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7卷 第4期 1997年10月Journal of X inyang T eachers College (P hilo s . &Soc . Sci . Edit . ) V ol . 17N o . 4O ct . 1997
论沈从文文化选择的效应
侯运华
摘 要 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是“小乡城文化”, 它为沈从文提供了最佳的切入角度——把握住
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再造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反映现实, 增强其作品的深刻性。它使沈从文抛开政
治的纷扰和人世的污浊, 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澄澈晶莹的创作心态。同时, 它还产生了多种文学效
应:首先, 它促使沈从文营造起对立的两个文学世界——小乡城和大都市世界; 其次, 它促使沈从
文表现了小乡城人与大自然的认同感; 再次, 它使沈从文的创作达到了内在的真实性; 最后, 它促
成了沈从文1935年以后艺术风格的嬗变。
关键词 沈从文 小乡城文化 文化选择 主体文化意识
文化选择是多元的综合思维判断, 其效应往往也是多元的。一旦选择了某种文化, 它往往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参照系, 并以心理渗透的方式预先界定了审美阈。在它影响下创作的艺术品, 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带上它正面或负面的印记。
1文化学家庞朴先生认为文化结构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属于物质层面, 它是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物质化了的意识、理论、制度、行为等; 第三个层面是心理层面或意识层面。其中, 第二个层面最具权威性, 是文化中最有力的一面, 也是最易变化的一面; 第三个层面则是最稳定、最保守的一面, 也是最能体现出人性、最不易变化的一面 。
当人们研究或利用文化时, 不同的需要促使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文化的不同层面上。政治家们多关心第二层面的内容, 艺术家们则关心第三层面的变化, 将焦点凝聚在人的心理或意识上。沈从文选择“小乡城”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意识时, 他所侧重的也正是此文化影响下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问题。
“小乡城”文化是有着独特内涵的, 其认同自然观、人格平等观、重义轻利观和浓郁的忧患意识等皆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内容。它又是在极为特殊的政策、制度下形成的。外力强加其上的政策、制度形成一种畸形的氛围, 民族心理及文化意识的被动性, 造成文化的深层结构之间缺乏应有的和谐, 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与隔离状态。说其失衡, 是因为它更侧重于本文化原有的意识特点; 说其隔离, 是因为它不像其他文化那样受政体的强烈干扰, 文化的第二、三层面之间呈胶着状态, 顽强地守其本质, 与政治呈游离状态。沈从文生长于这个特殊的文化环境, 文化特质的渗透影响着他的思维, 并固执地干预其文学创作和评人论事的态度。
这种文化效应明显表现在沈从文文学创作视角的选择上。赵园曾总结沈从文“避免由社会政治的方面而
力图由文化方面评价历史, 是沈从文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自己的选择。”之所以如此选择, 很大程度上得之
于“小乡城”独特的文化。这一选择将他和其他新文学作家区别开来, 而与鲁迅、老舍等人取得了一致性。新文学兴起之初, 出于对旧政体的不满和对新政体的渴望, 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对政策的剖析、制度的批判上, 锋芒所指多为残酷的封建统治、官僚政体、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等。究其原因, 一方面固然是“文以载道”的余波影响, 潜意识里沉淀有太多的因子, 另一方面则因为潮流裹挟着年青的作者前行, 相对单纯的人生阅历使他们还不能自如调节澎湃的激情, 难以透过这一层, 看到更深的原因。他们的作品, 其效应也往往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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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政治层面上, 虽说于当时的中国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但站在文学角度检视之, 则缺乏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他们还很难超越所写对象, 至多是平行研究之。鲁迅则不同, 对“国民性”的长期研究, 使其审视表现对象时, 往往超越政治层面, 挖掘出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深刻内涵, 从而超出了具体的时空而具有审美上的永恒性。这样的思维需要极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极强的理性。沈从文没有这种优势, 但“小乡城”文化的熏陶赋予他认识方面的奇才, 使他创作时绕开政治纠葛, 直奔文化的深层结构, 即把握住民族文化心理、传统意识去反映这个民族的一切, 从而确定了一个独特的切入视角。
