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固然是个理性主义者，如果我说他同时是个虚无主义者，恐怕会遭反驳。但是，斯宾诺莎是个“积极”的虚无主义者，他是西方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和理性主义的融贯。我们先来看斯宾诺莎在其名著《伦理学》中的一段著名的语录：
无知的人不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扰乱，从未享受灵魂的真正和平，而且过着对上帝、对万物似乎一无所知的生活，或者也是受苦，一旦不再受苦，也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有知的人在他有知的范围内，简直可以不动心，而且由于理解他自己、上帝、万物都有一定的永恒的必然性，他也就永远存在，永远享受灵魂的和平。
是否这只是斯宾诺莎以及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宣言？这么说，当然不成问题。但是习惯而言，我们一般会觉得“越是无知越是幸福，越是清醒越是痛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斯宾诺莎在上述语录中分明在告诉我们：越是有知越是清醒越是能享受“真正”的灵魂的和平，也就越幸福。斯宾诺莎是近代的苏格拉底，他一生践行了自己的思想。他的“灵魂的和平”不是来自无知的鸵鸟心态，而是通过认识了解了世界的必然性，在必然性面前，在意识到人性的脆弱和有限性面前，能够“淡定”，仍然能保持进一步理解和进取创造的兴趣。这和中国哲学里所说的“不动心”不同，中国哲学在了解世界的必然性以及不可克服性后，他们的选择是消解掉自我或者遁世遁心。人通过理性认知，明白了在必然性面前有限性，这是自希腊以来的悲剧的主题，但是意识到世界必然性，以及人巨大的有限性，这种最大的有限性就是生命的有死性所带来的巨大的虚无主义，但是却不改理性主义的执着，这是斯宾诺莎的心志，我们称之为“积极的虚无主义”。接着看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的箴言：
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围有多大，他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为他们受苦。
“命运”是希腊悲剧的主题，无论是万神之神还是一般神，还是人，在本质上和终极意义上都是难以摆脱命运的诅咒，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泥淖。但是在这种泥淖面前，希腊人没有走上宗教，而走向了理性主义。承认命运不可知的统治，但同时也不放弃人的自由意志。如果命运或可理解为绝对真理，人的尊严或许就在于面对绝对真理时的抗争，尽管这种抗争是徒劳的，却体现出崇高的美感。在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这种尊严和美感的体现者。尼采指责西方文化从酒神精神转向日神精神是一种错误，他把悲剧家欧里屁得斯称作哲学界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恰恰是这种转折拯救了希腊文化，那种把希腊神话和古典时代的转折理解为否定性的文化断裂的看法是轻率和肤浅的，要我说，希腊文化最终拒斥宗教，希腊文化的精神是悲剧精神和理性主义的结合，是积极的虚无主义，是那种向死而在的清醒的超越。两希文化能够汇通，全赖希腊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和理性主义，以及希腊人积极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尼采，一脉相承。正如罗曼·罗兰所言，真正的英雄是：知道了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的人。我们知道人生是空，我们知道摆脱不了永远遮蔽的命运的诅咒，我们知道虚无是不可救药的本质，我们知道生命的无法克服的有限性，但是我们向死而在，但是我们跨越存在主义式的迷惘，但是我们面对虚无淡定而从容，但是我们面对虚无我们仍然是理性主义者，我们仍然坚定地是理想主义者，我们仍然坚持勇气和信心，我们仍然充满创造和征服欲望，我们仍然要在短暂的劳作中走向永恒，我们都是西西弗斯，我们都是漂泊的荷兰人，我们都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以积极虚无主义的角度解读尼采，是我在今年给学生讲授尼采哲学时的领悟。尼采在诊治十九世纪西方文化的病灶时，他回归希腊的悲剧精神，以强力意志限制（不是拒斥）近代以来甚嚣尘上的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在古希腊和现代之间重新架构了桥梁。或许评价康德的一句话运用于尼采同样有效：接着尼采讲，可能不是好哲学，但是撇开尼采讲，一定是坏哲学。感谢那些启发我思考的学生，有些已经走了，有些即将离去，但在这所学校的课室里，仍然保留有你们思想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