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
中国地势和地形特点：中国处于世界最大的亚欧大陆的东部，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国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自西向东形成三个落差显著的阶梯状：第一个阶梯是西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第二个阶梯是青藏高原往东往北，海拔都在2000米至1000米以下，这里分布着云贵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汾河谷地等。第三个阶梯则是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一线以东及云贵高原东缘以东的中国东部地区，其平均海拔低于500米，滨海地带更低于50米。
（地势最高的是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历史上，曾居住过吐蕃和羌人。云贵高原——崇山峻岭，地势复杂，是古代所谓“西南夷”杂居的地区。四川盆地——西南夷（南）；古巴人、氐人、羌人（北）；汉人（盆地中央）。黄土高原地带——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蒙古高原——一个草原、沙漠、戈壁交错的地带，历来也是北方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地带的要冲。山西高原——历来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
中国地理的整体性特征：作为亚欧大陆的一部分，中国地理面积差不多与整个欧洲一样大。虽然地形复杂多变，但不失大陆的整体性。首先是众多的河流犹如血脉一样，将大陆广大的地区连系在一起。其次是地理通道四通八达，形成了便利的交通。
气候变化大势：中国大部分地区属温带气候，广大的东部地区又处在季风气候区内，四季分明，降雨量呈明显的季节性；灾害性气候也不少，旱灾特重，其次是洪涝，以及与此相关的蝗灾病虫害等等。著名学者竺可桢指出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大势是又暖变冷。他将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大的时期：温暖期（前3000-前1100）、寒暖交错期（前1100-1400）、寒冷时期（1400-1900）、“仪器观测期”（1900- ）
关中及晋北地区的地位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关中及晋北地区的地理位置在中国显得十分重要。关中地区是四塞之地，黄河在它的西、北、东三面环绕，南面是秦岭山脉，西北有六盘山、贺兰山，北有阴山山脉、东有吕梁山脉及潼关之固，此地还有泾水、渭水流过，真可谓沃野千里，山河表里。而且此地有富裕的经济后方，有方便的交通，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这里建都，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晋北地区坐落在山西高原上，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据说尧舜时期就在谷地的偏南地区建立过都城。而晋北地区又与蒙古高原相连接，是内迁的北方民族进
入中原地区的要路，再加上太行山脉的某些断裂处又可以直通华北地区，所以历来就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总之，正因为关中及晋北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的重要，不仅使大量的人群聚集在这里，而且又使便利的交通让各地域之间进行相互的文化交流，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广阔地域的人群众多：中国大陆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统一，地域广阔的大陆又一定是个人群林立的世界；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家国社会的建立，正以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为前提。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大地域上人口构成多族群的特点。在中国，战争是有的，但最终古代文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合与融会。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着它独特的文明形态和文化方向。
“天下”观念：“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
地缘特征与文化命运：自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就一直存在着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这些北方的少数民族从文献记载看，最早的人群是猃狁，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等。这些民族除满族外，基本上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高原主人的。在中原政治兴旺时，它们逡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王朝政治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入主中原，造成中原固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在短暂的停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二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虽然这样的反复，已经有许多次，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中原文化在一直带动着各地域文化的同步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地理的历史舞台与文化的悠久：广阔的地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可姿回旋的舞台。每当遇到北方边地民族大举南进的时候，中原文化人群都有一个南国作为他们的后方。因此每当北方进入民族融合的时候，南方则进入开发的高潮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南北对峙：南方的经济高潮与北方的剧烈的民族融合同时并举，构成了南北不同的历史景观。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时充当着这对峙的文化高潮的两大历史舞台。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从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大势。广阔的回旋舞台，是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前提条件之一。
中国自然区域的现代地理学划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
古代的“九州”：冀州（西河以东，东河以西）、兖州（古济水、黄河之间）、青州（渤海、泰山之间）、徐州（黄海、泰山、淮河之间）、扬州（淮河以南、大海以西）、荆州（荆山以南、衡山以北）、豫州（荆山以北、黄河以南）、梁州（华山以南、怒江以东的汉中、四川盆地）、雍州（西河以西、黑水以东）。[《尚书》之《禹贡》篇]
