘瓦吻，描画均极忠实。为研究唐代建筑极重要文献（第26图）。
三、石窟浮雕 龙门唐代石窟之雕凿者，对于建筑似毫不注意，故诸窟龛鲜有建筑意识之表现。然在四川多处摩崖，则有雕西方阿弥陀净土变相，以楼阁殿宇为背景者，如夹江县千佛崖，大足县北崖佛湾，乐山县龙泓寺千佛崖皆其例也。其中尤以龙泓寺为富于建筑趣味[11]，其龛内所刻建筑，中央为殿堂二层，具平坐，上覆四注顶。右左翼以三层建筑，其第二层中央作龟头屋，以山面向外。再次两侧壁，则为下石上木，如日本所谓多宝塔之建筑物。此五层建筑之上层，则联以阁道，覆以廊屋，其斗拱额柱各部细节均逼真实物，为当时建筑之忠实模型（第36图）。
此种间接资料，为介乎文献与实物间之可贵资料，对于部分细节，价值尤高，在特征分析节内，当再详论之。
[1] 著者测绘。
[2] 刘敦桢、梁思成等测绘。
[3] 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记。
[4] 《宋高僧传》二十七。
[5]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著者《正定调查纪略》。
[6]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四期，见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
[7] Siren O.，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rt：Architecture.
[8]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刘敦桢《云南之塔幢》。
[9] 《长安志》。
[10] 《赵县大石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
[11] 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
校注[5] 此窟廊现查明建于北齐皇建元年（公元560年）。
校注[6] 据《卢舍那像龛记》说"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解放后，已在龙门西山南平地上发现寺遗址。而像龛上所留卯孔为后代所凿，故多破原像背光之处。
校注[7] 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期。
校注[8] 解放后发现五台山东冶镇李家庄南禅寺大殿,建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早于此殿75年。
校注[9] 此塔于1966年重修，塔内楼板已补配。
第三节 隋·唐之建筑特征[1]
一 建筑型类
隋、唐建筑实物之现存者，就型类言，有木构殿堂、佛塔、桥、石窟寺等物。其中石窟寺本身少建筑学上价值。此外尚有钟楼之一部分，亦因不全，不得作一型类之代表物。但在间接资料中，则可得型类八九种，以资佐证。在史籍中亦可得一部分之资料也。
城市设计 隋、唐之长安与洛阳，均为城市设计上之大作。当时雄伟之规，今虽已不存，但尚有文献可征（第18 图）。隋文帝之营大兴城（长安），最大之贡献有三点：其一，将宫殿，官署，民居三者区域分别，以免杂乱而利公私；又置东西两市，以为交易中心。其二，将全城以横直街分为棋盘形，使市容整齐划一。其三，将四面街所界划之地作为坊，而其对坊之基本观念，不若近代之block，以其四面之街为主，乃以一坊作为一小城，四面辟门，故言某人居处，不曰在何街，而曰在何坊也。街道不唯平直，且规定百步、六十步、四十七步等标准宽度焉。顾炎武言："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见注1]。唐代建置之气魄，可以见矣。
平面布置 唐代屋宇，无论其为宫殿，寺观或住宅，其平面布置，均大致相同，故长安城中佛寺道观等，由私人"舍宅"建立者，不可胜数。今唐代建筑之存在者，仅少数殿宇浮图，无全部院庭存在者，故其平面布置，仅得自敦煌壁画考之。
