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98总第期第9期学术交流
AcademicExchangeSept，2010
SerialNo．198No．9
中产阶级与西方法治进程
关雁春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要］法制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法治却是西方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究其深
层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变迁之特殊性使然。而这一特殊性就在于西方中产阶级的兴起，它改变也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轨迹。西欧中产阶级的兴起，了传统的社会结构，
为法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结构性基础，使近代法治得以确立。而美国作为移民社会，其缔造者以身份普遍平等的中产阶级为主，他们建立起现代最为先进的民主宪政体制，成为众所接受的政治——中产阶级着手。规范。因此，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也必须从建构法治的社会根基—
［关键词］社会阶层变迁；中产阶级；法治
［D013；D90［A［1000－8284（2010）09－0048－0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
研究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中产阶级尤的产生与不断壮大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其是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深入考察其中的关系，对于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制度、社会群体、社区、社会阶层、国民社以排列为角色、
会。为便于对问题做深入考察，本文仅从当前颇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社会阶层这一要素出发，来确定研究的框架和主题，那就是研究西方社会阶层的变化与法治生成的关系。
“Class”“阶级”，“阶英文一词，既可译作也可以译作，层”本文抛开意识形态，仅从社会结构分层的角度使用。“MiddleClass”———中产阶级是西方社会学著这一概念
“中等阶级”、“中间阶级”、作中的常见词语，还可以译做“中等阶层”、“中间阶层”等等，意指介于社会上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
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西方社会结它改变了传统的构变迁之特殊性在于中产阶级的兴起，
社会结构，也使西方的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明随着蛮族征服战争的结的独特轨迹。在中世纪的欧洲，
束、殖民扩张活动的加剧以及长途贸易的快速发展，一场悄然而至，它直接导致了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商业革命”
并在贵族、教士与农奴两大对立阶层之间孕城市的兴起，
———“第三阶级”（有的社会学家育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称其为市民阶级或城市资产阶级，经过发展成为后来的商业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主要是工商业者，他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不同于当时封建
一、社会阶层变迁：近代法治生成的重要深层动因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告诉我们，处于不同地域、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无论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的程他们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并在内外压力下发生度如何，
变化。这种变化被社会学家称为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可即社会渐变和社会革命。虽然社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
会变迁的形式不同，但它无时无处不在发生。一般来说，社会变迁指的是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即结构性变迁的发生
［1］
。而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不可避免地引起人类社会
——法律的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变革和发展。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法律都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使原始社会结构发生改变法制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而产生的。换句话说，
自奴隶社会在东方和西方都已出现。然而法治却是象，
西方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它孕育于中世纪的欧洲，形成“市民社会革命”于资产阶级后的英美及欧洲大陆国家。究其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变迁之特殊性使然。
［2010－08－10收稿日期］
［“中产阶层与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秩序关系研究”（11532137）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作者简介］关雁春（1968－），女（满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副教授，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法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48·
社会的交易规则，他们把追逐私有财产作为目的，把确立契约作为重要手段，促进了罗马法的复兴，引发了一场
［2］“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应当说，市民阶级及其自身
