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影响改革开放成果的几个主要因素
傅伯勇
当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能否保持改革开放成果或者能否将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取得更大的成果，将取决于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有哪些方面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但主要的还是内部因素。
先谈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战争；二是和平演变；三是和平演变加战争或者战争加和平演变；四是包围与遏制（或者扼杀）；五是其他方式，包括前四种方式的综合运用或者另加其他方式。前苏联的解体，就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典型案例；科索沃战争就是西方国家武装干预战争演变的典型案例；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就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加战争或者战争加和平演变的典型案例。对中国，因为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阵营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所以某些国家对中国的瓦解与颠覆，也得讲“特色”。对中国，战争已经试过，包括朝鲜战争（中国叫抗美援朝战争），包括越南战争（中国叫抗美援越战争），包括中印战争（前苏联支持印度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是中国取得全胜。如果某些国家想继续挑起与中国的战争，也必然会以失败告终。不管哪个国家，失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中国是一个隐忍的国家，不会轻易动武，而一旦出手，就一定稳、准、狠。对于和平演变，一些国家也试过。1989年的“六.四”风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一些人属于误打误撞上了贼船，但是这正中美国为首的某些敌对国家的下怀，那也是活该，谁叫自己没有起码的政治头脑呢？和平演变的结果是什么？是一无所获。西方敌对国家会不会还要搞和平演变呢？肯定还会，但也肯定一无所获。和平演变加战争或者战争加和平演变呢？在目前的中国，条件还不是很具备，一是没有和平演变的土壤，二是没有引起战争的因子。最后剩下什么呢？剩下的，无外乎就是包围与遏制，或者其他方式。而包围与遏制，从1949年中国解放开始，就存在了。那时候，无非是手段相对单一而已：包围没有完全筑牢，就是当时的“U”型（现在称“C”型）包围圈也没有筑牢筑死；而遏制，主要也是从外交上（主要是堵住大陆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从经济上（主要就是堵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军事上（主要就是武器禁运）、从技术上（主要是高新技术的封锁）进行遏制。但这些，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基本上迎刃而解或者不攻自破。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靠什么呢？非洲它本身就无法号召，欧洲它基本上指挥不动了，拉丁美洲它也指挥不动了。剩下的招数：一是以“重返亚太”为口号，纠结亚太与中国有“领土纠葛”的国家，拉拢他们，唆使他们，让它们充当“马前卒”，实现“以邻制邻”，让邻国与中国反目成仇，相互纠缠，一路打闹，延缓中国的发展步伐，让中国“画地为牢”或者“冰消雪融”。二是进一步加强与“同盟”的关系，并试图构筑“亚太导弹防御体系”，刺激国内的军工企业发展，转移国内就业压力过大、经济增长乏力而导致的民怨沸腾的视线，膨胀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胃口，迫使中国进行军备竞赛，从而拖累中国、拖垮中国。三是面对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财政赤字，拼命构建“航天蓝图”，妄图实现“领导亚太、领导全球”的梦想。四是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地收买所谓“政治精英”、所谓“专家学者”、所谓“社会名流”、民族分裂主义者、叛逃高官或者一些不法富翁，组成“反华势力”，向国内的一些骚动分子，进行百般挑唆，摇旗呐喊，伺机兴风作浪。如此而已。而这些，有政治的手段、有外交的手段、有军事的手段、有经济的手段、有金钱的手段、有利用民族心理的手段、有利用宗教信仰的手段、有科技的手段，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如最近的中菲黄页岛对峙事件、如日本的冲之鸟事件、如陈光诚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美国的因素，美国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牵牛要牵牛鼻子”，“大蛇要打七寸”，揪住了美国，就抓住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所以，只要中国的民众和中国的领导层，充分认识到了这些，坚持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理念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理智应对、沉着应战、机智化解，就没有大的问题。
而重要的还是内部因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二是道德滑坡。中国公民基本的道德规范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还是道德滑坡。如不法厂家生产、不法商人经销的含有“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毒胶囊”、含“氯”的食品药品；就是农作物，也有“以陈充新”、“以次充好”，等等。所以大米、蔬菜有农药残留，肉类有饲料添加剂，饮用水有致癌物质，就连唐国强打的“网一拍”广告也是“崴货”。还有就是“公权私用”；还有就是缺乏大局意识，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还有就是行为不捡，作风败坏；等等。人们感觉什么都不能相信了。这个社会，简直就是一个“注水”的社会，扭曲的社会。本来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邪不压正”，但是现在似乎颠倒了过来，成了“正不压邪”了，邪气在中国大地拼命蔓延、几乎无孔不入。而这些就是缺乏诚信的表现，缺乏良知的表现，缺乏道德的表现。这样一种缺乏道德的表现，损害了个人利益，损害了集体利益，损害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最终必然会葬送自己，必然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任何不道德的行为，最终必然会自食其果。一些国家的人为什么对中国产品小心翼翼、对中国人退避三舍，除了偏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身不检点的所作所为所致。所以温家宝总理曾经痛心疾首地呼吁：“企业家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岂止是要求企业家，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我们的每个毛孔都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让道德的力量充盈于天地间，去驱散邪气，还世界一个朗朗乾坤。