唐代平面布置之基本观念为四周围墙，中立殿堂。围墙或作为回廊，每面正中或适当位置辟门，四角建角楼，院中殿堂数目，或一或二三均可。佛寺正殿以前亦有以塔与楼分立左右者，如敦煌第一一七窟五台山图中，"南台之寺"，其实例则有日本奈良之法隆寺。在较华丽之建置中，正殿左右亦有出复道或回廊，折而向前，成凵字形，而两翼尽头处更立楼或殿者，如大明宫含元殿"夹殿两阁，左曰翔鸾阁，右曰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及敦煌净土变相图及乐山龙泓寺摩崖所见。
殿堂 唐代殿堂，承汉魏六朝以来传统，已形成中国建筑最主要类型之一。其阶基，殿身，屋顶三部至今日仍为中国建筑之首身足。其结构以木柱构架，至今一仍其制。殿堂本身内部，少分为各种不同功用屋室之划分，一殿只作一用。即有划分，亦只依柱间间隔，无依功用，有组织，如后世所谓平面布置也。
楼阁 二层以上之建筑，见于唐画者甚多。通常楼阁，下层出檐，上层立于平坐之上，上为檐瓦屋顶，又有下层以多数立柱构成平坐，而不出檐者，或下部以砖石为高台，台上施平坐斗拱以立上层楼阁柱者。然此类实物今无一存焉。
佛塔 现存唐代佛塔类型计有下列三种：
（一）模仿木构之砖塔 如玄奘塔，香积寺塔，大雁塔，净藏塔之类。各层塔身表面以砖砌成柱额斗拱乃至门窗之状，模仿当时木塔样式，其檐部则均叠涩出檐，又纯属砖构方法。层数自一层至十三乃至十五层不等。
（二）单层多檐塔 如小雁塔、法王寺塔，云居寺石塔之类。下层塔身比例瘦高，其上密檐五层至十五层。檐部或叠涩，或刻作椽瓦状。
（三）单层墓塔 如慧崇塔，同光塔之类。塔身大多方形，内辟小室，塔身之上叠涩出檐，或单檐或重檐，即济南神通寺东魏四门塔型是也。如净藏塔亦可属于此类，但塔身为木构样式。
现存唐代佛塔特征之最可注意者两点：
（一）除天宝间之净藏禅师塔外,唐代佛塔平面一律均为正方形；如有内室亦正方形。
（二）各层楼板扶梯一律木构，故塔身结构，实为一上下贯通之方形砖筒。除少数实心塔及仅供佛像不能入内之小石塔外，自北魏嵩岳寺塔以至晚唐诸塔，莫不如是。凡有此两特征之佛塔，其为唐构殆可无疑矣。
除上举实物所见诸类型外，见于敦煌画之佛塔，尚有下列四种：
（一）木塔 与云冈石窟浮雕及塔柱所见者相同，盖即"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之原始型华化佛塔也。
（二）多层石塔 为将多数"四门塔"垒叠而成者。每层塔身均辟为圆券门，叠涩出檐、上施山花蕉叶。现存实物无此式，然在结构上则极合理也。
（三）下木上石塔 下层为木构，斗拱出瓦檐。其上设平坐，以承上层石窣堵坡。其结构违反材料力学原则，恐实际上不多见也。
（四）窣堵坡 塔肚部分或为圆球形或作钟形。现存唐代实物无此式。
城郭 敦煌壁画中所画城郭颇多，似均砖甃。城多方形，在两面或四面正中为城门楼，四隅则有角楼，均以平坐，立于城上。城门口作梯形"券"，为明以后所不见。城上女墙，或有或无，似无定制。
桥梁 唐代桥梁，至今尚无确可考者。敦煌壁画中所见颇多，均木造，微拱起，旁施勾栏，与日本现代木桥极相似。至于隋安济桥，以一单券越如许长跨，加之以空撞券之结构，至为特殊，且属孤例，不可作通常桥型论也。
二 细节分析
阶基及踏道 唐代阶基实物现存者甚少，大雁塔、小雁塔及佛光寺大殿虽均有阶基，然均经后代重修，是否原状甚属可疑。墓塔中有立于须弥座上者，然其下是否更有阶基，亦成问题。敦煌壁画佛塔均有阶基，多素平无叠涩；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阶基亦素平，其下地面且周以散水，如今通用之法。阶基前踏道一道，唯雁塔楣石所画大殿则踏道分为左右，正中不可升降，即所谓东西阶之制。
平坐 凡殿宇之立于地面或楼台塔阁之下层，均有阶基；但第二层以上或城垣高台之上建立木构者，则多以平坐斗拱代替阶基，其基本观念乃高举之木构阶基也。玄宗毁武后明堂，"去柱心木，平坐上置八角楼"，此盖不用柱心木建重楼之始，为结构法上一转捩点殊堪注意。敦煌壁画中楼阁城楼等皆有平坐。然实物则尚未见也。