。“自治了反对封建王权并要求宪章自由的共同体意识权的实施创立了一个广泛的新阶级。……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同样的生活习俗，在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逐渐建‘中产阶级’。中立起一种联系和一致性，于是就产生了产阶级这一大阶级的形成，正是市民地方自治的必然产”物。
［4］126
社会发展起来的契约性规则、自治能力和利益格局及其“经济人”的市所确立的价值观念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
在任何贸场行为的合理性选择。从纯粹经济学角度看，个人参与者总有一种要掩饰、隐瞒、欺骗和易或交易中，
违约的追求私利的动机，而法律、习俗、传统和道德，都是用来设计或涉及对这种短期追求私利行为进行约束或控世俗社会应以法律为基础。西方学者指出，制的。因此，
在12世纪，抛弃以仁慈为基础的基督教社会理想，回到“只有法才能保证秩序与安全，以取得进步”这一观念，是他们与封建领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皆为自由
“自由联合的原则”，人，因而确立起了通过联合发展成为“城市的西欧封建社会多元权力的一极，因此有学者指出不仅增加了新的政治力量，兴起及随之而来的商业革命，
［7］
也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
由于城市是作为贸易的中心而兴起的，因此市民阶贵族和教士不同的独特志趣级从一开始就具有与国王、
一种革命
。“这些思想在十二与十三世纪成为西欧的主要思想；并从此在西欧无争议地占统治地位，直到今天。”［3］
而当时的封建习惯法、教会法、日耳曼法都不能满足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以私法为主的罗马法得以复兴。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平衡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相吻合。
有了按时代要求经过改造的罗马法作为市场化的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文明才开始有意义。市民阶级所具有的平等互利、权利自由和遵守规则与契约的市民精神是商业的产物和商品交换精神的体现，这种新的精神和价值体系在中世纪的欧洲形成后，又恰是通过一种法律秩序来体现并获得保障，并进而形成近代法治文明社会。而这一切都根源于市民阶级的兴起。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变迁是近代法治生成的重要深层动因。
二、西欧中产阶级的兴起与近代法治秩序的确立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继承的基本制度遗产之一就是希腊—
——罗马社会结构的产物，即城市或城邦的网络，它对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自然及历史的原因，中世纪的西方城市从一开始就与东方国家的城市不同，
它们是“作为现代文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登场的”［4］
，是“封建海洋
中的岛屿”、“自由的摇篮”。因而“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
演进的，但论结果是革命的”［5］，它导致市民阶级的形成
和市民社会的生长。这些主要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等自由人聚居的城市通过谈判或暴力斗争等形式，相继取得“特许状”，宣布为自治市，或建立起城市公社、城市共和国。它们创立起自己的政府，成立了自己的议会，制定了自己的法律，组建了自己的同业工会和手工业协会，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进而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大权，确立了相应的民主参与、自治管理的社会制度，形成
和利益追求。一方面，市民阶级的生活方式具有商业文明的性质，成为表达近代生活的一种最早形式。他们打
破了封建领主的权利
，“是作为个人进入市民阶层的”［8］
，他们在从事工商业活动中，以特有的斗志和信念，展现了商业经济中的个体活动和追求，宣称“这里没有恺撒，只
有金钱”［9］
。他们处于中产阶级地位，注重契约和权利，
尊崇自由和平等，追逐利益和成就，形成了一条通往“经济人”
的道路［8］273
；另一方面，市民阶级在追求商业利益
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与当时封建社会具有极大反差的“市民精神”
，他们崇尚民主政治参与、强调人身自由、主张财产私有、尊重法律和规则、既坚忍不拔而又适可而止等等，
显示了商业中产阶级崭新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市民阶级在与国王、贵族和教会的周旋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既懂得了如何为自由而斗争，也学会了对多元利益和权利的尊重与保护，
养成了按规则行事的习惯，形成了理性宽容的共同体精神，这促使他们在这块“封建海洋包围中的岛屿”上进行了民主代议制的伟大实验，从而促进了近代法治的生成。
实际上，在市民阶级兴起之前，国王、贵族和教会的多元权力斗争也曾形成一种均衡对峙的状态，遏止了其中任何一方专权的可能，但其效果在更大意义上却是一种等级特权间的彼此分割，而且常常伴以武装冲突。市民阶级兴起之后，他们则以特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跻身于国王、贵族和教会的多元斗争之中，这不仅加剧了权力斗争的复杂性，而且也改变了斗争的走向。最初，他们利用其财富、智慧和力量巧妙周旋，获得了不同力量的支持与帮助，以对抗封建权力和捍卫、扩展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但是，随着“3R”运动的到来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所代表的商业文明开始瓦解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而商品经济的原则也日益扩展成社会通行的原则，这时，身为商业中产阶级的市民阶级便开始了新的社会实验。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围墙圈起来的“消极的”城市自由，也不再满足于多元权力斗争中的收益计算，而是要把他们那种具有时代进步要求的价值原则和追求赋予“普遍性”地位，并凝结成启蒙精神。然而，在对国家厚望的一次次破灭之后
，“中产阶级才认识到，要把国家权力限·49·
”制于指定的范围内，必须先建立适当的政治制度。
［10］
因大领主，又没有属民；因而可以说，既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因为这里既没有贵族赖以存在的特权，又没有贵族继续存在的身分制度，而这正是平等的最好保障。托克：“它赋予舆论以维尔认为身份平等对美国社会影响极大
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正是这种身份的普遍平等，治者以特有的习惯”使得“殖民地出现了社会的各部分日益均质化的新景象”，建“古代不敢梦想的民主”。在这里，“财产逐渐分散为立起
