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本质与意义
作者：杨泽章
来源：《读书》2014年第03期
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制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试图构建有效的政治制度以维持政治秩序成为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讨论的重要主题。不过，西方近现代的政治制度大多建立在人性“恶”假设的基础上，规避了人性得以提升的可能，使制度在充分发挥惩“恶”功能的同时，不自觉地赋予了现代政治从来没有过的消极意义。而在涉及现代政治及其意义问题的讨论上，托克维尔与早期的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们明显不同，他把政治与人性的提升结合起来，不但赋予政治以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赋予现代政治以充分的积极意义，为现代民主政治秩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论政治科学》的讲演中，托克维尔指出政治有两个不应该混淆的部分，一是稳定，一是变动：“第一部分立足于人性本身，立足于哲学和历史所揭示的人的利益、能力和需要的性质，立足于随时间而改变其对象但不改变其本质，并和人类一样永恒的人的本能的特征，是教导什么是人性普遍恒久的状况的最恰如其分的法则，这是科学；其次还有处理日常困难的实践的和投入的政治，它根据偶然事件的变化而变化，满足片刻和一时的需要，借助于当时人们稍纵即逝的激情，这是统治的技艺。”从托克维尔对于政治的二分法来看，稳定的部分是政治的科学，变动的部分是统治的技艺。
正如我们所知，随着现代思想启蒙，现代人不断从传统思想和观念中解放出来，知识的增长和普遍扩散使个人力量不断展现出来，尤其体现在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与征服中，这极大地促进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繁荣与权威地位的确立。其后果是使得哲学与科学逐渐产生分野的趋势，而且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普遍应用于社会科学中来。现代政治科学正是得益于现代社会科学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把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严格限定于事实领域，应用经验的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行为科学、数理分析等客观地描述政治现象的细节，对个体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具体过程进行定量分析，力图从中找出政治发展与演变的规律，从而使得探讨人的本性、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根本目的、原则以及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等问题被排除在现代政治科学的领域之外。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与历史、哲学紧密联系起来，与现代“科学化”的政治概念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本质上，托克维尔对政治的科学解释突出强调了人性与政治的内在紧密性，继承了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与人性讨论的传统。从古至今，政治与人性的关联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经典命题，城邦或国家的构建、政府的组成、政治制度的设计等等重要的政治问题都与人性的讨论紧密相关，正如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尔所说的，“政治哲学的中心议题—最好的政治秩序、正确的生活、公正的统治、权威的必要倚重、知识以及暴力（gewalt）[的使用]—必须与其他关于人性的问题一同提出，后者涉及诸如人处于神兽之间的位置，人类心智的能力，其灵魂的限量，以及其身体的需求。因此，政治哲学的探究题材是整全意义上的人类事务；政治哲学的所有问题都终将指向人之为人所必然而临的那个问题：什么是正确（当）的？”
托克维尔对政治科学的界定有意“淡化”了政治权力问题，使政治带有更多的人性因素。在近现代社会，自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权力成为近现代政治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把对政治从道德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位佛罗伦萨的秘书官是政治现实主义之父，因为他使政治学脱离了伦理学和宗教”。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现实主义风格在西方近现代政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的议会政治和党派政治围绕着政治权力问题展开的争论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生态。然而，民主社会奉行人民主权原则，任何政治党派对政治权力的掌握都要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以人民主权的名义为自身党派的利益服务。
因此，在托克维尔看来，对政治权力的掌握应该成为一种政治责任和政治义务，这种政治责任和政治义务突出的表现在立法者们应该如何去提升人，而不是传授给大众争权夺利的技巧；应该教会大众如何成为权力的主人，而不是使大众成为权力的奴隶。正因为这样，托克维尔批评了马基雅维里：尽管《君主论》有一些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总起来说是一本肤浅的著作；《君主论》中大力展现了邪恶，作者巧妙地宣扬了政治事务上的犯罪艺术；这是一台复杂的机器，奸诈、诡计、谎言和阴谋是它的发条。但这些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我觉得自己每时每刻都看到马基雅维里的门生被他自己的狡诈弄得很窘迫；当他试图在某一方面增强自己的时候，他便在别的地方暴露了；他绝不可能狡猾到别人看不出他为人狡猾，他的背信弃义也绝不可能掩藏得如此高明，以致最后他不被看作背叛者。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社会，政治权力不是政治的中心问题，政治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如何塑造人。