独特的切入视角和恰当的表现对象结合起来, 才能表现出一个作家的艺术个性。沈从文之所以卓然成为小说名家,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表现对象的无可取代性和深刻性。他向人们展示了“小乡城”里令人吃惊的画面:蜿蜒的山道, 青翠的山峦, 一流碧水漂浮着别致的小船。云淡雾消, 鹊跃鸟鸣, 四面八方的歌声酝酿出集市的风景——有货货相易, 无奸诈相欺; 眼前浮动的是人生, 耳际索绕的是欢情……。画面的背后, 是令时人恍若隔世的纯朴风情与牧歌情调。且不说画面中的象征意象, 就是作为基本素材的一溪一楼满街风情, 连同山间的晨雾、行船的号子都仿佛在文化的汁液里浸泡过, 到处弥漫着“小乡城”特有的文化气息。
对文化深层结构的把握, 产生了他独特的“尺”和“秤”, 就是以“小乡城”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判评认识对象。在这既定的尺度下, 我们才能理解他所说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带有原始野性的生命, 以其勃发的生机、单纯的行为显示出毫无机心的天性, 喜笑怒骂自有一份纯真,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无怨无悔地生活下去。“小乡城”内生活场上所具备的鲜活形态是他所认定有价值的生命。他对这种生命充满爱慕, 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描摹它们存在的方式, 将自己对人生的酷爱溶于其中, 使这些人生众相充满浪漫色彩。任何背离了他的文化观念的世界, 都是他深恶痛绝的。比较他笔下的另一世界——都市世界, 我们便能发现, 他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么敏感。他认为“城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 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 又皆从另一个模子里印就。个性与特征是不易存在, 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即便是恋爱, 也“转成为商品形式”, 因而“千篇一律, 毫不出奇”(《如蕤》) 。生活的单调、生命的呆板和他喜欢的鲜活生命截然相反, 连最能表现人类精神之风采的恋爱都模式化了, 这是沈从文难以忍受的。更何况都市人中还有荒淫靡烂的生活、百无聊赖的精神以及具有“阉寺性”的萎缩的人格。相比之下, 他当然更肯定“小乡城”原有的健康美丽的人性。
对民族心理、健康人性的偏爱导致了他对政治和文学的独特理解。他曾说“政治与统治在我意识中即二
为一, 不过是少数人又少数人, 凭着种种关系的权力独占。专制霸道、残忍自私是它们的特性。”因此, 在创作
中他淡化政治, 即便是写到政治内容, 他也往往用清冽的河水洗去表面的血腥味。《菜园》中对儿子、媳妇归来后欢乐的渲染, 对他们牺牲情节的淡化, 都令人感到他的创作重心在于表现玉夫人的“有教养”和“林下风度”, 甚至怀疑她那份从容是否是一位失去爱子的母亲所应该有的。他也歌颂过为主义为理想而奋斗的人, 如以丁玲为原型的梦珂, 可这颂扬依然是把握住人格的伟大、意志的坚强进行的。它止于信仰, 因为信仰与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 同时, 对政治的理解也影响了他在文学论争中的态度。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发生, 文坛向政治倾斜, 作品成为政治图解, 沈从文对此当然持否定态度。受小乡城文化中重义轻利观和人格平等观的影响, 30年代他几乎是左右开弓, 指点文坛是非:先是不满“海派”作家浓重的商业气息, 挑起海派、京派之争; 又反对文学论争中因意识形态分歧而相互攻击谩骂的现象。他不无讽刺地说:“一个时代的代表作, 结起帐来若只是这
些精巧的对骂, 这文坛, 未免太可怜。”将这些论争统称为“绅士与不绅士”的论争。不分青红皂白, 各打五十
大板, 一方面反映了文化选择一旦确定对其思想干预的顽固性,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它的落后性与保守性。直到1935年, 他依然认为“事实上国民的旧毛病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 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 还是
……用一种新生活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将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原因归结为一种观念的存在,