权力逐渐为多数人所分享，教育日益普及，多数人享有，
”，“民主原则得以自由智力日益相等，社会情况日益民主”成长，并在同国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与此同时，人民主权原则在这里不但被民情所承认，被法“第三等级”，此，在市民阶级崛起为进而转化成新兴资产阶级的过程中，他们一直以自由平等、民主参与、契约和权利等信念来反对专断权力和等级特权，以斗争与妥协、尊重与宽容的理性平衡精神来对规则制度设计寄予重托，正是这种民主自由的追求、多元平衡的理性精神和对国家制度框架的浓重期望，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奠定了现代法治的生成
［11］
。从“国王大会晤”“伦敦到
“光荣革命”，再到到处都会看到他们为权利和自由议会”
而斗争的身影，传播着商业中产阶级的法律意识形态和启蒙精神
［12］
。他们动员并联合下层民众、新贵族等其他
展开了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推行弘扬自由平社会力量，
等精神的民主与法治，不仅限制了国家权力的专断性，也抵御了绝对民主（大多数专制统治）的威胁，最终通过17—18世纪的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使民主宪政确定了下来。可见，市民阶级及其演化而来的商业中产阶级，构成了西方民主法治的主导推动力量，奠定了法治社会的结构性基础。
三、美国中产阶级对现代民主法治的有效变塑和支撑
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尤其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欧洲居民移民北美。最早在北美定居的是英格兰人，
他们大多数属于英国的一个因教义严格而得名“清教”的教派，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
［13］
。清教主张教徒树立良好的行为规范，认为“虽然
品行优良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良好的生活却可成
为一种标志，
表明他属于上帝的选民之列”［14］
。他们认为游手好闲是一种罪恶，赞赏勤劳节俭，主张商人要诚实无欺，因而清教徒所感召的主要是商人和新兴资本家这一中产阶级以及一些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因此清教徒的主力一直是中产阶级。像沃特金斯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不存在相当于欧洲的贵族与农民群体。多数农村人口都是独立农民，不断努力寻找着新机会；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本质上都是中产阶级观念的企业家。
”［10］153
这些“移民始祖”是一伙“独立派”清教徒，他们对英国教会的改革感到无望，
因而带着“创业的目”来到新大陆，去创建一种新制度。这些移民“出生在一个许多世纪以来一直鼓动教派斗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各个教派不得不轮番把自己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他们的教徒在这种激烈的宗派斗争中接受了政治教育，他们比当时的大部分欧洲人更熟悉权利观念和真正自由原则。
”［13］32
因
而当“五月花号”于1620年抵达北美大陆时，这些移民始祖就“凭着英国人即便在那时就已具有的自治本能，订立了一项公约，决定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进行管理，直到对他们的殖民地做出永久性的规定之时。
”［14］68
他们的到来使
北美社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在这个社会里，既没有
·50·
律所公布，而且可以自由传播，不受阻碍地达到最终目的，它随着革命的爆发走出乡镇而占领了各个州政府，人们在人民主权原则的名义下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使得
“人民主权原则成了法律的法律”［13］11－62
。在美国，人民
普遍获得选举资格，社会由人民自己管理，并且为人民自己而管理。这使得民主与法治在这里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
这些新英格兰居民在北美推行乡镇自治制度，而这恰恰是人民主权和美国人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事实上
，“在移民初期，自由制度的茁壮萌芽即地方自治，已经深深扎根于英国人的习惯之中，而人民主权原则的学说也随着地方自治被带进都铎王朝的核心。
”［13］33
而都铎王朝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体制（包括社会
和政府有机结合的观念、政府内部权力的协调、政府服从基本法、
法律和政治领域互相交叉、王室的社会权力平衡以及互为补充的代表角色、地方政府当局的活力以及依赖民兵保卫疆土）虽然后来在其本土上渐渐被摈弃，但在其殖民地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作了局部改动，而且被保留至今。这使得美国政体在20世纪这样一个权力合理化、
官僚政治集权化和极权独裁的时代，仍能保持一种奇特的、与时代不合拍的特性，那就是传统的分权与制衡的体制
［15］
，而这恰恰是法治的核心要旨。事实上，自
马萨诸塞湾“特许状”于1630年由英国本土转移到美洲来以后，美国的各种制度就开始与英国分道扬镳了。英王给这些清教徒的“特许状”使马萨诸塞殖民地从一开始就享有更多的自主权，移民们自己选举殖民地的官员、制定殖民地的法律，而当时其主要官员都是清教徒。这些清教徒领袖们在新殖民地上要保留
“生来自由的英国人”所享有的各种自由，促进教育和学术等，但同时还要使这一切都从属于建立和维护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宗教，这里面包括坚决要求举止行为庄严稳重、品行道德端正纯洁，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既不会使富人上升，也不会使穷人下降的经济结构。正是清教徒的这种对正统观念的坚持以及他们由此出发确立的各种制度使得中产阶级最终占据着这个社会的主流。
当时使新英格兰清教徒烦恼的制度问题主要有三
个：一是如何选举领导人和代表，二是政治权力的适当限度，三是如何建立联合组织以及地方和中央机构间的权力分配问题
［16］
生积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日］.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M］
1988：21．董兴华，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96－97．
［3］［法］.漆竹生，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译．
1984：38．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4］［法］.程洪逵，基佐．欧洲文明史［M］沅芷，译．北京：商务
1998：116．印书馆，