综上所述，托克维尔对现代政治本质的把握体现在：政治与人性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政治不但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而且对人性的塑造起到关键的作用，政治是人性塑造的科学，而不仅仅是统治的技艺。
对于人性，托克维尔接受了帕斯卡尔关于“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的基本思想。与帕斯卡尔对人性悲观估计不同，托克维尔不仅仅看到了人的可悲和脆弱，而且还看到了人本身固有的崇高，而且，他力图使人性的这种崇高显现出来。正如托克维尔指出：“人之爱好永生和喜欢不死，并不是后天的。这些崇高的本能绝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随意制造的。他们的基础深深地扎在人性之中。它们不依人的努力而存在。人们可以阻止它们的发展和改变他们的形式，但消灭不了它们。心灵有其必须满足的需要。即使你设法分散心灵的注意力，它也会因感官活动的影响，而马上有烦恼、不安和激动的表现。”在托克维尔看来，人性存在于天使与野兽之间，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本身体现出了深刻的张力：一方面表明了人性本身具有的缺陷，人性是理性、情感与欲望的混合物，特别是容易受到各种本能和欲望的支配，变得虚弱和堕落；另一方面，表明了人性本身固有崇高的潜质，能够使人得到提高，走向伟大。
对美国的观察不断使托克维尔看到了民主的基本特征是平等的社会状况，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种平等的社会状况，托克维尔深刻揭示了民主社会的人性状况：在平等的条件下，现代社会的个人愈来愈陌生化、物质化，具有强烈的追逐物质享乐的本能；个人焦虑、不安、忧虑，对于平等的一种变态爱好甚至滋生某种强烈的怨恨情感；个人沉醉于私人事务不能自拔，逐步酝酿了民主的“温和”专制倾向，个人越来越成为虚弱的原子化个人。虚弱的原子化个人逐
渐遗忘和丧失了对人性崇高的追求，这是人性普遍堕落的危险趋势。这也是托克维尔仔细观察美国的民主以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如何在民主社会发挥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崇高潜质，提升人的灵魂和心灵，摆脱现代人所处的虚弱状态，就成为托克维尔为之思考与奋斗的目标。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就是要不断探讨人类灵魂和心灵得以提升的可能。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托克维尔的话，„由于历史已不再能阐明未来，人类的心灵在黑暗中徘徊‟，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写的，在这种情形中，过去的哲学范畴已经不再能够被充分地理解了。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甚至连常识也不再能被人们理解了。现今世界中常识的崩溃标志了哲学与政治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尽管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冲突。而这就意味着哲学和政治的问题，或者说建立某种从中可以尝试一门新的政治科学的全新的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再次被排上了议事日程。”所以，托克维尔写了《民主在美国》一书，希望在民主社会探讨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时代的政治生活是有助于问题得以解决的根本途径：政治生活能使广大民众从狭隘的私人生活走出来，在对公共事务与政治生活的参与中不断培养现代人的政治能力、政治人格和公共精神，培养出真正的政治人，让大多数公民“有资格进行统治，并使他们有能力进行统治”，当公民们全都参加国家的治理工作时，他们必然走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有时还会放弃自己的观点；一旦人们都去参加公共的工作，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不能像最初以为的那样可以离开他人而独立，而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自己就得经常准备帮助他人；当“国家由公众治理时，没有人不会感到公众的相互照顾的好处，谁都要致力于相互照顾，以博得也要同自己一起去治理国家的人们的尊敬和好评”。这样，既能为现代民主政治秩序的建立奠定稳定的社会基础，又能使现代人感受到人之为人应有的尊严。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强调：“没有任何东西比公共生活所作的选择更能影响私生活……一切事务中的重中之重可能就是给予公众事务的关注。”而且，托克维尔本人就出身于政治介入在传统上被看作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的那个社会环境，立志并投身于政治事业，把政治得以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看作一种伟大精神的表现。
那么，一种现代的政治生活何以可能？托克维尔时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深入转型的时代，是民主普遍到来的时代，平等是民主社会的第一原则，人人平等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身份平等是这个时代的显著标志，基于血统、门第、出身以及社会等级而造成的身份差异将逐渐得到克服直至被取消。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社会的到来标志着特权阶层的逐渐消失，原本只供少数贵族享有特权的封闭的政治生活已经不能满足民主社会的需要。对一种真正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向往让我们与托克维尔不期而遇，托克维尔又成为我们重新投向的目光。
因此，在现代社会，政治是极其严肃的事业，政治生活是普遍需要和满足的生活，以公共利益为根基的政治生活必然是现代人最为可能和最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狭隘的私人生活中走出来，不断培养自己的公共生活习性，不断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和整个民族的群体性政治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