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矛盾凸显期的社会转型：
方向、路径与战略选择
王立新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已进入矛盾凸显期，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在严峻的挑战面前，要在
认清转型的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的基础上，明确转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深化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道路；要以打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为突破口，以以人“中等收入陷为本为宗旨，以先经济、次社会、后政治为顺序，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改革新战略，跨越，阱”顺利推进社会转型。
关键词
矛盾凸显期
转型
改革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
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
①，代的过程”经济、文化、社会和生表现为政治、
态文明等方面全面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社会转型
然发生激烈的思想争论。当下的转型是1840年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几千年未遇的大变局的继续。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深刻的变化强烈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思想争论绵延不断。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高速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各方看法迥然不同。自由主义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广大弱势群体认为，改革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损害、牺牲了他们的利益；持传统思想的人则主张回到传统体制去。在这一系列争论中，各种思潮都想抢占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对社会转型发挥主导作用，加上意识形态调整过程中的去魅，乌托邦成分的剥离，理论创新的缓慢、滞后，导致一部分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动摇，各种思潮乘虚而入，社会思想比较杂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挑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趋于激烈。
2．新旧体制长期并存，转型阵痛趋于严重。我国的改革主要采取渐进战略，是局部、分阶段的
已经进入矛盾凸显期，及时调整转型方略，对于有
效化解矛盾，消除风险，顺利完成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矛盾凸显期的严峻挑战
根据转型的一般规律考察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转型内容及其战略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正面临深层次、根本性和复杂性的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已经远远超出社会治安层
②，面上的问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主
要矛盾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
1．各种思潮激烈交锋，理想信念有待确立。转型是在否定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体制，是社会形态的一种扬弃，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必202
渐进式改革。三十多年来，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必
然有先有后，参差不齐，从而导致新旧体制在较长时期内并存。在新旧体制较长时期并存的复杂状态下，旧体制十分强大并依然发挥作用，新体制发育十分困难且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体制性障碍对社会发展的阻碍日益严重，其弊端不断扩大到全社会，侵蚀着经济体制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如行政权力不断向市场寻租、垄断集团攫取巨额利益、弱势群体的权益屡受侵害等。
3．官民行为失范，社会趋于失控。思想价值多元和新旧体制并存，必然导致人们行为的混乱和社会的无序。在传统的道德规范趋于失效、新的道德规范又一时难以确立的“真空”状态下，出现了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公民行为和公务员行为双双失范，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现象趋于严重，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低程度政治参与导致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进而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维稳压力越来越大。
4．改革出现停滞，性质发生变异。经过多年的渐进式改革，一方面，增量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体制改革的“外围战”已经结束；另一方面，由于旧体制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一些深层次问题日益积累，不断暴露。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改革模式不但难以为继，甚至发生变异。改革渐进性决定了改革过渡期较长，改革产生的“阵痛”虽不至于导致“休克”但频繁发作，改革带来的“病症”
虽不至于导致“死亡”但异常复杂，较长的过渡期已经导致改革的停滞和变异。在改革目标上，出现由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变异为为少数强势集
团谋利益的现象；在改革策略上，由渐行渐进变异为停滞不前；在改革本质上，由实现共同富裕变异为两极分化；在改革动力上，由全社会一致拥护改革变异为一些阶层和群体质疑改革。渐进改革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其所能够进行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其释放的积极效应几近消失，其所面临的困难和变数不断增多。如果不及时调整，有可能导致“休克”甚至
“死亡”。5．资源环境恶化，科学发展困难。由于制约
论矛盾凸显期的社会转型：方向、
路径与战略选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特别是在政
府主导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下，科学的政绩观尚未根本确立，导致各级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盲目追求眼前利益，通过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谋取经济增长，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现象十分严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缓慢，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6．执政基础变化，领导任务繁重。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有制结构日益多元化，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发生分化，利益趋于多元，部分人沦为弱势群体；中产阶层不够稳定，有产阶级正在形成，垄断资本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初步显现；社会利益分层、分化日益明显，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矛盾、冲突变化多端。社会期待扩大，社会诉求多元，参与动力增强，都要求我们党准确认识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提高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妥善处理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团结全社会力量，巩固执政地位。可以看出，上述问题不是局部的、简单的、孤立的浅层次问题，而是具有全面性、复杂性和关联性的体制性问题，表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需要同滞后的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显现。
转型的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
面对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风险，首先必须清醒认识，明确目标，坚定信心。
与以前的革命型社会转型相比，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是一次改革型社会转型。一百多年前发生的鸦片战争，迫使我国在外来压力下开始转型。近代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第二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是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前两次转型都是以一种制度推翻另一种制度为标志，而第三次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实行改革，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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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改革为先导、政治社会改革相跟进的内涵式的转型，将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给中国社会带来全面的根本性变化。