［5］［美］（下）.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M］
1963：407－424．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马长山．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市民社会与法治［M］
2002：64．
［8］［德］（下）.林荣远，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译．北
1997：594－602．京：商务印书馆，
［9］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86．
［10］［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
.黄辉，主义发展研究［M］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90－91．
［11］［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
2001：71．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12］［美］泰格、.纪琨，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译．
1996：274－278．上海：学林出版社，
［13］［法］（上），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
1988：36．京：商务印书馆，
［14］［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
M］（上），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纪琨，1980：66.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
1988：95－97．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6］［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
［M］.时殷弘，1989：22－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42．
。这些问题通过几代美国人的努力，尤其
杰伊、麦迪逊等联邦党人的努力下，通过是在汉密尔顿、
全民普选制度、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联邦共和国制度以及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确立而一一得到解决。“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了现代最为持久的宪政结构。作为英国政治传统的继承者，美国人总是从以法律限制政府行不仅不曾减少，反为的角度看自由。美国与母国的分离，
而增加了此种传统力量。作为受异地议会剥削的殖民，作为急于创造不受官方干扰的新世界的开拓者，美国人“民主宪政的目的，始终不忘政治权威的危险性。而一直在于通过权力的分散而不是集中，来实现社会正义”
［10］96－98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宪政体制已经
成为众所接受的西方政治规范，并将西方的法治传统，重新放在了有效的基础之上。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中世纪西欧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形成，而正是市民社会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制衡构成了法治运行与发展的深层社会基础，其中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壮大是西方法治社会的重要结构性支撑。而美国则主要是由身份普遍平等的中产阶级“清教徒”建立起来的国家，他们以中产阶级特有的权利、自由、平等、自治等观念，确立起全民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联邦共和国制度以及三权普选制度、
分立与制衡制度等，使美国的民主与法治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本，提示我们，实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也必须从建构法治的社会根基入手，因此，培育强大的中产阶层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党和政府多次强调要逐渐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这对于加快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步伐必将产
MiddleClassandWesternRule-of-lawProgress
GuanYanchun
（SchoolofPhilosophyandPublicAdministration，CollegeofMarxismStudies，HeilongjiangUniversity，Harbin150080，China）
Abstract：Legalsystemisacommonphenomenonintheworld，whilerule-of-lawremainsauniquesocial
phenomenoninwesternsociety．Thereasonliesintheparticularityofthechangesofwesternsocialstructure，whichisboomingwithwesternmiddleclassesandchangedtraditionalsocialstructureandmadesocialprogressdifferfromothercivilizations．Therisingofwesternmiddleclasseslaidasolidfoundationfortheformationofrule-of-lawinsocialstructuresandestablishedmodernrule-of-lawsystem．TheU．S．asanimmigrantcountryenjoysthemiddleclasseswithequalstatusashermajorpartofsociety，whobuiltanadvanceddomesticconsti-tutionsystemthepoliticalcriterioniswidelyaccepted．Therefore，topropelChina＇srule-of-lawprogress，wemuststartfrombuildingthesocialrule-of-lawbasis-middleclass．
Keywords：historicalchangesofsocialclasses；middleclass；rule-of-law
〔责任编辑：张正明〕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