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1957年1月，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观点。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同国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陈云所说的建设规模是指基本建设规模；所说的财力、物力，是指投资和机械设备、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这四个方面。陈云指出，为了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必须寻找一些制约的办法。他提出：第一，财政收入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第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第三，人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第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第五，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陈云的这些重要思想，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制定经济计划必须搞好综合平衡
搞好综合平衡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陈云等对此做过多方面的论述。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做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l986．769）陈云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了，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陈云文选（1956～198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02）毛泽东、陈云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性，对制定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为20世纪60年代初“八字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
题。为了迅速实现我国的工业化，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毛泽东认为，当前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这是一种“大仁政”，是着眼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意味着置其他事业于不顾。“一五”计划期间，我们在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前提下，适当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总体上看，这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是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全面增长，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但是，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国务院各部委工业投资要求过大，进一步挤了农业投资；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各部门胃口尤其大，又挤了轻工业。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阐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在处理这方面关系问题上没有犯大的原则性的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同时强调要根据形势和经验作适当的调整，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加大一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更多更快些。毛泽东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发展农业、轻工业与发展重工业的关系，已经有了农业是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从农业关系到5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主要出口物资，农业是积累的主要来源等方面论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得出结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毛泽东着重阐述了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观点，要求全党看清楚这个问题。如果我国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
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做，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了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不能机械照搬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针对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经济建设上存在的问题，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全党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
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还应该处理好其他一些关系，包括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论著和讲话中对这些问题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述。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的欺负和包围。但加强国防建设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要照顾到经济建设的水平，特别是和平时期，要降低军政费用比重，以便腾出资金，多搞些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这是历史形成的极不平衡状态，为了调整和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要很好地利用和支持内地工业。
关于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骨干，没有这批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这就是说，在每一类行业中，都应该既有一些大型企业作为骨干，又有许多小型企业来配合，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地方积极性。历史经验证明，如果否认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财政，就必然会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如果否定或忽视地方或企业应有的独立权益，就必然要妨碍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活力，因而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利。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国家建设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能只顾一头，这是社
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着眼点。它涉及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这些关系处理不好，直接影响国家同人民之间的关系，影响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同时还指出：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利于发展全国的经济文化事业。
关于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经验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要向外国学习，但必须是有批判地有分析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学习外国经验结合起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1963年，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的讲话中，公开宣布：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建设事业中，都一贯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工业化道路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借鉴。
四、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
（一）关于企业管理体制
早在1955年底开始的大规模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扩大地方的经营管理权，给地方一些独立性的主张，涉及了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少，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地方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而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有较多的自主权，它们的一些发展经验值得我们研究。他甚至提出，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的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6月，党中央召开全国体制会议，周恩来就改进体制的意义、原则和方法作了系统的阐述，会议拟定了改进体制的初步方案。
党的八大以后，陈云主持体制改革工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等文件，反映了党在八大前后探索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认识成果。基本方针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心内容和总的精神是：适当
调整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便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这些都是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它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改进和调整，仅仅着眼于权力下放，而没有找到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出发，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工矿企业内部工人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1960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共鞍钢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把鞍钢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认为鞍钢创造了一套不同于苏联权威的“鞍钢宪法”的企业管理经验，其中特别强调了鞍钢“两参一政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反映了工人是企业的主人，领导人员和职工群众之间、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同志关系，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本质要求。对于权利，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
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是开展企业革新和技术革命、解决重大生产技术问题的有效形式。把三者结合起来，就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共同解决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中的问题。
“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是我国工业企业管理中的基本原则。实行这个原则，能够不断地提高企业的领导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关于经济体制
陈云在党的第八次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思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国家工商业的主体，并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按国家计划生产，但同时有部分产品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自由生产，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但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就是陈
云“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同时期，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体所有制为补充的思想。他说：有些手工业可以让它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商业方面应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国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有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
党的八大以后，党和国家根据这个方针着手调整经济关系，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路。八大以后，国内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显著增加，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供应，又扩大了就业人数，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无害。针对在个体户增加的同时出现了少数自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商企业（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情况，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100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为“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党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也有调整，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邓子恢提出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生产队对生产组实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边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这是朝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尝试。（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79）这些设想和思路，虽然由于后来形势的变化，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行，但的确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可贵思想。
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发展；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久他又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
对于社会产品，只能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龚育之，石仲泉．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100～102）尽管毛泽东没有能够将这些思想贯彻到底，没有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认真实行，甚至在后来提出了一些与之相对立的观点，但是这些思想对后人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新道路还是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的。在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又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起来。这说明，这种集体经济内部的家庭经营，在许多方面适应我国农村的生产力状况，适合大多数农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