形成地域文化的几个因素：（1）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质量和状态；（2）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3）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与其他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4）典范人物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带出特定地域的文化特色。
先秦时期几个重要文化区域：先秦时期，是区域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源于齐鲁的儒家文化，源于三晋的法家文化，源于南楚的道家与楚辞文化，后来经过汇集融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干。
秦汉时期农业与农牧交错区的大致界线：司马迁把当时的“天下”划分为四大基本经济区：“山西”（关中）地区、山东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农牧交错地带、江南地区。（《史记。货殖列传》）
唐初南方文化状况的概观：唐朝初年，南方的情况已有较大的改观。丹阳、毗陵、吴郡等地，已经属于开化之地。岭南二十余郡，已经有南海、交趾等荟萃一方的人文、物产的都会。
地域文化几方面的作用：地域文化是正统文化的资源。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可以产生文化的典范人物、典范著述，从而推进正统文化，并作用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的国家，有时也面临着各种深度的灾难，我们的文化从未断绝，地域性的保存之功实在不小。
古代起到保护环境作用的措施：（1）农忙季节，不征调百姓服役，以保证粮食的丰收；（2）在大池塘捕鱼，不用过密的鱼网，以保护鱼类繁殖。而一些大规模的狩猎活动，一般都安排在秋季进行，也是为了保护兽类的繁殖；（3）砍伐树木要按一定的时候砍伐，朝廷甚至禁止擅自砍伐山林，并把山岭资源归王朝所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森林不受滥砍滥伐的伤害；（4）皇家大量修建大规模的园囿和灵寝，也对保护环境起了相当的作用；（5）由政府提倡和领导的植树造林运动，使全国进行大面积绿化；（6）
在西北地区广建牧马的场地，使唐朝中期以前的黄土高原地区有良好的植被状态。
古代利用自然的成就：一是土地的开垦，二是水利的兴修，三是运河的开凿。
黄河、淮河由利变害的
原因：黄河中上游地区森林被砍伐，牧场被开垦成耕地，自然植被破坏严重。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一些湖泊渐趋淤塞，而最终导致它们淤平的是黄河挟带的大量的泥沙。没有这些湖泊的吞吐作用，黄河的为害更加严重。到了明清以后，黄河夺淮入海，造成了淮河流域的大灾难；而淮河在此以前，一直是一条河床很深便于航运的“利河”。明清统治者片面地保护大运河交通，不从根本上对黄、淮加以治理，最终酿成更大的灾害。长江、黄河以及淮河越来越大的为害，都与片面的重农思想有关。黄河由母亲河变为灾难河，固然与自然方面气候变冷、植被不易恢复有关，但无视自然规律“自作孽”的人为因素还是更主要的。
方志时期：因为明清两代我国多数地方都有了方志，对区域性的气候做了更为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认识各种异常气候所引起的灾害很有帮助。所以，竺可桢把从公元1400到1900年的第三个大的气候时期称为“方志时期”。方志时期又称寒冷时期。
仪器观测期：因为自1900年以后直到现在，有了测量温度及气象观测的仪器，所以，竺可桢把此一时期称为“仪器观测期”。
地缘：此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它指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
通漕四渠：指的是以宋都汴京为中心开凿的四条用于漕运的人工运河，即汴河（或称通济渠）、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创始与奠基
（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泉）
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大约结束于距今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长达五六千年之久。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原始农业的出现、陶器的制造、磨光石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村落的出现、氏族制度的形成等。新石器文化遍布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和东南、西南及华北、东北各地。其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大时期，即仰韶文化以前时期、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
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是河南省滢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以彩陶文化最为著名。
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以黑陶文化最为著名。
三大文（明）化成就：农业、制陶和石器的磨制与钻孔，是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明成就。
三皇五帝的传说：“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三皇”人物极不确
定，但他们的共同处都是文化的发明者。“五帝”的人物则有相当的确定性，他们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
羲和敬顺昊天：传说尧命羲和到四方去测量一年的四季的至点，将一年确定为366日，并“以闰月正四时”以便“敬授民时”。
敬授民时：在上古时期，人们是按着时节的序列敬奉上天的。日月星辰运行中任何反常现象，都会引起他们的恐慌。然而正式在对“天序”的尊奉、恭敬之中，却有着古代天文学科学实践活动。人们在虔诚的宗教心态下，包含着把握农时的努力。这就是“敬授民时”的本质。
夏、商、周的年代：夏，时间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历时近五百年；商朝始建于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11世纪中期，共历17世31王；周朝，公元前11世纪的中叶——
夏文化的重要特征是“遵命”、“近人”而“远鬼神”。
商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尊神”、“事鬼”，“先鬼后礼”。
西周王朝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在一个广大的地域上，在众多的人群中，粘平了他们各自的族姓界限，在相互融合中“孵化”出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中华民族的基干由此生成，后世一切统一家国社会的建立，都仰仗这一基础
分封制：西周建立后，把大批同姓贵族和异姓亲信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家，史称封建；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分封制。
分封制的实施有以下特点和意义：第一，作为一种制度，分封实际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生存的权利。第二，旨在维护王室的统治分封，实际形成的是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第三，分封制是一个激励历史创造力的制度。
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周人极端重视农业。但是考察周人的重农，他们不时仅把农耕当作简单的生产行为，而是赋予它某种“政道”的含义。周公赋予农耕活动两方面的政治含义：一是继承传统——稼穑之事是周家“王业”之所起，二是可以防止贵族像商朝的上层那样腐化。然而，农耕作为一种政道，还有它更深刻的内涵。所以，与周公的重农相应，《诗经》的《周颂》、《大雅》、《小雅》中，保存了大量农事典礼的诗篇，体现着西周农耕文化方向的选择。
