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永定
改革 1996年03期
一、经济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首先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生产要素一般可以分为三类：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任何生产过程都离不开这三大生产要素，但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中，它们的比例是不同的。不同的要素组合便构成了不同的技术：资本密集型技术、资源密集型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
如果在一个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的总量没有变但产出水平提高了，就说明生产效率提高了。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因素很多。它们包括技术进步、生产管理的改善、规模效益、资源转移（如由农业到工业的转移）、产业组织的改善和由于缩短工时所导致的效益提高等等。
经济学家对资本、土地、劳动和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进行了估算。美国经济学家索洛首先利用“余值法”对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估算。按这种方法，首先要确定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增加对人均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贡献。在确定了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之后，“剩余的”、无法用要素增加所解释的国民经济增长就被归结为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发现，自1909年到1947年，在美国增长了约一倍的人均总产值中，只有12.5%的增长可以用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增加（即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因而其余87.5%的增长应归功于技术进步。
在索洛之后，经济学家又应用总和要素生产率（或称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对不同国家各种增长源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作了更为翔实可靠的分析计算。总和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对所有要素投入（资本、土地和劳动）之比。根据总和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可以知道，经济增长率等于总和要素增长率与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首先对美国、西欧和日本总和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了估算。丹尼森发现，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中，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63%、80%和67%，明显高于资本、土地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度。在丹尼森的计算中，总和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又被进一步分解为知识进步对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独占鳌头；在西欧，规模经济的作用最大；在日本，知识进步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由于上述这类研究的结果，除了要素投入外，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技术进步或总和要素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据1993年出版的世界银行的一部研究报告，在香港、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泰国、新加坡等8 个国家和地区中（除香港外），平均来看，2／3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另外1/3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世行的这份报告中，生产要素投入不仅包括实物资本，而且包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水平的改善来衡量的。世行的这项研究发现，初等教育水平的改善是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来源。 58 %（日本）到87%（泰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用小学入学状况的改善来解释。高投资率是占第二位的重要增长源，35%到49%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投资率来解释。
经验证明，经济增长不仅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且还要依靠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实绩越佳，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就大。
需要指出的是，总和要素生产率是同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有密切联系但又完全不同的衡量生产效率的尺度。劳动生产率是最常用的衡量生产效率的尺度。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劳动投入所创造的价值就越大。在发达国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最高。 1990 年美国每个工人生产45918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比日本高25%，比德国高35%。但是， 劳动生产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效率高。因为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人的技术装备程度。同一个工人，他所推动的资本量越大，产出也就越高。如果高劳动生产率是由过高的资本投入换来的，那么这种劳动生产率就是不可取的。资本—产出率是衡量生产效率的另一个重要尺度。资本—产出率越低，单位资本投入所能带来的产出就越高。与劳动生产率低一样，资本—产出率高（即资本的使用效率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
总和要素生产率概念同时考虑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其他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是衡量生产效率的较为全面的尺度。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时都沿用丹尼森的方法，先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后再对生产要素投入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导致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各个因素的贡献作具体分析。