根据转型的一般规律，当前我国转型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当今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普遍遭遇了政治腐败、经济停滞、两极分化等问题，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难见增长的动力和希望。经过多年的奋力追赶，我国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追赶成功并不意味着转型成功，目前我国也产生了类似于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面对前车之鉴，只有切实实现包括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在内的观念、体制和行为方式的全面转型，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才能释放新的潜力，才能增强发展动力。经过长期艰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国转型的目标任务已经明晰。纵览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的三次转型，它们都统一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三次转型实际上是这一转型的三个阶段，始终围绕着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到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从赶英超美到实现四个现代化，无不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转型梦想。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转型的宏伟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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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党中央提出的转型时间表和路线图看，当
前我国的转型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转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摆脱贫困阶段（1978～1997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1998～202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2021～2049年），最终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目前我国正进入转型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既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阶段，更处于矛盾错综复杂、利益冲突凸显阶段，是一个产生“高原反应”的“爬坡”阶段，更是一个越过“陷阱”的跨越阶段，只有成功完成这一阶段的转型任务，才能顺利进入新阶段，否则就会功亏一篑，功败垂成。
“深水区”改革共识的凝聚
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求从局部改革传统的体制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摆脱贫困状态，转变为全面改革传统的体制机制，切实改变这种“具有刚性调控能力
的‘低参与高投入’”③的发展模式，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转型是任务，
改革是手段；转型引领改革，改革促进转型。在改革之初，主要实行增量改革，由于改革带来“共赢”的良好局面，全体民众一致拥护改革、支持改
革。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存量改革为主，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多数改革往往带来一
方利益的增加和另一方利益的损害，因而任何一项新的改革举措的出台，都会遇到怀疑甚至反对。
实践证明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④。改革共识丧失的危害十分巨大，改革共识的凝聚更是刻不容缓，异常重要。
面对转型时期思想价值的多元甚至混乱，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指导改革。进入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价值观更加复杂多元，必须对社会价值加以整合，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以否定强权、剥削、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
平等和共同富裕的鲜明的价值倾向，超越了资本
主义，成为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一面旗帜。面对转型时期理想信念的多元和缺失，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通过理论创新和思想宣传，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全体人民确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清晰地认识和把握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战略和举措，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进行制度创新，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作为国家发展指针，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作为社会发展指针，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作为公民行为指针，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面对改革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必须确立坚持和深化改革的共识。改革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有人据此否定改革，要走回头路。必须认识到，改革打破了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中国社会获得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亘古未见的巨大变化，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应当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前提下，确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共识，充分认识到不改革必然没有出路，唯有改革才能闯出一条生路，唯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跨越陷阱。深化改革就是要将公正平等作为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在各项改革措施中充分贯彻公平原则，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消除利益固化现象，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深化改革就是要突出改革重点，加大改革力度，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问题；以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解决腐败问题；以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解决民生问题；以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解决环境问题；以公平优先，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等。深化改革就是要调整改革战略，加快改革步伐，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相结合，胆子大和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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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与战略选择稳相结合。
面对转型的历史重任，要树立更加强烈的责
任意识和使命意识。我们党自诞生以来，一直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在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任务后，又担负起实现社会转型、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重任。中国自近代被迫转型以来，不少政党团体和无数仁人志士虽有复兴之梦但都抱憾而去，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才彻底打破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根基，带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这样接近。中国共产党担负这一伟大、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主
动选择。“行百里者半九十”，在转型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历史的重托，更要有历史担当，以对国家、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改革向纵深推进。