百家争鸣的特点：百家争鸣横贯春秋战国，但也有前后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更像学者、教师，他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春秋时的思想家，老子像学者，孔子、墨子像老师）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更像辩士。所以前期的著作多是对老师或创始人思想的语录，后期则多争辩的论说。（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
重要几家的代表人物和各家思
想的特征：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儒学的文化背景是鲁国礼乐文明。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孔子的 “仁”和孟子的“仁政”，他们提倡积极入世的观点。
道家：重要人物有老子、庄子。老子的“无为”、“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齐物”，他们提倡追求个体精神解放的观点。
法家：在先秦明显分为前后两期。早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以及在楚国、秦国变法的吴起、商鞅等。早期“法”的精义是“尚公义”，主张建立普遍的法度，上约君，下约民，以一种公平的法度智力国家。后期法家的集大成人物是韩非子，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结合在一起，发展一套专门为君主权力斗争服务的法术之学。
墨家：墨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墨子的“兼爱”、“尚同”、“尚贤”、“节用”、“非乐”等。保护民利是墨子思想的主要倾向。它标志着私营劳动阶层已经开始有了思想的代言人。
阴阳家：战国时期的邹衍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五德终始”说。他以此解释朝代的变更，对当时的诸侯有很大的震骇作用。
名家（又称刑名家）：创始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邓析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和公孙龙、惠施的“离坚白”、“合同异”的争辩，都有很强烈的思辩色彩。它涉及的是事物的概念一实际（即“名”和“实”）的关系问题。
第二节 秦汉：统一王朝政治下的文化演变
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有三条：（1）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将家财在躲闪万以上的郡国豪富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之家迁往长安附近的皇陵地区；（2）任用酷吏，惩治那些地方的豪侠；（3）“内朝官”地位逐渐取代“外朝官”，皇帝剥夺了丞相的权力。
汉武帝时打击匈奴的几次战争：在汉武帝数十年对匈奴战争中，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收复河套地区的河南战役，元狩二年争夺河西走廊的河西战役，及规模最大的漠北战役。
西域：分狭义的西域和广义的西域两种。狭义的西域指新疆地区、天山南北，汉时分布着大小36个国家，文明水准相当高。广义的西域，除新疆外，还包括中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从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到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汉朝共用200余年的时间，打通了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着中外的文化。中国文化经西域传到中亚乃至欧洲，异域文化如音乐、舞蹈等大量传
来，特别是佛教的东传，更是打通西域最明显的结果之一。
打击匈奴的后果：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和战后对内附异族的大量赏赐，使王朝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引起内政的变化和内在矛盾的激发，甚至导致王朝的颠覆。
两汉边地民族持续内附，终于导致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
文景之治：西汉文帝、景帝年间，由于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是历史上小农少有的太平日子，史称“文景之治”。
独尊儒术：在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多信奉黄老之学，从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出发，实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策，这样的政治理念特别适宜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的现实。但当西汉国力强盛，“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就不适宜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要“兴太平”，就要制作礼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大兴繁文缛节的建置，而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所以，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察举制：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它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重学问。像汉代的晁错、董仲舒、公孙宏等皆出于此。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
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分封诸侯的做法彻底过时。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官员选拔的文化标准：两汉选官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有许多科目，其中以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其他科目还有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学问。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为，对化导社会以文化立身、以学问扬名，有着非常实在的作用。
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顾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以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向更腐败的地步堕
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的“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竿建立新朝。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士大夫阶层的养成：两汉独尊儒术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士族阶层的养成。从汉武帝开始儒学之士被提拔任用，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在这个阶层身上，有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有中国的政治，作为社会的清流显要，又对时代风尚施以重要影响。许多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与这个阶层有关。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在曲折中的演进