不同的研究对决定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有不同的分类。一种常用的分类是把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解为技术进步和给定技术使用效率的提高。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提高生产效率的首要步骤都是从现有技术出发，在总投入给定的情况下，努力提高产出水平，使产出水平达到现有技术所允许取得的最佳水平。事实证明，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利用经济的规模效益，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工艺，技术使用效率低的国家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的情况下赶上先进国家，达到国际上的最佳技术使用水平，从而显著提高总和要素生产率。
在实现了对现有技术的最佳使用（例如，使生产达到或超过了设计要求）之后，提高总和要素生产率的另一重要途径是技术进步。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可以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资源节约型）和中性的。对应于同样的产出水平，在其他一切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投入减少，我们便得到劳动节约型技术；与此相类似，我们还可得到其他类型的技术进步。资本密集型技术可以提供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技术的适用性等问题，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技术的使用效率可能降低，从而导致总和要素生产率的降低。
在80年代以后对生产效率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根森。他成功地论证了技术进步应作为改善资本存量的投资过程来分析。我国学者在增长源的分析与测度方面也作出过巨大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1〕
二、国外实现持续、高效经济增长的经验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有较高速度的持续增长，就必须同时注意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保证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在1990年，东亚8国（地区）的平均投资率和储蓄率都在35%以上。 可以说没有高积累就没有高速度。但是，高积累只是保证高速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高积累不但没有伴之以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而导致生产效率的严重下降，那么，正如原苏东国家和我国改革前所证明的，经济就不能实现高速增长；即使一时实现了高速度，这种速度也不能持久。因而在维持较高积累率的同时，必须在各个环节上努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总和要素生产率。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特别是投资的最优配置。
在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生产效率问题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的。而政府则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校正由于“市场失败”所造成的资源配置上的误导，并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
（一）激烈的竞争是促成生产效率提高的最重要推动力。追求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每个企业在给定投入下获得尽可能高的产出，或者在给定产出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少要素的投入。这就要求每个企业加强管理，改进生产方法（如泰勒制等）。另一方面，企业在作出投资决策的时候，也必然按照资源最优配置的原则，选用最适用技术，以获取最大的投资效果。
（二）大垄断企业组织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进步不是从天而降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需要巨额投资用于研究与开发。例如，在80年代，IBM为了开发新一代计算机，所费支出达50 亿美元之巨，比“曼哈顿工程”研制的三颗原子弹的费用还多。显而易见，中小企业是没有财力进行这类研究与开发、从而在技术进步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此外，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创造规模经济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这种规模经济的作用在某些产业，如汽车制造业的作用尤为明显。20世纪初叶美国还有700多个汽车厂家，到20 年代以后便形成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足鼎立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并非所有行业都是规模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这是因为在不同产业中，经济的适度规模是不同的。同时，垄断的形成不利于竞争。因此，发达国家又制定各种反垄断法，甚至采取各种办法把某些大垄断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拆散，以鼓励竞争。
（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难以量化，但其作用却是实在而显著的。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不满足于在现有知识基础上实现产出的最大化。他们热衷于发现和应用没有先例的生产方法和产品，以增加单位投入的产出。需要强调的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竞争中涌现出来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是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一系列更为广泛、复杂的因素相联系的。
（四）政府干预。首先，政府通过不断地健全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和制度以鼓励竞争。同时，政府还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以限制市场盲目性对人类长期发展的破坏作用。其次，政府通过税收手段，鼓励居民增加储蓄，鼓励企业增加投资。许多国家政府采取财政手段鼓励企业的加速折旧。再次，政府大力投资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福利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再其次，政府大力投资于基础科学和研究与开发。在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的研究与开发投资自1960年以来平均每年占GDP的2.5%，其中联邦政府支出占研究与开发费用的48%。再其次，政府或通过直接投资或通过产业政策，完善基础设施、消除瓶颈产业、扶植有发展前途的重点产业。最后，推行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而经济的增长本身反过来又会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东亚地区政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东亚地区政府维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经验，可以从维持较高资源投入和不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两方面来看：
东亚地区政府在维持较高资源投入方面的主要政策措施是：
一是鼓励储蓄，长期维持较高的储蓄率。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地区经济的最主要特点。高储蓄率是高投资率的基础。没有较高的储蓄率，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无从谈起。
