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金华陈丽华应瑞瑶
农业技术经济 2011年01期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由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由农村转移至城市。截至2008年底，中国农民工数量已达1.3亿（陈锡文，2009），占我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如何引导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顺利流向城市、融入城市是当前学术界亟须关注的问题。
“劳动力市场寻访”理论认为劳动力与工作岗位的匹配是这些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那托斯，2000）。而现实中很大一部分的农村劳动力并未经过市场搜寻却实现了外出就业。Grannovetter(1985)通过对美国劳动力市场调查研究发现就业信息的传递不是完全依靠市场来实现的，还有社会网络和政府（组织）行为。边燕杰(1999)通过调查发现天津居民使用社会网络来获得职业比例呈上升趋势。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不但没有减弱而且进一步加强了。蔡昉(2001)研究表明有65.8%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是靠亲缘和地缘关系获得工作信息，有75.4%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是靠这种途径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其所在的社会网络。《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2005)指出，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88%的农民工外出是通过亲友帮带和介绍的。我国特有的“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使得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一种根本的社会资源。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市场机制不够完善，政府职能还可能存在失灵的情况，社会网络作为与政府、市场并列的资源流动渠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张其仔，2000）。
本文在测度农村劳动力个体社会网络的基础上，试图从理论上阐明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基于对福建省3个市的498位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个体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二、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迁移的效应分析
从农村劳动力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其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是追求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也不例外。学者K.Syastark于1962年首先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劳动力转移行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认为劳动者个体是理性经济人，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原理和方法可以运用于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程名望，2007）。因此，农民进城务工和在家务农的两种选择行为也可以使用成本收益模型来进行分析，只有当农民认为进城务工所能获得纯收益高于在家务农的纯收益时，才会选择进城务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常将求职看做是劳动力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其假设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将劳动力看成纯粹的商品，企业是劳动力的需求方，求职者是劳动力的供给方，企业根据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其所支付的工资相符的原则决定是否雇佣劳动力；求职者通过比较闲暇和劳动的收益，依据效益最大化原则决定是否工作，最终由于工资的调节作用使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但是，这种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对现实世界的高度提炼和简化，实际上现实比理论假设复杂得多。我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地缘、亲缘、业缘等社会网络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决策。
社会网络一般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社会网络与社会规则、信任一起被认为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Putnam et al.,1993)，它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亲戚、朋友、同事或邻居等构成的关系网络。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都以“关系”作为核心，强调关系连接所能带来的资源。但是社会网络重结构，社会资本偏重关系的运行和关系运行所能获得的好处和利益（翟学伟，2009）。社会网络是一个强大、稳定的网络体系，它可以渗透到行政权力中，也可以渗透到市场交易中，给予人们在正规渠道无法得到的资源，它是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职业获得的重要渠道。1973年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强度》认为类似“寻找工作”的事情是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使劳动力与工作岗位得到匹配。他在该理论中强调在考察个人求职和就业的过程中不应该只将注意力放在“人力资本”上，个人的“社会网络”在求职和就业的过程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就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而言，社会网络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具体途径主要有：
1.社会网络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获得就业信息。能够获取就业信息是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的关键。就业信息一方面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给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多种选择，从而有利于农村劳动力从众多的选择中获得质量较高的就业岗位。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就业信息的获取需要付出成本。农村劳动力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就业信息，就可以获得对用人单位的比较全面真实的了解，从而降低求职风险；而用人单位也会因此对劳动力增加信任，这极大程度弥补了信息不对称的缺陷。