永嘉之乱：八王之乱时，成都王颖招引匈奴贵族刘渊作外援助战，刘渊就以“赴国难”的美名。长驱直入，攻城掠地，蹂躏中原。晋永嘉二年（308年），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永嘉五年，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
十六国：西晋之后，初期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且互相征伐、先后替代，共有十余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
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一般认为始于曹魏的何宴、王弼。他们倡导玄学，竞事清谈。清谈的内容是谈玄论道，剖析妙理，提倡放荡，是老庄思想的发展。但到稍后的嵇康、阮籍时，因他们极端厌恶司马氏以道德的“名教”欺世，于是标举“自然”大唱反调，在行为上更是放纵，不守礼法，为世人树立了一种名士形象。西晋立国后，一些清谈名士如向秀、郭象屈从于司马氏，著文否定嵇、阮的主张，使玄学完全变成了为西晋统治及门阀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
般若学：这是佛家“空宗”的理论，强调以“空观”看世界。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
涅槃学：涅槃意译为“圆寂”， 涅槃学主要讲成佛的问题，如何成佛，成佛的理据及成佛的阶段等。在中国，涅槃学的代表人物是道生。
《神灭论》：由佛教引起的争论。最富于观念色彩的是神灭论的争论。这场争论以范缜
《神灭论》最著名，在诸多争论中也最为激烈。
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实际上是曹魏以来皇权建立不合法理的恶果。八王之乱争夺皇权，弄到家族内部骨肉相残的地步，实在是政权的“继统”一事上失去了道德的表现。但继统问题的道德沦丧只是结果和表象，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的灭亡是必然的。
南朝士族政治及士族文化：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士族起家于两汉经学，而国家需要经学之士的原因在于平治天下。但因此起家的士族在魏晋之际却发生了转变。他们日益向虚旷的方面发展，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
开发江南的过程：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一般所谓的江南地区）开发的加快，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东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吴都建业成为繁华的都会。（江南大族阶层也随之出现）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南方的开发，为后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后方。
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魏晋之际，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从那时起，教义已经为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后期以涅槃学为主。
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
信佛，“偏于谈理”。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在北朝是寺院经济妨碍国家利益，在南朝则表现为义理的冲突）
南北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的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开发所至，也就是融合所至。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十六国时代许多政权的建立者，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就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政权就已经开始仿照汉族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立自己的国家体制，提倡文教。不能将北朝的民族融合简单地视为汉化，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胡化”。
“中国文化概论”笔记（4）
第四节 隋唐两宋：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
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是隋、唐朝廷行政机构。三省即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是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隋称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统称尚书，各司其职。
科举制：科举制是隋唐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新制度。大致分为制科和常科两类，制科有皇帝临时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官员和平民子弟都可参加。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等六科。其中进士一科要考经典、诗赋和时务策论，难度大、录取率低，中举后前程却好，所以特别受士子重视。
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1）尚武精神。唐朝精良的府兵以北方传统为背景。从北朝带来的尚武精神和能征善战的习性，是唐朝建立赫赫武功的重要原因。（2）开放的民族政策。（3）崇佛教与重诗文。
唐朝在民族关系上开放精神的体现及给北宋带来的影响：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心态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唐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东亚前所未有的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以及日益高涨的学习唐文化的运动。
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北方的辽、西北的夏，使它的边疆压力十分沉重。安史之乱及随后的藩镇拥兵自重，致使北宋王朝忌讳武人。外有并立的敌对政权，北宋不得不大量养兵；忌讳武将，又养就了一个庞大的食禄阶层。两者及其他奢侈浪费，造成北宋财政的
极度困难。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
两税法：中唐时期制定的赋役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杨炎的建议，颁布实施“两税法”，它以夏、秋两次征税而得名。其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了多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协调了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两税法的实施，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寿终正寝。后来两税法历代相沿，至名不改。