勾栏 阶基或平坐边缘之上，多有施勾栏者。自北魏以至唐宋,六七百年间,勾栏之标准样式为"钩片勾栏",以地栿,盆唇,巡杖及斗子蜀柱为其构架,盆唇地栿及两蜀柱间以L 及1 形相交作华板。敦煌壁画中所见极多。其实例则栖霞山五代舍利塔勾栏也。
柱及柱础 佛光寺大殿柱为现存唐柱之唯一确实可考者。其檐柱内柱均同高；高约为柱下径之九倍强。柱身唯上端微有卷杀，柱头紧杀作覆盆状。其用柱之法，则生起与侧脚二法，皆极显著，与宋营造法式所规定者约略相同。
砖塔表面所砌假柱，大雁塔与香积寺塔均瘦而极高；净藏塔之八角柱则肥短。大雁塔门楣石所画柱亦极瘦高，恐均非真实之比例也。
唐代柱础如用覆盆，则有素平及雕莲瓣者。
门窗 佛光寺大殿门扇为板门，每扇钉门钉五行；门钉铁制，甚小，恐非唐代原物。慧崇塔、净藏塔及栖霞寺塔上假门亦均有门钉，千余年来，仍存此制。
佛光寺大殿两梢间窗为直棂窗，净藏塔及香积寺塔上假窗，亦为此式，元明以后，此式已少见于重要大建筑上，但江南民居仍沿用之。
斗拱 唐代斗拱已臻成熟极盛。以现存实物及间接材料，可得下列六种：
（一）一斗 为斗拱之最简单者。柱头上施大斗一枚以承檐椽,如用补间铺作,亦用大斗一枚。大雁塔、香积寺塔之斗拱均属此类。北齐石柱上小殿,为此式之最古实物。
（二）把头绞项作（清式称一斗三升） 玄奘塔及净藏塔均用一斗三升。玄奘塔大斗口出耍头，与泥道拱相交。其转角铺作则侧面泥道拱在正面出为耍头；其转角问题之解决甚为圆满。柱头枋至角亦相交为耍头。净藏塔柱头之转角铺作，则其泥道拱随八角平面曲折，颇背结构原理。其大斗口内出耍头，斜杀如批竹昂形状。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两侧回廊斗拱则与玄奘塔斗拱完全相同。
（三）双杪单拱 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柱头铺作出双杪，第一跳偷心，第二跳跳头施令拱以承橑檐椽。其柱中心则泥道拱上施素枋，枋上又施令拱。拱上又施素枋。其转角铺作，则角上出角华拱两跳，正面华拱及角华拱跳头施鸳鸯交手拱，与侧面之鸳鸯交手拱相交。此虽间接资料，但描画准确，其结构可一目了然也。
（四）人字形及心柱补间铺作 净藏塔前面圆券门之上以矮短心柱为补间铺作，其余各面则用人字形补间铺作。大雁塔门楣石所画佛殿则于阑额与下层素枋之间安人字形铺作，其人字两股低偏，而端翘起。上下两层素枋之间则用心柱及斗。现存唐宋实物，无如此者，但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则用上下两层心柱及斗，与此画所见，除下层以心柱代人字形铺作外，在原则上属同一做法。
（五）双杪双下昂 何晏《景福殿赋》有"飞昂鸟踊"之句，是至迟至三国已有昂矣。佛光寺大殿柱头铺作出双杪双下昂，为昂之最古实例。其第一第三两跳偷心。第二跳华拱跳头施重拱，第四跳跳头昂上令拱与耍头相交，以承替木及橑檐榑。其后尾则第二跳华拱伸引为乳栿，昂尾压于草栿之下。其下昂嘴斜杀为批竹昂，敦煌壁画，所见多如此，而在宋代则渐少见，盖唐代通常样式也。转角铺作于角华拱及角昂之上，更出由昂一层，其上安宝瓶以承角梁，为由昂之最古实例。
（六）四杪偷心 佛光寺大殿内柱出华拱四跳以承内槽四椽栿，全部偷心，不施横拱，其后尾与外檐铺作相同。
木构斗拱以佛光寺大殿为最古实例。此时形制已标准化，与辽宋实物相同之点颇多，当于下章比较讨论之。
构架 在构架方面特可注意之特征有下列七点：
（一）阑额与由额间之矮柱 大雁塔石楣石所画佛殿，于柱头间施阑额及由额，二者之间施矮柱，将一间分为三小间，为后世所不见之做法。
（二）普拍枋之施用 玄奘塔下三层均以普拍枋承斗拱。最下层未砌柱形，普拍枋安于墙头上。第二第三两层砌柱头间阑额，其上施普拍枋以承斗拱。最上两层则无普拍枋,斗拱直接安于柱头上。可知普拍枋之用,于唐初已极普遍,且其施用相当自由也。
（三）内外柱同高 佛光寺内柱与外柱完全同高，内部屋顶举折，均由梁架构成。不若后代将内柱加高。然佛光寺为一孤例，加高做法想亦为唐代所有也。