2.社会网络可以帮助农村劳动力节省工作搜寻成本。在我国现阶段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制下，社会网络的存在可以大大减少农村劳动力搜寻工作所耗费的成本和时间。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工作搜寻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网络节省了农村劳动力对信息甄别的时间和成本。在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上，往往充斥着大量的虚假或无用信息。这些信息如果由劳动力自己一一搜集然后加以判断，所花费的成本和时间将是巨大的。而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就业信息一般比较真实，从而省去了劳动力对信息甄别的时间和成本。第二，通过社会网络，农村劳动力可以直接和用人单位接触，降低工作搜寻成本，从而获得就业机会。即使农村劳动力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不能帮助他们获得工作，利用社会网络直接提供的信息同样可以降低其搜寻工作的“试错”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意愿。
3.社会网络的信号传递功能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被雇佣的概率。Spence Michael(1973)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有关雇员能力信息不对称问题。一般说来，教育的表现形式（文凭、培训经历以及工作年限等）可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区分雇员生产率的信号。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农村劳动力不太可能运用教育等向雇主传递自身能力的信号。对处于工作搜寻中的农村劳动力而言，通过已经找到工作的社会网络成员获得潜在的职位信息，仅仅是获取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雇主面对众多同质的农村劳动力求职者时难以判断和选择，很多时候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此时如果通过亲朋好友等社会网络资源向雇主推荐，以亲朋好友的信誉提供一种担保（诸如证明诚实可靠、吃苦耐劳以及为可能的失职负连带责任等）就显得相当重要。这种担保最终转化为农村劳动力的一种强信号，从而区别于其他求职者，最终有利于工作机会的获得。
4.社会网络可以节省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农村劳动力拥有的社会网络可以为他们在城市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正规组织机构尚未提供的实际帮助，从而降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生活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总体来说，社会网络给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帮助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先期进城务工的社会网络成员为初次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提供食宿等生活支援，帮助其适应新环境、融入城市；第二，有城市工作经验的社会网络成员向初次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传授有关工作经验、技能甚至提供一些资金帮助，以便初次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更好地发展；第三，在应对各种困难与风险方面，社会关系网络也会为其成员提供帮助和保护，如同乡之间在生病时互相照顾、在遇到困难时抱团应对等，在正式组织保障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关系网络是流动在外的劳动力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因此，这种一系列的帮助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意愿。
综上所述，一方面社会网络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在城市寻找工作的费用以及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从而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成本；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增加了被雇佣的机会，进而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收益。社会网络的这种效应通过改变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收益模型的变量和变量值进而影响其迁移决策。
三、社会网络的度量
在“个体社会网络”的研究领域，较为著名的有Flap(1986)、Burt(2000)和Lin(2001)，他们从个体网(Ego-centric Network)视角出发，探讨了以个体为中心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李树茁等(2008)认为测量个体社会网络的主要指标包括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个体的社会网络关系强度以及个体的社会网络异质性。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Size of Social Network)指的是构成一个社会网的成员数目，是衡量社会网络的最基本要素，是测量一个人社会资本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个体的网络关系强度(Strength of Ties)是衡量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重要概念，主要考察在个人需要帮助时能从其社会网络中得到帮助的人数以及这些人向需求者提供帮助的意愿强度(Flap,1986)。个体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指的是一个社会网络中所有成员（不包括自我）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相异性情况，主要包括职业差异和阶层地位差异（边燕杰，2004）。
基于学界已有文献，依据本研究需要，通过考察被调查者的讨论网和支持网络，对个体社会网络进行测度。通过询问“在过去半年里，您同哪些人讨论过你个人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来测量网络规模；以Grannovetter(1985)的人与人的关系划分为基础，根据被调查者与关系成员的关系来源把网络关系划分为家庭关系、亲缘关系、地缘与业缘等关系，进行网络名义强度的测量；进一步通过“您可以向哪些人借1万元救急钱？”来获得在被调查者需要帮助时获得帮助的难易程度，从而得到其网络关系的实际强度；最后，通过对被调查者的社会关系成员的所在行业、来源地及地位进行询问和整理获得社会网络的异质性。
本研究选择福建省的3个市（南平、宁德、泉州）进行实地抽样问卷调查，获取有效问卷498份，内容涉及已经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尚未转移（或者回流后）的农村劳动力的个体因素特征和社会网络因素等，并进行了测度（见表1）。
四、模型与变量
农村劳动力迁移实际上包含两个行为过程：(1)流向城市。农村劳动力是外出还是留守。(2)融入城市。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是继续留在城里还是回流。
依据已有理论与文献，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可表示为以下函数形式：
迁移=f（个人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社会网络）+ε
在劳动力“外出／留守”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基准方案为“留守”；在劳动力“回流／外出”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基准方案为“外出”。考虑到家庭收入与社会网络因素中的实际强度存在关系，所以在选取自变量时不考虑家庭收入。具体的影响因素：个人基本特征包括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变量；人力资本特征包括了健康水平、教育经历、培训经历等变量；社会经济特征包括了是否村镇干部、地区差异等变量。控制变量详见表2。