两税法的作用：不仅使唐王朝摆脱了经济困境，它还标志着一种王朝治国观念的改革，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影响至深。
中唐时期：从中唐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系明显变化。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文化正统的意识，一是更关注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
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一场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主要倡导者是韩愈、柳宗元，参加者有李翱、皇甫湜、刘禹锡、白居易等。其主旨是为了恢复和发扬先秦、两汉散文质朴流畅的传统，使散文更适宜于叙事、说理和抒情。因为先秦、两汉的时间比六朝更古，所以，文学史上称这次运动为“古文运动”。
新乐府运动：新乐府是一种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在中唐，经白居易、元稹的大力倡导下，加上李绅、王建、张籍等一批诗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一场规模不小的诗歌运动，史称“新乐府运动”。它以“但歌生民病”为宗旨，实际是有意恢复《诗经》和汉乐府开辟的文学传统。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在他担任宰相期间，企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大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以期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但由于保守派（旧党）的固执反对，新法推行迭遭阻碍，总的来说推行新法是失败的。
新党旧党的分歧：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征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
理学：理学是北宋兴起的一门学问。它以阐发孔孟学说中天道性命内容为主，讲究成贤成圣。理学代表人物在北宋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在南宋则有朱熹、陆象山。他们要复兴儒学，就是要从
精神的层次救败。像先秦儒家一样，他们承认人性中有道德的根源，这根源就本于创生万物的天地。成贤成圣就是要修养成一种成天地合一的“天地境界”。但这境界不是要出世，也不是要逍遥，而是像天地那样“曲成万物”，也就是本着一种大公精神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南方经济的高涨：（1）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在南方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进入全面开发耕地的时期”，显示着实行新税法对农业开发的刺激作用。中唐以后，水稻业、经济作物，还有盐业、矿冶业，南方都有长足发展。（2）生产的高涨一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在许多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和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都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发达起来的，是富甲一方的经济中心。
市井文化的兴起：城市不仅积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最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新文艺的兴起，最能观察当时社会文化之一斑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宋进入“黄金时期”。戏剧的发达同样令人瞩目。
第五节 元明清：中国文化的衰变期
色目人：这是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中的二等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北人、西域人乃至欧洲人。他们归顺蒙古人最早，所以，元朝政治深深打上了西域商人的烙印。
南人：这是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中的最低下的一等人，即四等人。南人就是南方最后被蒙古人征服的汉族和其他民族。
回回：它是元朝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相互学习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现在称回族。
孟德高维诺：孟德高维诺是13世纪末期意大利方济各会士。1291年他乘船到达中国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
八思巴：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的领袖，被忽必烈奉为国师，除“做佛事”，为皇帝及后妃传授佛戒外，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备皇帝咨询。朝廷又设宣政院，让八思巴管理全国佛教及西藏地区事务，加强了中原与西藏地区的联系。
儒户：元朝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儒户”。这是根据宗教派别划分出的户籍，与佛教、道教、穆斯林、景教、阴阳先生、萨满教巫师户等同等级，可以免除赋役。
元朝民族融合的
新特点：在元朝，原来辽、金统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为农业居民，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今天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各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基督教与穆斯林的传入：1291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乘船到达泉州，数年后又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先驱人物。另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也曾到达北京，在那里建立教堂，据载信教者高达三万余众，受洗者有六千人。
伊斯兰教在甘肃、新疆、云南及在北京等地的广泛传播，也是在元朝开始的。特别是甘肃、新疆一带，作为西域的一部分，那里曾经是佛教东传的地方，现在则变为穆斯林世界。
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地方设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省之下还有路、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元朝在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在北方的生产的恢复。蒙古人是在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伤害了这一势头。在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但元朝统治者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他们利用的商人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战利品”的掠夺行为。
