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隆技术的伦理思考
□ 雷瑞鹏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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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的伦理理论对人性的假定以及人的什么特征对伦理分析是关键的都存在差异,因此它们对克隆技术的伦理分析也有差异,不可能达成共识。关于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为了获得器官、组织的克隆把人类作为一种手段并且创造出更多的需要,是不合理的;克隆作为个人对生殖方式的偏好选择在技术成熟的前提下是可以接受的,但若将其普遍化,就会产生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
关键词:治疗性克隆;生殖性克隆;人类尊严中图分类号:B822057 文献标识码:A生命伦理学、生命科学哲学等。
收稿日期:2005203204
文章编号:167127023(2005)0320119206
作者简介:雷瑞鹏(1973—),女,河南洛阳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生命伦理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
人类祖先发现,种,,。接下来,
1952年克隆蝌蚪;1972年基因复制;1997年克
。2004年2月,韩国科学家首次利用人的体细胞和卵子,成功培育出了人类胚胎干细胞。
许多炒作“克隆人”的报道总是将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混为一谈。虽然两者用的是同一种技术:核从体细胞转移到去核卵细胞内,但其目的则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为了从克隆出的胚胎那里获取干细胞,使之定向分化为某类细胞、组织、器官,用于治疗人类疾病,而不将胚胎植入人或动物的子宫内,并最后销毁这个胚胎;后者是为了复制出一个与已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遗传特性相同的人,实际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生殖,即人们常说的“克隆人”。
关于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的可能前景在科学家和公众中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人们把克隆技术称为“划时代的震撼”或“生物原子弹”。在这些争论中,多数人认为治疗性克隆在生命科学和医学上很有价值,将给人们带来治疗疾病、移植器官、防止衰老、延长有质量生命的现实希望。而对于是否应当开展“克隆人”的实验问题,大多数人持慎重或反对立场,虽然他们在理论
隆羊多莉诞生;1998年克隆批量化,美国科学家克隆出50多只老鼠,日本人克隆出8只小牛;
2000年,人类的近亲——猴子被克隆;2001年1
月,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有效地使克隆人类胚胎合法化的国家,但只允许进行治疗性克隆。同年8月19日,美国科学家扎沃斯和意大利医生安蒂诺里宣布将在一两年内克隆出人类胚胎,并将为200名妇女植入克隆胚胎;11月25日,美国AdvancedCellTechnology公司宣布已经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人类早期胚胎,这也是复制人类的第一步。尽管ACT公司表示其目的不是为了克隆人,而是为了获得能够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的干细胞,但还是引起了广泛的震惊。有媒体评价:“潘多拉的盒子终于被打开。”2002年,美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一切形式的克隆,4月9日,布什发表电视讲话,敦促参议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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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于国家教育部“985工程”、华中科技大学“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和John
“科学与人文精神”课题)的研究成果。TempletonFoundationGPSSProgram(全球审视科学与精神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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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和论证方式上有很大差异。许多国家这方面的立法实践也存在差异,如:英国只允许治疗性克隆,并规定克隆出的胚胎不能超过14天,否则必须销毁;德国却严格禁止治疗性克隆,规定用于干细胞研究的胚胎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美国则禁止一切形式的克隆,除2001年8月9日前建立的干细胞系外,从克隆胚胎提取干细胞的研究将不再会获得联邦经费资助。最近,联合国在经过两年的争论之后通过了关于禁止一切形式的克隆的宣言(这个宣言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反对者称其对生殖性克隆缺乏约束力,而对治疗性克隆过于严苛。
笔者认为,尽管克隆技术是对人类的挑战,但从伦理学的观点来讲,这个挑战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生物技术的新进展,问题不在于这个技术是善还是恶,而在于它怎样才是有利于人类的。并且“怎样对待”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立法工作的范围内,还包括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心理上、感情上对克隆技术创造出的成果的理解和评价。题时,批评或赞成。大讨论,,需要对它们各自的立论前提作出理性的分析或论证。如,反对“克隆人”的大量论证中,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人是目的”或“敬畏生命和自然”,对这些前提需要进一步澄清,什么是人类尊严以及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问题。除了对克隆概念的混淆外,它们中的许多还将科学上的可能性与政治野心、经济利益和道德上的直觉判断混为一谈。
本文将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即论证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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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获得器官或组织的克隆把人类当做
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人是目的”这一原则最先由康德明确表述为一条哲学和伦理学上的“绝对命令”,儒家传统中的“人”也有这样的内涵。
治疗性克隆的目的之一是解决器官移植中的排异问题,克隆自体组织的移植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排斥。有一位学者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克隆无头老鼠的成功会使科学家将这一技术应用于治疗性克隆,通过抑制相关基因的表达制造“无头人”,将其的器官用于移植,这样可以避免许多伦理争论。因为大脑是思维和意识的器官,所以“无头人”并非人。为了治愈人类的各种疾病,我们可以人为地制造这样的变异生命体,并且最后将其销毁。也就是为了毁灭一个胚胎而制造一个胚胎基因表达,,其目的就是,,但在之间利益的平衡,不是将胎儿仅仅作为一种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克隆无头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无头人不是健康人(甚至他们根本不是人),为了治愈那些存在基因缺陷的人,我们可以制造这种突变体。这种论证背后隐含得更深的观点是,为了治愈一些人,我们可以销毁人类胚胎;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我们可以牺牲潜在的人类生命。这里存在着一个“道德滑坡”。例如:英国规定,获取干细胞只能取自不超过14天的克隆胚胎。理由是早期胚胎还不能说是一
(person),其神经组织远未发育出来,没个“人”
有知觉,更没有意识。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对于人类胚胎的伦理地位应该怎么看?