要结束这种状态也只靠一种新观念, 可见“小乡城”文化情绪对他的约束。抗战期间, 使他受到猛烈批判的“反对作家从政论”, 实际上是“抱负一种雄心与大愿, 向历史与科学中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目的只一个, 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 作更深的检讨。”(《一般或特殊》) 依然钟情于文化的深层结构, 希望在反思历史中求解出民族命运的因果。他后半生之所以“人弃我取”, 以考古为大业并取得巨大成就, 仍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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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治观的影响, 他始终“以为文学与文化, 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在文学作品里, 应极力淡
化政治气氛, 将自己的独特思想钅容铸到合适的对象之中, 从而进入一种庖丁解牛般的自由状态。他追求这样的
自由:“我主要是在任何困难下, 需要充分自由, 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当一个成熟的意象升腾于他的脑际,
主观的与客观的和谐会使他产生澄澈如水的心态:“二十三年写《边城》, 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 日影
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 若有所契, 无渣滓, 少凝滞。”文化基因酝酿出淡泊的心理, 自由追求营
运出透明的心态, 以此观照世界, 则对钟爱的对象充满温爱, 觉得一切都是美丽的, 有时甚至美丽得让人伤感。
“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 透明烛亮, 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 皆那么爱着, 十分温暖的爱着! ”在这种心态支配
下, 抽象的思辩化入了具体的物象, 思想沉入了形象世界的深处, 既使作品结构缜密, 浑若天成, 又提高了其作品的艺术境界。
2沈从文曾对胡也频说:“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选择的自由一样, 在任何拘束里我都觉得无从忍受。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 都可以走他自以为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面不缺少冲突, 那解决它, 证明它的是非得
失, 还应当是他的作品。”一个作家的文化选择究竟具有怎样的效应, 最有说服力的是作家笔下的第一文本。
从作品出发考察之, “小乡城文化”的效应首先是促成了沈从文笔下的两个世界:小乡城世界和大都市世界。前者是其文化选择在文学上的正面映象, 后者从反面肯定了其文化选择。对二者的优劣判断则是建立在对人物行为的心理动因及精神实质的剖析之上的。因此, 我认为他苦心经营的艺术中心是小乡城世界。
他描绘出“小乡城”人生活的变迁, 正凸现出他文化意识中蕴含的忧患。小乡城的特殊布局, 给居民带来了生活的从容。山里产的田里出的一旦能保证无衣食之忧, 他们便不肯轻易移动, 甚至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从历史角度看, 积淀成生活方式的“常”态, 进而连同其品质溶为一体, 形成一种超现实的稳定状态; 一旦陆上所产不能裹腹, 河流的存在便指出了另外一条生路, 许多人便涌向河面, 吃水上饭, 以变求生, 生活形式呈现出现实中的“变”态。吃水面饭发迹的, 便返回故土, 买地购宅, 祭祖耀宗, 稳定下来; 一旦战乱兴起, 或土匪来
抢, 万贯家财一夜毁, 便背井离乡, 一叶小舟水上漂, 带着往昔的繁华梦, 去求更远的将来的返乡。“常”“变”
交替中, 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往往系于一些偶然事件上, 使“小乡城”人的生活充满历史沧桑感。
伴随着政治、军事而来的汉文化意识和沿河而入的资产阶级文化意识与本地固有的文化意识发生激烈冲突, 使小乡城人具有了与现代人相似的文化困境——生活在多种文化的夹缝中, 带一份坦然几丝幻想驾驭着生活之舟, 行驶在命运的海洋上。生活中虽有沉浮, 也有忧患, 人们却能平静待之, 既没有锣鼓喧天的庆贺, 也听不到撕心裂肺的哭喊。即使“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 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 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 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 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 与在自然安排下, 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边城》) 面对生活, 虽也有无奈, 更多的是超然。这是他们长期舒展于群山的怀抱、沐浴在江河的恩泽中的结果。从祖先那里得到的文化遗传加上同自然的长期共处, 使他们取得了与大自然的自我认同。受此观点的熏陶, 大自然不再只是个恐怖的与人对立的形象, 而是打上了深深的人类心理烙印的具体意象。人与自然的距离缩短了, 彼此的感应与认识便转化为顿悟。小乡城人由此获得了一种超越理性的创造性直观能力。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事件, 心中便涌起对原始意象的回忆, 两者的交融使人产生向宇宙本元的回归, 因而获得的情感体验便不是恐惧, 而是曾经沧桑后的看透感和知悟人生后的超脱感。人生的经验与传统文化心理的暗合, 成为潜意识领域内的文化活动。“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也