利玛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明朝时进入中国传教。
徐光启：明朝著名科学家，有农学著作《农政全书》。
一条鞭法：它是明朝张居正实行税制改革的名称。内容是：把田赋、力役及其他众多杂税合成一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征收；简化手续。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
摊丁入亩：它是清朝的一种赋税制度。“丁”指丁银，即人头税，摊丁入亩即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税监：明朝万历皇帝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税监的起义。
朱元璋出身与明初政局的
关系：朱元璋是位下层农民出身的新朝皇帝，在他缔造明朝政治规制时，受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蒙古贵族政治的混乱给他的教训；一是他贫苦乡村生活所经历、见闻的官吏鱼肉小民之事，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前者使他极度专权，后者使他对官僚阶层极度地不信任；替农民做主，是贯穿朱元璋二十余年皇帝生涯的主导倾向，他是一个农民意识强烈的皇帝。有鉴于元朝宰相的专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和元以来的中书省。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将原中书省在地方上的权力分割为三，设主管地方行政的承宣布政使、负责监察的提刑按察使和负责军事的都指挥使。这影响了明朝乃至清朝政治。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东西方的相遇，是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西方人狂热的普救主义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特殊作用，因此继商人之后东来的是基督教士。（西方教士，明朝以利玛窦，清朝以汤若望、南怀人最为著名）除宗教典籍之外，大量西方天文、历算、物理方面的著述及钟表和天象仪器、火炮制造术传入中国。传教士的影响不仅在一般民众，也在士大夫阶层。在18世纪趋向高潮的中西交流中，西方世界受惠更大。在18世纪，西方形成过一个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中国的养蚕和陶瓷技术大约在1705年传到欧洲，此外还有大量的花草、树木品种。除此还有观念层面的内容。
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具体的表现是国家商税繁重；政治上腐败导致的经济上的以权谋私。
明清利用民间宗族关系加强统治的表现：明清两代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少皇帝在文化上都是泛道德主义者。一般的文教政策，是重儒教，表现在地方上就是特别注意将民间宗族组织与政权相结合，结果是专制精神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清两朝更看中宗族关系在社会治安、收取赋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清朝则大力提倡“移孝作忠”，利用宗族道德对普遍的民众进行控制。同时，族长权力也因政权的支持而变得牢固，其结果是朝廷的专制与宗族的专制联成一气。
王阳明：明代著名哲学家。因为他把“心”当作宇宙万物之本，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心学”。心学的宗旨是“心即理”、
“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就是说，只要注意自己的内心修养，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种理论，明中叶后影响很大。
文字狱：清朝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多发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朝的文字狱主要针对那些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物及著作，但《四库全书》编纂的进行，从搜集来的图书中
，他们发现了大量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东西，于是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文字狱更加残酷。文字狱使清朝的知识分子走向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中去了。
乾嘉学派：清朝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为使知识分子不问政治，走纯学术研究道路，让学者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考订、校勘、辑佚、注释，由此考据学大盛。这一工作在乾隆、嘉庆年间最兴盛，被称之为“乾嘉学派”。
明朝士大夫群体的分野及学术活动：明朝士人群落基本可以分为正统与非正统两大分野。此处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主要指生活道路和思想状态。生活道路上的正统派指那些走着唐宋以来科举仕途老路的群体；思想上的正统则或是信仰程朱或陆王之学的人士。非正统一流有不少也是仕途中人，区别的是他们不只在官场中兜圈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生产科技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还有一些文人处于下层，但不少了不起的文学、科技名著都完成于他们手中。道德意识浓重而又伴随着异端思想澎湃，是明代思想文化的明显特征。
清初三先生的思想与著作：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所以在明末清初有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三先生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孤臣孽子之心反思宋明以来的心性之学，反思整个中国历史，著有《船山遗书》。顾炎武曾长期到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其重文献考据的方法，为后来的清朝“乾嘉学派”奠定了基础。黄宗羲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在《原君》一文中，痛斥封建皇帝是万民痛苦之源，显示出可贵的民主色彩。
明清之际学风变化的原因：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以明末清初的
“三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再者，清王朝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但清朝学风的变化还有着学术史本身方面的原因。明朝的灭亡，教训了人们不能只是空谈性理，还应该博学以致用。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考据之风渐渐兴旺起来。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订、校勘、辑佚、辨伪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献。因为这样的工作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特别兴盛，所以称之为乾嘉学派。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对后代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