五、实证分析
（一）“外出／留守”模型的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表明，与女性劳动力相比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更高；年龄大小与劳动力外出成负相关关系，年龄越大的越可能留守(Glaeser,etc.2000)；此外，相对已婚农民而言，未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能性较高，原因可能在于未婚者留守农村的机会成本往往较高。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皆不显著。“网络规模”显著为正，这显示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信息和人情桥梁可能也较多，将占有更多的网络优势，更容易获得外出帮助，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高。“实际强度”显著为正，这表明社会网络关系的“实际强度”越强，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高，原因可能是农民工外出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亲友帮带和介绍，政府和市场在发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作用方面依然没有占据主导。“行业异质”显著为负，这说明行业异质越强，外出务工概率越低。可能的原因在于，就农民工而言其择业能力较弱，其社会网络中同行越多，越易于介绍工作；相反，其他行业的亲友越多，越不利于介绍到合适的工作。“地区异质”显著为正，这显示结交天南海北的朋友往往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开拓眼界、获取各地的就业信息，同时增强融入城市的适应能力。“地位异质”显著为正，可以认为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所处地位较低，其社会网络的地位异质性越强，往往意味着职位高于他的人数较多，这些社会资源往往有能力给他在城市里谋求工作。“名义强度”的估计参数不显著，表明关系的实际紧密程度往往更加重要，而名义关系的亲疏并无太大作用。
（二）“回流／外出”模型的估计结果
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行为也是一种竞争选择的结果，拥有较低的社会网络的农村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往往较高。估计结果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村劳动力越可能回流；此外，已婚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可能性较高，原因可能在于城市中子女上学、维持家庭生计等成本相对较高，已婚者可能倾向于回流。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皆不显著。“网络规模”显著为负表明网络规模越大其适应城市工作生活的能力越强，回流的可能性越低，越可能继续在外务工。“行业异质”显著为正，表明社会网络中同行越多，农村劳动力继续留在城里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地区异质”显著为负，说明地区异质性越大，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原因可能在于结交天南海北的朋友往往更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地位异质”显著为负，表明社会网络中地位异质性越强，回流可能性越小，继续在外务工的可能性越高。“实际强度”和“名义强度”对劳动力的回流没有显著影响。总体看来，“回流／外出”模型与“外出／留守”模型的估计结果的内在含义基本相同，社会网络越发达的农村劳动力越易于在城市谋得工作，并更好地融入城市（不回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测度了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名义强度”、“实际强度”、“行业异质性”、“地区异质性”、“职位异质性”等6个维度，认为除了“名义强度”之外，其他个人社会网络维度都对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和回流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可以认为个体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外出）、融入城市（不回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充分发挥并利用农村劳动力个体社会网络的作用，对促进劳动力转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社会网络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网络成员间高度的趋同性也不可避免地使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观念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要丰富农村劳动力的社会网络，更好地发挥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求农村劳动力自身要不断拓展社会网络，在巩固强关系的同时，通过与更多的弱关系交流提升就业观念，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建立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支持体系，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他们提供社会交往的平台，促使农民工更好地与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交往，构建融洽的社会交往方式，强化农村劳动力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推动城乡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体建议：(1)加强农村劳动力之间、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沟通，扩大农村劳动力的社会网络规模。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和维护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在群体中融合的重要原因。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为农村劳动力降低维护其社会网络的成本，如通过政策扶持、加强厂与厂之间的联谊、增加社区文体中心的建设等为农村劳动力的对外交流提供平台，从而改善农村劳动力的社会网络。(2)建立健全对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和谐网络。由于农村劳动力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往往容易出现“富者越富”以及孤立者越孤立的马太效应，政府应该进行重点帮扶，增加网络资源相对匮乏者的对外交往机会，并在其需要帮助时给予保障性支持，实现和谐网络的构建。(3)进一步扩大政府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方面的引导作用。政府要通过相关的公共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职业中介、工会、志愿者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与本地劳动力大量集聚区的就业管理部门建立信息传递，及时将信息提供给农民，给农民工提供帮助，加强对迁移网络的指导、管理，促进他们顺利就业。
作者介绍：胡金华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5 陈丽华 福建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福州 350001 应瑞瑶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21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