面对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和障碍，要确立敢于突破、勇于担当的行动共识。由于当下的改革正触及深层次问题，面临的风险很大，障碍较多，特别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在困难面前，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克服；在风险面前，要不为风险所吓倒，敢于啃硬骨头，大胆突破，开拓创新。另一方面，面对已经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要以勇于牺牲、壮士断腕的气魄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既要勇于放弃自己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又要敢于消除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面对深化改革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要勇于面对，集全党全民的智慧和力量去预防和化解。
中国特色转型道路的开创
借鉴其他国家的转型，从本国国情出发，我国的社会转型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在转型理论上，必须反对全盘搬用传统的思想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思想理论。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后，落后国家始终面临追赶西方的问题，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是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还是以传统的理论为指导，或是以创新的理论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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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一直是困扰后发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当代转型国家而言，依然面临对转型理论的重要抉择。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全盘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结果遭遇重大挫折。痛定思痛，俄罗斯在反思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提出了新俄罗斯思想，对其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中国在面临深化改革之际，西方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传统思想理论的影响犹在，其他各种思潮也纷纷登台。对此，我国既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也不能因循守旧、依然沿用传统的理论，而是应当立足本国国情，既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又借鉴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创造性地提出适合本国国情、促进本国发展的思想理论，科学正确地指导本国的转型和发展。在转型方式上，必须反对全盘西化和闭关锁国，而是把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文明成果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道路。转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总体上都相对落后，但如果把西方的所谓先进的东西全盘搬用，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遭遇失败，这已被各国改革的实践所证明。究其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存在于特定的环境系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果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简单地移植到本国，由于该制度所依存的环境无法整体移植，则该制度被移植后往往水土不服，与本国原来的政治生态环境不相适应，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不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引起人们的反对与否定，导致改革的失败。单纯的制度移植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做法，而对包括制度在内的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系统进行移植又是政治空想主义。可行的做法是，一方面兼收并蓄，顺应世界潮流，努力借鉴、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另一方面尊重国情，努力改造我国的社会环境，探寻人类文明本土化的途径、方式和形式，使人类文明与我国的社会环境相契合，确保新的制度能够有效并良性运行，从而推进改革和社会进步。
在转型原则上，必须反对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社会转型是一项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复杂庞大的工程，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并共同努力。如果仅仅依靠少数精英人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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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难以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甚至以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广大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转而鼓动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非理性的改革，从而催生民粹主义，走向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当前我国改革已经从双赢式的增益型改革转为利益结构调整型的改革，一方利益的增加可能会带来另一方利益的受损。因此，在推进社会转型时，必须将公平正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有效协调社会各阶层、集团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建立健全民生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最广泛地团结社会各方力量，有力推动改革的深化。
在转型模式上，必须反对国家集权主义和社会无政府主义，正确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寻求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当代国家的社会转型，一般都是从集权的政治社会走向民主社会。转型之初，在否定高度集权的同时，往往会走向极端，反对一切集权和权威，追求完全的自由市场和绝对的民主政治，导致社会秩序失控，陷入无政府的分崩离析的状态。面对这种状况，社会又会出现加强国家集权和政府权威的强音，产生国家集权主义的思潮，甚至要求回归到转型前的政治制度下，实行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还权于社会，要科学合理地确定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在保持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把国家不该行使的权力逐步还给市场和社会，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同时，要规范市场行为，社会要有效行使国家退还的自治权，维护好、实现好广大公民的权益。此外，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始终保持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培育有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体系支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权力制约和廉洁高效制度保障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攻坚期”的战略选择
在明确转型的方向、道路后，面对改革已经从
“外围战”阶段进入攻坚阶段，还必须选择新的合理的改革战略。
1．以打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为改革的新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因此，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行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到
