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一、当代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困境
当下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困境首先由于思想领域的不独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科发展程度完全取决于该学科建设的独立程度。然而，意识形态通过政权力量将中国学术围堵在马克思范畴的狭小空间，中国学术研究自然也被卷入意识形态的浊浪之中，似乎在中国官方的逻辑中，非马克思即是危害。而学术领域对学术独立的要求也没有达到影响社会的效果，因而造就了当下中国有多少学科就有多少马克思的学科局面。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在研究马克思，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思想者都不同程度的陷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悖论，很难想象当下中国还有几个独立的思想家。然而，即使有挣扎于这种体制并且宣称抛弃了马克思意识形态限制的作家也都纷纷纷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马克思以外的国外思想家的盲目崇拜。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偏见的话，那么，偏见的对立面应该也是偏见才对。至于怎样独立于偏见之外，我想只能不带任何主义的立足于事实而非以理论的框架来约束既成的事实。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中长成的理论框架如果嫁接到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中国误差之大简直难以想象。无疑，中国现在正处于思想史上的“大灾荒时期”。
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困境之二在于定量分析的滥觞。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史是实用主义泛滥的结果，当下中国则是定量研究的泛滥。近年来，中国在定量领域的研究成果甚是喜人，定量研究用于分析中国本土的成果也自是不必说。中国本是定量研究极度“贫血”的国家，定量研究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千树万树梨花开”，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学术领域的意识形态化之后向西方学术思潮学习的速成。速成来源于捷径，定量研究以其较为固定的操作、分析框架立即在中国扎根成长。相比定性研究则缺乏固定的操作方法、理论框架，以致成为中国学术方法上的“硬骨头”。但成熟稳健的学术对于二者的探求缺一不可，反思与对照的匮乏使得认识问题的偏颇在所难免。
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困境之三在于问题本身。从现代化角度看，中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家，特殊性来源于迥异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社会结构。从权力结构来看，政治集团与资本集团的双重统治在巨大的人口红利之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稳定局面。从社会发展来看。中国近代以来追求的现代化呈现”东不成，西不就”的尴尬局面——建设于中国自身传统的近代化没有实现而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追逐之后又不能彻底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这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十分深刻。当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与其说源自毛泽东时代的“以农助工”，还不如说传统乡土社会的力量依然根深蒂固，不仅农村如此，整个中国也呈现出中国传统文明力量与现代西方文明力量的交织、对立。中国当下想要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融合，并简曰之“中国特色”，实不可得。以此观之，中国法律、政党不能发挥应有之意则不难理解。中国若想成为真正的强国，应该有明确的纲领，而不是在中西文明之间继续“和稀泥”。
想要理解并解决中国问题应自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在此理清传统与现代、生产与分配、三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抉择意义重大。
二、社会结构浅析
1、生产与分配
生产与分配是经济学领域的基础概念，马克思从经济领域出发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嫁接到社会领域而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著名历史学家、《炎黄春秋》主编吴思在厦门大学的演讲“血酬史观——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捉襟见肘”。
生产与分配在经济领域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产品生产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而产品在于人类社会接触之中又具备了充分的社会属性，分配正是产品的社会属性的外显，也自然是生产的社会属性的外显，这样生产以及生产力就成为社会的核心。如果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那么由支配集团所组成的国家必然也由生产力支配，这就是马克思的逻辑。然而，需要完成这样的逻辑跳跃也必然承认国家与社会的一致性，但这样的跳跃风险太大以至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跳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社会与国家究竟有什么差异？社会属于经济范畴，代表着受制约的生产秩序，而国家属于政治范畴，代表着分配规则。这需要从国家产生的历史开始考察。社会在人与人开始接触、协作时开始存在，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是分工的深化，国家是分工深化的产物。分工的力量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在文化、组织等多个领域分工也明显存在。分工深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更加重要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增强，社会剩余财富开始涌现，分配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的普遍命题（分配问题第一次出现在人类面前是在脱离采集渔猎走向生产型社会时生产难以维持社会生存的状态下怎样集中优势资源养活其中一部分人，以保障种族延误）。原始部落之间可能经历过惨烈的争夺，但两方甚至多方并没有在争夺中获得绝对的永恒的好处，甚至由于争夺而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总体下降，无序的分配状态促使国家得以发生，国家正是在保障种族、部落以及种族部落内部合理分配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形成至今依然保留着分配的职能，当然，分配格局的变化也使国家分配职能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即从区域种族差异的社会向集团分立社会的过度。国家的形态自然也从部落契约性质向集团契约性质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分野正在于二者承担的本质职能不同，社会的本质职能是社会发展得以继续的生产，而国家的本质是社会得以协调的分配。
既然国家承担了分配职能，那么职能本身所附加的权力色彩便不断显露出来，从而转化为剥夺公共资源的手段，压迫也就真正产生了，阶级也就出现了。
在我们认清国家的本质职能之后，我们自然可以理解欧洲福利国家的真实面目——福利国家是国家分配职能的理性回归。因此，无论我们怎样设计立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分配职能的回归将成为现代国家努力的方向，而这个过程并不能依据国家内部支配集团的良心发现，而是需要所有社会集团的相互制约、均衡。2、中国支配集团的特殊局面
中国当下的局面非常特殊，特殊的缘由有二：一是支配集团中资本集团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