三是腐败现象。中国公权领域，充满着“权法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官官相佑”、“官官相护”、“官商勾结”、“一荣俱荣”等等公权私用现象。这其中，司法腐败、用人腐败、工程腐败及官商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是最核心的东西。据高检报告，去年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其中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据《法人》杂志发布的2011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去年一年，近200位国企老总落马，贪腐金额平均每人是3380万元，其中光明集团创始人、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个人就贪了7.9亿元，如果去掉这一特殊案例，平均每人贪污金额也达到2077万元。还有就是中国社会有一个潜规则：你给我个人好，我就用我的权力给你办事，你情我愿的进行肮脏交易。这种潜规则，太流行，太普遍。一些行贿受贿案件，几乎都是如此。这些腐败，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让人们敢怒不敢言。尽管一些人如残花败絮般纷纷落马，但还有更多的人在前“扑”后继，甚至有的还在台上装模作样，贼喊捉贼，指手画脚。目前中国的腐败，如果将县处级以上（含县处级）领导一个个拉来问询，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敢拍着胸脯、摸着良心说自己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人。这种腐败，与东欧和前苏联解体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虽然中央已经下定决心，采取了诸多措施，并且取得很多成效，但是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出现窝案多，大案多，似乎越反越腐。所以，人们现在几乎不相信官员了，因为昨天他们还在台上振振有词地说反腐，而今天却成了巨贪，成了阶下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人们对其他很多方面都普遍看好，啧啧称赞；但就是腐败问题，让人们深恶痛绝，义愤填膺，怨气冲天。
四是社会不公。目前中国存在着一种“马太效应”：穷者更穷，富者更富；有权者有官二代、官三代，无权者难以步入仕途，即使步入了仕途，也举步维艰；有的更有，无的更无。财富高度集中、权力高度集中、公共资源高度集中。总之，既得利益者手握资源而捷足先登，拼命抢占“滩头”，扩大战果；而中下阶层人士姗姗来迟两手空空，面对“滩头”却望而却步、望尘莫及、望洋兴叹。如果是公平竞争，那也没有什么，但问题是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竞争，这就显失公平。如果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一些人付出同样的努力了，还是两手空空，他们就必然会反思，会去寻找答案。如果这种答案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是政策的问题，是制度、体制、机制的问题，就会有怨气。这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到一定时候，必然会形成满腔怒火；这种怒火一旦点燃，将会熊熊燃烧，难以扑灭，就必然会陷于内乱之中。这样改革开放的成果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就会消失殆尽、化为乌有。
五是就业难题。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2011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221万，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去年为4.1%。表面上看，这组数据说明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是一片乐观。但是乐观的背后，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总量的压力和结构性的矛盾并存。总量压力就是今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达到25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是青年就业者，也就是大中专毕业生。还有900万到100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结构性矛盾就是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招工难体现在技工和一线普工短缺，就业难就是大学生就业难。随着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会空前增加，挤入城市；而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现代化企业流水线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需要的劳动力又将会大大减少。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一加一减”，就会多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出来，这无疑会给政府增加很大的就业压力。如果就业问题解决得不好，社会闲散人员过多，生活没有着落，社会必然会出乱子，会陷于动荡不安之中。
六是征地与拆迁。征地与拆迁，是一个地方发展的现实需要。现在的征地与拆迁，都是人性化的征地与拆迁。拆迁后，失地农民或者原住居民的就业机会将会增加，经济收入将会增长，生产生活水平将会提高，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但是，政府的意愿与开展工作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弄不好还会民怨沸腾。随着《物权法》的实施和《拆迁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一些人维权意识增强了，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知道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但伴随而来的，也有这样一些东西，那就是大局意识的淡化与消失，在大局面前漫天要价。正因为在征地与拆迁中，一些人常提出一些与当地发展不相吻合的匪夷所思的要求和主张，才让大好时光白白地耗费在征地与拆迁的讨价还价之中。所以，现在搞公益事业难，搞基础设施难，搞工业园区难，难就难在征地与拆迁上，难在以何种方式安置失地农民或者原住居民上，难就难在补偿补助的标准上。事实上，征地与拆迁，说到底就是政府、开发商与农民或者原住居民三方利益的统筹与平衡问题，如何找到一个三方都能够承受的利益平衡点，就成了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会风平浪静；处理得不好，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群体事件。