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能否解决转型中的问题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树立以民主自由、权力制约为主要特点的民主政治是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的先进理念，不断推动治理体系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以以人为本为改革的新宗旨。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和新阶段，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首先，以人为本，既能够克服唯意识形态论的思想，又能够避免以物为本的倾向，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做法，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真正做到改革和发展为了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和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改革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次，以人为本，能够在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时促进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再次，以人为本，能够在改革实现生产发展时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增强改革的动力，顺利实现社会转型的目标，并最终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3．以先经济、次社会、后政治的次序推进改革。总览世界各国的改革，西方国家走的是先经济、次政治、后社会的路径，在市场经济发展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滞后又导
论矛盾凸显期的社会转型：方向、
路径与战略选择致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直
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和社会改革才缓和了社会矛盾。苏东国家改革走的是先政治、后经济与社会的路径，很快导致经济崩溃、政治动荡和社会失控。以菲律宾、印尼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走的是与前苏联相同的路径，虽然没有导致国家崩溃，但建立的却是劣质民主，甚至沦为“失败国家”。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传统深厚的大国，素以民生为大，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后才能促进民生。在前一阶段，我国的改革侧重推进经济改革，稳步推进政治改革，忽视社会改革，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并日益加剧，特别是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相当突出，反过来严重影响着经济、政治改革的推进。开展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改革，不仅是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改革的目的和归宿。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可以而且能够走出一条先经济、次社会、后政治的改革道路。当前的社会改革，在社会政策制定上，要预防强势集团干政，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在社会分配制度上，要完善分配结构，根据社会主义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本质要求，改变资本、技术、管理分配比例过大的现象，加大劳动报酬的分配比重，实现公平分配；在社会保障制度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利益的维护上，要切实维护公民个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然，当前注重社会改革并不是放弃政治改革，而是通过社会改革消除社会问题，保障社会政治稳定，并努力以社会改革促进政治改革，通过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规范权力主体行为，发扬政治民主，建立民众权益保障机制，打破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
4．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改革战略。历史早已证明，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宏伟事业，仅凭单一的战略是难以完成的。新时期我国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当前的改革应在渐进的基础上采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必须反对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防止某一方面改革孤军突进，推进政治改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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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文化改革、
社会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社会转型是一个涉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是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型。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体制的打破和新体制的确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旧体制并存和相互冲突不可避免。如果新体制的建设全面快速推进，新体制很快发挥作用，则这一冲突的时间不会太长。但如果某一方面的改革过于超前，而其他方面改革严重滞后，则新体制与旧体制的冲突不但时间较长，程度激烈，且在这一过渡期新旧体制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旧体制的弊端会在冲突中不断扩大，新体制却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改革和不成熟而扭曲变形，导致改革的失败。例如，如果政治改革超前，则经济改革滞后产生的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会削弱人民对政治改革的支持，进而导致政治动荡。如果经济改革超前，其他改革滞后，则旧的政治体制所产生的腐败、低效会侵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导致腐败、两极分化、分配不公。如果文化改革超前，则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会导致民众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严重不满，进而采取极端方式破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引发剧烈的动荡。当然，如果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超前，文化改革滞后，则落后的文化意识形态必然会阻碍经济、政治的发展。因此，应当统筹开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使其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必须从以基层创新为主转变为加强顶层设计。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在初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主要依靠基层的创新突破，这有利于调动基层积极性，但具有局部性和非系统性的局限。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掌握了成熟的方法，形成了科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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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信心更加坚定，改革的目标、方向、道路已
经清晰，改革的措施能够正确加以制定，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已无必要，甚至会妨碍改革。新时期深化改革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确改革的重点任务、优先次序、发展阶段、具体路径，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
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必须从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转变为科学的政绩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战略，但多年来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严重制约了科学发展的绩效。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只有确立科学的政绩观，才能促使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切实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并举，统筹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际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处理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关系，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①郑杭生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中国社会科学》
2009年第3期。②吴忠民
：《如何认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光明日报》2013年8月13日。
③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第116页。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作者简介：王立新，
1967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范旭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