（四）举折 佛光寺大殿屋顶举高仅及前后橑檐枋间距离之五分之一强，其坡度较后世屋顶缓和甚多。其下折亦甚微，当于下章与宋式比较论之。
（五）明栿与草栿之分别 佛光寺大殿斗拱上所承之梁皆为月梁，其中部微拱起如弓，亦如新月，故名。后世亦沿用此式，至今尚通行于江南。其在此殿中，月梁仅承平暗之重，谓之明栿。平暗之上，另有梁架，不加卷杀修饰，以承屋盖之重，谓之草栿。辽宋实物亦有明栿以上，另施草栿者，明清以后，则梁均为荷重之材，无论有无平暗，均无明栿草栿之别矣。
（六）月梁 《西都赋》有"抗应龙之虹粱"，谓其梁曲如虹，故知月梁之用，其源甚古。佛光寺大殿明栿均用月梁，其梁首之上及两肩均卷杀，梁下中■，为月梁最古实例。其形制与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大致相同。
（七）大叉手 佛光寺大殿平梁之上不立侏儒柱以承脊榑，而以两叉手相抵，如人字形斗拱。宋辽实物皆有侏儒柱而辅以叉手，明清以后则仅有侏儒柱而无叉手。敦煌壁画中有绘未完之屋架者,亦仅有叉手而无侏儒柱,其演变之程序,至为清晰。
藻井 佛光寺大殿平暗用小方格，日本同时期实物及河北蓟县独乐寺辽观音阁平暗亦同此式。敦煌唐窟多作盝顶，其四面斜坡画作方格，中部多正形，抹角逐层叠上，至三层五层不等。
角梁及檐椽 佛光寺大殿角梁两重，其大角梁安于转角铺作之上，由昂上并以八角形瘦高宝瓶承托角粱、角梁头卷杀作一大瓣，子角梁甚短，恐已非原状。大雁塔楣石所画大殿角梁不全。其下无宝瓶等物，亦不知有无子角梁也。
佛光寺大殿檐部只出方椽一层，椽头卷杀，但无飞椽。想原有檐部已经后世改造，故飞椽付之缺如。至角有翼角椽，如后世通用之法，大雁塔楣石所画，则用椽两层，下层圆椽，上层方飞椽，有显著之卷杀。椽与角梁相接处不见有生头木之使用。
砖石塔多用叠涩檐。其断面线多■入少许，实为一种装饰性之横线道。石塔亦有雕作椽瓦状者，河北涞水县唐先天石塔及江宁栖霞寺五代石塔皆此类实例也。
屋顶 除佛光寺大殿四阿顶一实物外，见于间接资料者，尚有九脊、攒尖两式，"不厦两头"则未见，然既见于汉魏，亦见于宋元以后，则想唐代不能无此式也。九脊屋顶收山颇深，山面三角部分施垂鱼，为至今尚通用之装饰。四角或八角形亭或塔顶，均用攒尖屋顶，各垂脊会于尖部，其上立刹或宝珠。
瓦及瓦饰 佛光寺大殿现存瓦已非原物，故唐代屋瓦及瓦饰之形制，仅得自间接资料考之。筒瓦之用极为普遍，雁塔楣石所见尤为清晰，正脊两端鸱尾均曲向内，外沿有鳍状边缘，正中安宝珠一枚，以代汉魏常见之凤凰。正脊垂脊均以筒瓦覆盖，其垂脊下端微翘起，而压以宝珠。屋檐边线，除雁塔楣石所画，至角微翘外，敦煌壁画所见则全部为直线，实物是否如此尚待考也。
雕饰 雕饰部分可分为立体、平面两种：立体者为雕塑品，平面者为画、屋顶雕饰，仅得见于间接资料，顷已论及。石塔券形门有雕火珠形券面者，至于平面装饰，最重要者莫如壁画。《历代名画记》所载长安洛阳佛寺道观几无无壁画者，如吴道子、尹琳之流，名手辈出。今敦煌千佛洞中壁画，可示当时壁画之一般。今中原所存唐代壁画，则仅佛光寺大殿内拱眼壁一小段耳。至于梁枋等结构部分之彩画，则无实例可考校注[10]。天花藻井及壁画边缘图案，则敦煌实例甚多，一望而知所受希腊影响之颇为显著也。
发券 发券之法，至汉已极通行，用于墓藏，遗例颇多。但用于地面者，似尚不甚普遍。至于发券桥，最古纪录，有《水经注》条七里涧之旅人桥，"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实物之最古者厥唯赵县大石桥，其砌券之法，以多道单独之券，并列而成一大券，而非将砌层与券筒中轴线平行，使各层间砌缝相错以相牵济者（第33 图）。此桥之券固与后世之常法异，然亦异于汉墓中所常见，盖独出心裁者也。至于券圈之上另加平砌之仗，自汉以来，已成定法，大石桥亦非例外，直至清代尚遵循此制。
[l]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
校注[10] 1954 年已发现佛光寺大殿梁、枋、平暗等多处尚存唐代赤白装彩画。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