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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第一节 小说的起源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
关于“小说” 小说的起源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后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含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二者仍然是接近的。
东汉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这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诸子略共４３２４篇，小说就占了１３８０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班固据《七略·辑略》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他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这虽是小道，尚有可取之处。班固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对认识中国小说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
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神话传说。尽管古代文献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十分简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神话传说原先在口头流传，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渐凝固；有的继续在口头流传并不断丰富发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节。这些继续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一旦记录下来，就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前者对周穆王周行天下之事多有细节描写；其中的西王母与《山海经》中的记叙相比，减少了神性增加了人性。后者写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与《战国策》和《史记》相比，不仅增加了细节描写而且突出了燕丹这个复仇者的形象。（明）胡应麟称此书为 “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四部正讹》），不为无见。
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寓言故事可以看作小说的源头之一。
第三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有些书或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归入史部杂传类，这两类缺少严格的区别，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传对小说的影响之深。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１５家，均已亡佚。今存题为汉人所著的小说，其实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伪托汉人的作品，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和《十洲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很多，重要的如（三国魏）邯郸淳《笑林》，（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晋）干宝《搜神记》，（宋）刘义庆《幽明录》、《世说新语》，（北齐）王琰《冥祥记》，（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包括后人的辑本，共约五十种，足见其兴盛的情况。
第二节 志怪与志人
志怪与志人 志怪小说兴盛的背景 志怪小说的内容志人小说兴盛的背景 志人小说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以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类。
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
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其兴盛的土壤。古人迷信天帝，大事都要向天帝请示，所以常有祈祷、占卜、占梦等活动，巫觋就是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社会上流传的许多巫术灵验的故事，就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方士是战国后期从巫觋中分化出来的，他们鼓吹神仙之说，求不死之药。秦汉以来方术盛行，关于神仙的故事也层出不穷，这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此外，东汉晚期建立的道教，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以后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神仙方术、佛法灵异的故事，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至于这些素材被搜集记录下来，则带有自神其教的目的。志怪小说的作者有的就是宗教徒，如《神异记》的作者王浮是道士，《冥祥记》的作者王琰是佛教徒。志怪小说适应了宗教宣传的需要，也提供了闲谈的资料，因而得以流传。
志怪小说按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传》、张华的《博物志》。
二、鬼神怪异。如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
三、佛法灵异。如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
志怪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爱憎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叙述楚国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反被楚王杀害，其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 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搜神记》中的《韩凭妻》叙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被囚自杀。何氏亦自杀，韩凭夫妇墓间生出相思树，一对鸳鸯恒栖树上，交劲悲鸣。《冤魂志》中的《弘氏》写地方官迎合朝廷旨意，抢掠弘氏材木，并将他处死。弘氏鬼魂报仇，以致诬害他的官吏死去，用他的材木在皇帝陵上所建寺庙也被天火烧毁。这三篇作品表现了人民对暴政的反抗。又如，《搜神记》中的《董永》写董永的孝心感动了天帝，天帝派织女下凡与他结婚，帮他偿债：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
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葬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 “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搜神后记》中的《白永素女》写天河里的白水素女下凡帮助贫穷而善良的青年农民谢端成家立业。《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写刘晨和阮肇入天台山，与二女子结为夫妇，半年后出山，“亲旧零落，邑屋改易，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又如，《搜神记》中的《紫玉》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吴王不许，紫玉气结而死。韩重与紫玉之魂相会，尽夫妇之礼。《死异传》中的《谈生》写人鬼恋爱，《续齐谐记》中的《青溪庙神》写人神恋爱，都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子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又如，《博物志》中八月浮槎的故事，表现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愿望：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二馀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馀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搜神后记》中阿香推雷车布雨的故事也很有趣：
永和中，义兴人姓周，出都，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门，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望见周过，谓曰： “日已向暮，前村尚远，临贺讵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中，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 “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馀草。周甚惊惋。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
志人小说的兴盛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风气有很大关系。这类志人小说既是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从志人小说在当时受到社会重视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它们的编纂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裴启的《语林》一写成，远近许多人争着传抄，梁武帝曾敕命殷芸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证。
志人小说今传较少，按其内容也可分为三类：
一、笑话。（魏）邯郸淳《笑林》，对世态有所讽刺。如写楚人有担山鸡者，欺人曰凤凰，以讹传讹，连皇帝也轻信了。汉世老人家富无子而性吝啬，饿死后田产充官。《笑林》开后世俳谐文字之端。
二、野史。（东晋）葛洪伪托刘歆所作《西京杂记》，记述西汉的人物轶事，也涉及宫室制度、风俗习惯、衣饰器物，并带有怪异色彩。其中有的故事后来很流行，如王昭君、毛延寿故事，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
三、逸闻轶事。这是志人小说的主要部分，有（东晋）裴启《语林》、（东晋）郭澄子《郭子》、（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
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划，但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人物刻划、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倩女离魂》与《幽明录》中的《阿庞》，《柳毅传》与《搜神记》中的《胡母班》，《枕中记》与《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中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
第三节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的编撰 世说新语与名士风流 世说新语的文学成就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同。今存最早刊本为宋绍兴八年董弅所刻三卷本，共３６门。其上卷为“德行”、“言语”、 “政事”、“文学”四门，这正是孔门四科（见《论语·先进》），说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但综观全书多有谈玄论佛以及蔑视礼教的内容，其思想倾向并不那么单纯。
《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他尊崇儒学，晚年好佛，“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他所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过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是刘义庆本人。其中不少故事取自《语林》、《郭子》，文字也间或相同。（梁）刘孝标为之作注，引用古书四百馀种，补充了不少史料，许多已经散佚的古书借此保存了佚文，颇为后人珍重。
《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淡，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而也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按照冯友兰的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有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当然，这种人格美是以当时士族的标准来衡量的。在《世说新语》的三卷３６门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１３门都是正面的褒扬，如：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德行》）
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褒扬管宁淡泊名利。又如：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这既是对邴原的褒扬，也是对公孙度善于誉人的褒扬。至于下卷２３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褒扬之意比较明显，如容止、自新、贤媛。有的看似有贬意，如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溺惑，但也不尽是贬责。有的是贬责，如“谗险”中的四条，以及“汰侈”中的一些条目。也有许多条目只是写某种真情的流露，并无所谓褒贬。既是真情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风流的表现，所以编撰者津津有味地加以叙述。例如：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
这种任诞只是对竹的一种妙赏，以及对竹的一往情深，或者在对竹的爱好中寄托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又如：
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
这简傲正是阮籍的可爱之处。总之，编撰者只是将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采集来汇编成书，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宽容的。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淡、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１６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的本性。又如《雅量》记述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到丧子噩耗，竟强压悲痛，“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顾雍的个性。《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有的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镇静从容，孙绰等人却“色并遽”、 “喧动不坐”，显示出谢安临危若安的“雅量”。有的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有的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麈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从！”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世说新语》虽然没有虚构，但一定有所提炼，这番提炼就是小说的写作艺术。例如关于钟会和稽康的两段故事：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文学》）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
钟会对嵇康既仰慕又畏惧的心理，以及嵇康简傲的态度，刻划得入木三分。又如：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雅量》）
顾和的雅量，周顗的赏鉴，通过觅虱不动、既过反还，以及两人的对话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正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
《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