经验和理论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因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发达国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不惜压低经济增长率，采取了紧缩政策。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发展中国家也是适用的。但是，为什么东亚地区一方面取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却维持了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低得多的通货膨胀率呢？问题的关键在于，高经济增长是否会导致高通货膨胀还要看其他条件。1990年东亚地区的储蓄率高达35%以上，比拉美地区高20个百分点。高储蓄意味着低消费。储蓄率高的国家把大量资源用于投资时就不会因需求拉动而导致通货膨胀。事实上，东亚地区的储蓄大于投资。这就使该地区不仅可以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而且可以向区外大量输出资本。相反，如果在储蓄率很低时仍追求高增长，则除非有大量外资流入，通货膨胀就是不可避免的。低储蓄率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低增长高通胀状态的主要原因。
为了提高储蓄率，东亚地区的政府采取了许多鼓励储蓄的政策。首先，该地区政府控制了通货膨胀，并使之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储蓄与通货膨胀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一方面，提高储蓄率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只有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才愿意增加储蓄。如果一国的通货膨胀率较高（比如在25%以上），该国就必须先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以使经济进入低通胀—高储蓄—低通胀的良性循环。在通货膨胀率较低的情况下，比较容易保证居民储蓄存款的正利率，从而提高居民储蓄的积极性。经验研究发现，在东亚地区，居民储蓄与利率是高度正相关的。1949～1953年，台湾的实际利率由－300 %上升到8.5%，储蓄存款在货币总量中所占比重也随之由2%上升到34%。印尼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当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实际利率由负变正之后，居民储蓄都有急剧增加。
其次，为了鼓励居民储蓄，东亚国家和地区还十分注意建立一个高效、安全的金融体系。一方面，东亚地区政府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从而使这一地区银行的呆帐、坏帐率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当需要时，东亚地区政府便不惜运用国家力量去援救那些陷入麻烦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以维持储蓄者对金融体系的信任。
此外，东亚地区政府还通过种种办法增加“强迫储蓄”，例如，推行强制性养老金计划、限制消费信贷等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二次大战后，日本的高储蓄是由于居民计划购买耐用消费品所致。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韩国和台湾。
最后，东亚地区政府还十分注意增加政府储蓄。增加政府储蓄一方面要靠增加税收， 另一方面靠减少政府开支。 东亚地区的公共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二是鼓励投资，努力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在高储蓄率的基础上，东亚地区各政府进一步采取了许多鼓励投资的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例如，对分红和利息收入减免税收，对新兴产业在若干年内免税，对投资实行加速折旧，根据产业政策对某些产业实行税收减免等等。
为了鼓励投资，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其税收、关税和汇率政策维持了较低的投资品价格。较低的投资品价格无疑刺激了资本的积累。统计数字表明，东亚地区的国内（区内）产品价格（以及其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接近国际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地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内部积累，其次是银行贷款，从债券和股票市场筹措的资金不超过10%。在长期投资融资中，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银行起着重要作用。与此相对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银行几乎都是失败的。这主要是因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银行在政府压力下不得不为低回报的工程项目贷款。
东亚地区政府对资本外流都实行过严格的限制。只是在较晚的时期，才逐步实行了资本流动的自由化。
最后，东亚地区各政府在一定时期实行了“金融压制”，即使利息率水平保持在均衡水平之下，而不是让金融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利息率。由于居民储蓄对利息率变化的敏感程度比企业小，而企业又有较高的投资倾向，较低的利息率有助于资金由居民转到企业，从而增加投资水平。
三是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大力普及基础教育。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 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1年，GDP就会增加9%。东亚地区的教育开支在GDP中的比重为3.7%，并不显著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其平均值为3.1%）； 但东亚地区教育经费中分配给基础（初等）教育的比重远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例如，1985年韩国用于基础教育的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为83.9%，高等教育为10.3%。与此相对比，委内瑞拉用于基础教育的经费比重为31%，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比重为43.4%。重视初等教育，实事求是地发展教育事业，是东亚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努力增加资源投入以争取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东亚地区各政府也十分注意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提出过的，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推动的。在要素投入量已经给定（或无法再增加）之后，经济的增长只能来源于总和要素生产率（或简称为生产率）的提高。同发达国家一样，在东亚地区，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和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追求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改善经营管理，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引进新技术新工艺，节约能源，争取最高的投资效益。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着许多严重缺陷。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因此，东亚地区各政府对市场进行了旨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的、有选择的，但仍然是相当广泛的干预。在这方面，东亚地区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