不同的伦理理论对人性的假设是不同的。那些站在保守立场的人(如道德神学家),从人种成员出发强调其特殊地位;自由派人士(如道义论者)把物种成员资格放在次要位置,强调人的能力,如自我意识和理性自主;中间派人士
(如效用论者)则强调感觉(感受痛苦的能力)和
一、有关治疗性克隆的论证
关于克隆的伦理判断是与克隆的目的紧密相关的。用克隆作为治疗疾病的手段和作为“器官工厂”的生产方式,两者之间差别极大。治疗性克隆创造了治疗许多目前不能治愈的致命疾病的可能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医学技术“邪恶”还是“造福人类”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灵活的考虑具体情境的、同时又有一定原则的伦理思考。如: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尊重原则、公正原则。
独立生存能力;女性主义者(或关怀论者)认为人是按照社关系来理解的,人是关系中的存在。这里,笔者想引用英国学者苏珊・吉布森
(SusanneGibson)关于人工流产争论中胎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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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地位的论证作为参考。她指出,胎儿本体论地位和道德地位的独特性在于,胎儿只存在于和一个特定的他人的关系之中,它完全依赖他人的供养。正由于这种关系,胎儿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存在于产生我们的道德义务的种种关系之外。然而,由于胎儿拥有的唯一直接关系就是和它生长发育于其中的妇女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个胎儿的具体地位会根据孕育它的妇女赋予它的价值而不同。胎儿没有绝对的价值,因为它们没有独立于这一关系之外的存在。它们的价值不是系于一个人(person)的那种价值,而是系于一种人类关系的价值。因为不可能有对系于人类关系的绝对价值的抽象论述,只有系于特定关系的绝对价值的抽象论述,所以不可能有对胎儿绝对价值的抽象论述。
笔者将采纳吉布森的论证路线,但得出的结论不同。
早期胚胎是发育为人的必不可少的阶段,是人的生物学生命的基础,同样具有一种系于人类关系的价值,的手段,的践踏,胚胎是“潜在的人”。(person)的潜能,虽然不能使它拥有绝对的价值和权利,但在涉及到胚胎的道德决定中,我们也不能只考虑后果论的论证,即仅仅通过结果(如解除病痛的巨大利益)来判断行动的价值。尤其是在治疗性克隆的情况下,胚胎不仅仅用于前期的临床前研究,一旦成功,克隆自身的胚胎抽取干细胞用于治疗疾病就会成为日常的临床实践。这势必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胚胎的看法,使人们忽视这种系于人类关系的价值。而在人工流产的情况下,可辩护的伦理理由往往是,继续妊娠会给母亲造成生命危险。那么,是否为了治疗糖尿病就可以克隆并毁坏一个胚胎来提取干细胞呢?在此情境下,我们还应考虑义务论的绝对至上命令。此时我们的道德判断应直接源自符合伦理的思考和行动的意愿,而不应被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所引导。这也是与儒家的伦理规范相切合的。在异种移植研究(将动物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植入人体中的技术)中,对于人类的近亲——灵长目动物我们都还强调应给予更多的伦理关注而不将其作为人类器官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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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更何况人类的胚胎呢?