七是科技创新问题。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千年，中国的科技一直遥遥领先，独步千古。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贫穷了，中国落后了，中国黯淡了，中国满目疮痍了。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技，很多领域只能“师夷长技”，所以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山寨版科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现在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已经不是“学爬”的时候，已经进入到可以“学走”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些该借鉴的东西还得借鉴；但是我们如果仍然一味地抱住“山寨版科技”不放，一直一味地充当“跟屁虫”，我们就无法突破，无法赶超。现在是我们该对“山寨版科技”说声“拜拜”的时候了， 我们当尽量地抛弃盗版、克隆、仿制别人的东西了。中国现在的科技，要的是创新，要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终的经济实力，最终的综合国力，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主要还是科技。要让一个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自己的科技，就必须抢占当代科技的制高点，并遥遥领先。
八是虚报浮夸。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全国各地到处出现饿死人的惨剧，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这就是浮夸风导致的恶果。当时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但是现在的人们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痛”，又开始拼命鼓吹起来。一些县份在上报固定资产投资呀，招商引资项目引进呀，经济增长幅度呀，等等，好的方面的数据似乎报得越大越好，拼命地鼓吹起来；而坏的方面，如人口增长率呀，安全事故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些指标呀，对这些需要减少的数据就拼命地人为地压缩，大的说小，小的说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拼命地鼓吹自己的所谓“政绩”。一些正直的官员说：“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害怕上边打板子，搞末位淘汰制，本来自己的工作还可以，但是因为别人鼓吹，自己不吹，被罢免或者处分了不划算。”于是乎，也跟着虚报浮夸起来。这就是中国目前各地的现象。所以，很多统计数据，你不要太当真。如果要了解真实数据，你可以深入调研后，对统计数据进行折算，这样相对准确些。这种虚报浮夸风，全国各地都有，而且愈演愈烈。这就像肥皂泡，最终还是会破裂的，最终是要拿“米米”来数的，假的就是假的，欺瞒得了一时，但不可能欺瞒一世。我们的决策从哪里来？从社情民意中来，从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中来，由于这些原始资料不准确，我们的决策必然会失误；而一旦决策失误，后果可想而知。
九是国家机器或者国家机关的缺位问题。根据卫生部统计，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起，比五年前多了近7000起。今年3月23日，哈医大医院凶手造成医生一死三伤。今年4月13日北京市连续发生两起伤害医生的案件。这些事件，试问我们的公安干什么去了？南海问题，很多岛屿，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蚕食鲸吞，试问我们的军队干什么去了？食品药品中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试问我们质检工商部门干什么去了？出现那么多的贪官，试问我们的纪检监察干什么去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国家机器、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没有履职，或者没有完全履职。无论国家机器还是国家机关还是国家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职能职责，都有自己的目标任务，肩上都扛着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但是他们却将这样的使命束之高阁，自己却在酣然入睡，却在歌舞升平，却在听之任之。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十是黑恶势力蔓延。如一些有组织、有“纪律”、有幕后操纵者的劫匪、打手、地霸、欺行霸市人员、走私贩毒人员、高利放债人员、专门打击报复人员等等黑恶势力，他们为所欲为，祸害一方，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甚至挑战一些地方政权。名噪一时的禹作敏，曾经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的党支部书记、大邱庄企业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可谓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但他在大邱庄却横行霸道、草菅人命。当时天津市检察机关一位办案人员说他是“90年代恶霸”，名副其实。虽然最后还是绳之以法，但影响却极为恶劣。现在一些黑恶势力的背后靠着什么？一是一些高官，二是一些富豪。近阶段一个富豪，因为医院没有医治好自己中毒的母亲，而要求医院全体医务人员下跪，简直无法无天。英国公民尼尔·伍德之死，背后不是也有玄机吗？还有就是，一些黑恶势力已经伸进一些地方政权，地方政权几乎成了黑恶势力的庇护所。一个政权一旦被黑恶势力所左右，还不可怕吗？
十一是制度体制机制问题。我们说的制度，是指社会制度，按照性质和范围总体可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具体规章制度三个基本层次。我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具体规章制度就存在一些问题问题。我们说的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制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我国的体制尤其是领导隶属关系、管理权限划分上，存在很大问题。我们说的机制，是指事物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变化的相互联系。一些人位高权重的人，为所欲为，贪赃枉法，除了个人因素外，我们的制度体制机制不能说没有问题。权力得不到很好的监督，也得不到很好的制约。所以，一个高官，只要一贪污，一受贿，动辄就是几百上千万。这一定程度上就是制度体制机制问题。还有就拿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吧，现在很多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都感觉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动作太小。种种迹象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但政治体制改革又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所以中央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也只能提一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言以蔽之。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各种利益，谁又会拱手相让？他们必然会百般阻扰，甚至会发生你死我活的争夺。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弄不好就会亡党亡国。前苏联的解体，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来。但这样一来，又与主流民意形成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