（1）推行改善市场协调功能、强化竞争的政策完善市场机制， 弥补市场不足。例如，为了使企业能够分享信息，以协调相互间的生产决策，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有政府和企业界参加的交流信息、协调投资决策的专门机构。又如，除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外，东亚地区政府还创造了许多以政府“悬赏”为基础的竞争：政府确定某种竞赛目标和规则（一定时间内的出口增长量等），凡在竞赛中取胜者将得到政府的某种奖励（优惠出口信贷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还推行了私有化政策，把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分割、私有化，以加强竞争。
（2）推行产业政策，通过改变产业结构来提高生产效率。 日本是东亚地区推行产业政策最早、最有效的国家。早期日本产业政策的目标是支持那些有发展前途（其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可以发挥规模效益和吸收国外经验的产业。后来，日本的产业政策集中在支持汽车、纺织、炼铝、电子、半导体等具体产业。韩国则把产业政策的目标先后放在支持钢铁、化工等重工和重化以及半导体、机器制造等产业。实行产业政策的最重要手段则是在贷款、外汇和原材料投入等方面对重点产业实行特殊优惠。对于重点产业的选择则既有经济上的考虑（比较优势），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国防能力等）。经济上的考虑包括：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小，换言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市场对于此类产品需求的比重将越来越小，因而必须从生产这类劳动密集产品转到生产其他收入弹性较大的产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也将提高，从而导致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优势丧失，因之应及早实现产业的升级。产业政策的实质是通过政府政策实现资源的动态最优配置。但是关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以及重点产业的生产效率能否提高的问题，国外经济学界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一些研究表明，在东亚地区生产效率提高较快的往往是那些并未受到重点扶植的产业。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在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高的比重。
（3）推行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以提高总和要素生产率。 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助于克服市场缺陷，有助于加速技术进步。首先，外向型战略有助于增加市场竞争压力，迫使国内企业一方面加强经营管理，一方面加速引进外国先进设备。为了引进这些设备，企业又不得不努力增加出口，以赚取外汇。其次，外向型战略可通过引进直接投资来获取先进技术。否则，外国企业可能不愿转让其先进技术。不仅如此，通过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国内企业还可以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再次，通过技术转让（买外国专利），国内企业可以节约研究发展费用，加快技术赶超速度。再其次，引进国外相对陈旧但仍适合本国比较优势的技术（如某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可以以比较低廉的代价，换取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外，外向型发展战略可以通过接触国外购买者和竞争对手而获得知识。最后，通过归国人员带回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也是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作用。统计数字证明，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确实有助于提高总和要素生产率。
（4）重视农业发展。 促进农村发展的农业政策是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平等的中心环节。没有农业的发展和收入的公平分配，就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三、深化经济改革是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靠的是高积累、高投入，资源浪费极为严重。长此以往，中国经济的增长必将难以为继。因此，提高生产效率，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拼投入、拼消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60年代初期许多经济学家就已提出了“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思想，但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为什么呢？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体制。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无法实现的。如果试图用传统的指令计划方法来推行这一转化，其结果可能是生产效率的进一步下降而不是提高。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经验告诉我们，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是，一方面让市场的竞争、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对市场进行积极的指导，实行有选择的干预。至于不同生产要素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会对经济增长作出多大贡献（换言之，经济增长将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投入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生产效率的提高），则是企业在给定市场环境中，在政府政策引导下争取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结果。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加速和深化经济改革是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
*“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用语在国外经济学文献中并不多见。世界银行在其研究报告中曾使用“growth-pattern”一语。不知国人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由“growth-pattern”而来。pattern 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词。把pattern 译成“方式”是比较勉强的，译成“类型”似更贴切些。世界银行在一部题为《东亚奇迹》的报告中（第57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把东亚国家（地区）分为“投资驱动型”和“效率驱动型”。在投资驱动型经济中，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在效率驱动型经济中，总和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注释：
〔1〕见李京文等著：《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