在关于治疗性克隆的讨论中,效用主义者是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效用主义伦理学的前提是,以特定行动(准则或政策)的结果为伦理判断的尺度,而不是行动、准则或政策本身。按照这种逻辑,当我们论证治疗性克隆伦理上的可接受性时,重要的是如何达到效用最大化,而不是研究本身的价值含义。效用主义关于人类本性的论述强调感觉能力——人类有机体感受快乐和疼痛的能力,以及使偏好最大化。由于这些特征是与非人的动物共有的,效用主义的伦理分析未能突出人类胚胎和非人胚胎研究的不同标准,允许对它们都开展大范围的基因研究。
与效用主义的观点相反,义务论认为,行动
(准则或政策)本身的特性决定其伦理上的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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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性。自主性及尊严,虽然胚胎既不,如果(或自,那么它就应该受到同物种。道义论对人类本性的论述强调理性和自主。由于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独有的,道义论的进路支持在适用于人和动物的实验技术之间的明确区分。此外,他们把实验技术在道德上的可接受性建立在理性的能力或潜力之上,因此禁止和允许实验的根据在于理性受到影响的程度。生物医学实验研究伦理上的可接受性是由实验客体的伦理地位决定的,而不是由研究可能带来的利益决定的。
2.治疗性克隆获取的组织、器官不仅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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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是得不到辩护的
存在基因缺陷的人通过治疗性克隆获取与其具有相同遗传密码的组织或器官,可以解决组织排异以及器官、组织短缺的问题,并且人体的全部器官都会在需要时随时获得,就像随时以备不时之需的一整套工具一样。把克隆作为“器官工厂”的制造手段,把人体器官作为随时备用的器具,这样是合理的吗?解决可供移植器官供不应求的问题,不仅需要开辟器官供应来源,而且需要减少需求,也就是说,需要进行例如改变酒精中毒、吸烟等行为的健康教育及预防工作,尽可能防止出现器官衰竭的危急情况。这项工作也许更为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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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谁需要一整套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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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在全球化过程中贫富鸿沟正在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就许多高新技术来说,富人受益,而穷人则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对大批培育器官、组织的研究开发,会侵占健康教育和预防工作的资源,而且为付得起钱的富人保存备用的整套器官也会占用许多公共卫生资源。在少数人得益与公众利益之间,我们该如何权衡?而且这部分人往往都并不是社会中的弱者。
关怀伦理学是伦理学新近的理论方法,以关怀为基础的伦理论述强调人类生命的社会和情感方面。关怀理论学家的伦理分析把人类存在的社会情境和关系的本质做为核心,并且分析可能破坏或提升这种社会性和关系性存在的生物医学研究方式。他们强调把研究放在社会背景下,他们对治疗性克隆的反对不是严格地以理论原则为基础,而是基于对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分析。他们举例论证,通过治疗性克隆获取干细胞来治疗脊髓损害是一件好事,而对于低收入妇女无法得到产前保健、大多数衰弱的老年人不能获得照顾,保健的社会,因此,,、组织为(这也许和许多人的看法不一致)。这和克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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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义务不加干预;也是一种积极权利,即政府或社会有义务提供必要的生殖服务。生殖权是夫妻双方均不育者、老年人、同性恋者、不愿通过性交获得后代的单身者都拥有的,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的这一基本权利。人的生殖性克隆,至少可以满足一些人想要有个孩子的愿望,符合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克隆人”在生物学上与同卵孪生是类似的。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同卵双胞胎,我们并没有讨论是否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或者他们中的一个要从属于另一个。每个人获得生命的方式与人的尊严并无关系。现在对克隆作为生殖方式的争论,与以前对体外受精(IVF)的反对颇为相似。可随着第一代试管婴儿被广泛接受,这些争论也逐渐消失了。而且辅助生殖方式也一直只,,。认为。
从复制人类、违背个体独特性方面对生殖性克隆进行的反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包括著名
(The的生命伦理学期刊《海斯汀中心报告》HastingCenterReport)对克隆问题发表的声
术本身毫无关系,而是由于在这一目的的驱动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舍本逐末的。克隆技术产生出的是一个人类的胚胎、一个“潜在的人”,把他们作为备用器官的工具箱,像成批制造产品一样获取器官、组织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使高新技术的利益能够让社会各成员公正地分享,避免加深贫富鸿沟。而且,近年来成体干细胞研究的突破,也许会给我们对治疗性克隆的反论证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明也强调“拥有独特遗传特征的权利”,他们似乎都跌入了对基因决定论的循环论证。邱仁宗先生指出,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的集合体,具有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特定人格,这个集合体,这个具有特殊心理、行为、社会特征的人,这个特定的人格,是不能复制的,是克隆不出来的。所以,克隆出来的只是与父本或母本相同的基因组,而不是与父本或母本一样的人。即使有一天,科学揭示了人脑思维的奥秘,也不会像生产汽车一样成批地复制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人不能被归结为一堆基因组,所以“克隆人”虽然具有与父本或母本相同的遗传特征和表现型,但并不能据此否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