只有在文化活动中, 获得真正的自由。”正是在这潜移默化的过程中, 小乡城人有了自然的认同和超现实的
自由感。
主体文化意识的熏陶, 形成他独特的自然人生观。罗成琰认为:“他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自然人性理想, 即一种未经现代文明玷污、未受世俗礼法羁束的自在状态的人性, 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
人生形式。”因此, 其作品多表现人性中顺乎自然的一面, 善良的天性、古朴的风俗配以如画的山水, 给人以
世外桃源般的错觉; 而地域的闭塞、环境的险恶以及生存的艰难则少有正面的描摹。最典型地体现其自然人生观的, 就是《边城》里生活的人们。山暖水柔人和景秀的氛围里, 老船夫五十年如一日守在溪边, “本来应当,
74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10月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一切都顺乎天意、顺乎自然, 没有对粗茶淡饭的厌恶, 也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追求, 有的只是乐天安命的心态以及由此而生的自由状态。老人的这种意识并未因他变老而退化, 反而在他孙女身上重新滋长起来。青山绿水和风丽日哺育成的翠翠, 为人天真活泼, 心底善良, 象大自然哺育出的精灵, 从容优裕, 天然无瑕, 让人肃然起敬, 难生机心。当青春来临, 春潮涌上眉头心间时, 便看着远去的新嫁娘、听着迎娶的唢呐声, 若有所思又仿佛孤独地坐在岩石上, 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 当命运招来傩送、因误会不能马上得到他、相依为命的爷爷又去世后, 她依然撑着渡船继续那份天职, 也延续着爷爷的生活意识, 于默默等待中, 将自己的一切交给命运、托付自然。他笔下的“小乡城”, 一切都那么明朗, 温情脉脉。青石板铺就的小巷深处, 一两声吆喝, 三五摊买卖, 满山竹篁摇出情人的歌, 透出青春的气息, 令人陶醉。
正如醉酒之后初醒时, 发现自己置身荒原、四顾茫然一样, 小乡城的生活太美丽了, 美得令人伤感, 让人觉得孤独。红楼撒欢的柏子, 再次行船时想些什么? 纵情尽欢的阿黑, 无所了了的结局暗示什么? 恪尽职守的船夫, 象白塔一样轰然倒下, 谁了解他呢? 神情默然的翠翠, 只有孤独和等待! 当他们顺乎天意生活时, 天已注定了他们的孤独。这使我们想起萨特的名言:“上帝就是人的孤独寂寞。”(《魔鬼与上帝》或许正是因为难奈的孤独寂寞, 他们才那样生活? 或者说是民族的深沉悲哀造就了他们灵魂的孤独和寂寞? 正是在精神孤独这个音符上, 沈从文达到了艺术上惊人的真实。虽说与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孤独的成因不同, 但就展示人类精神实质来说是一致的。他们所表现、象征或体悟的真实, 不是社会阶级结构和状态的外在的真实性, 而是个体实存在这个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真实状态、意义、价值等内在的真实性。
侧重于人的精神状态、生存实质来体悟人生表现现实, 往往容易导致文化的偏至。这种偏至会扭曲现实, 使特定心态的渲染过于强烈, 对牧歌情调的颂扬也缺少分寸。如果说让阿丽丝游遍中国后, 将赞许的目光投
向湘西, 只是其文化意识的幻现 , 那么让如蕤经历了感情波折, 终于获得爱情后, 离开情人, “为了让生命解
释得更美丽一些”而走开 , 则暴露了他创作中的矛盾——理智上明白“小乡城”文化难敌都市文化, 感情上却
将其文化意识强加于都市人身上, 扭曲了人物性格的自然发展。让如蕤离开都市文化圈去寻求归宿, 反映了他为了自己的文化选择, 不惜牺牲艺术的真实。
把握艺术尺度的失误促使他正视文化冲突。在他的作品中, “虎雏”虽然被带到了都市, 却忘不了已皈依的“小乡城”文化, 逃回到故乡; “雨后”山坡上, 能背“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的她终于被不懂诗的四狗征服了, 颇富象征性地写出了文化冲突中, 主体文化对都市文化和封建文化的胜利。本族文化的积淀、充满野性的深山和外来文化的微弱, 使虎雏四狗们很容易取胜。可一旦外来文化随政治、军事势力席卷而至, 本族文化便
难以抵挡。“七个野人”终于被七十个军人剿杀, 升腾的血腥味里飘扬着封建文化的大旗 。《边城》中, 翠翠与
傩送自然发展的爱情中突然冒出了王团总家的碾坊——团总要以它作嫁妆, 希望傩送娶他的女儿。碾坊的出现, 标志着封建买卖婚姻观在茶峒的新生, 它必将激起所有当事人心灵的微澜。沈从文体味到了两种文化冲突带来的阵痛, 意识到了本民族文化的岌岌可危, 却又不忍心她失败, 所以让傩送做出了不很坚决的选择:“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 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 因为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可能的期盼中, 他只好让翠翠等下去。1934年的沈从文, 感情所指与理智所向处于矛盾状态, 他只好将小乡城文化的命运投射到翠翠身上, 以带着伤感色彩的美丽去掩饰前途的不可知。
历史进程带来的“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使他陷入迷津, 给其生活带来压力, 却成全他在艺术境界里达到了高峰。《边城》成为他创作中难以逾越的顶峰, 他内心对人生无常的隐忧也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1935年以后的作品, 虽立足于同一种文化选择, 却诱发了不同于前的情感。“先前是怀着兄弟般的亲近感情写军人, 现在却表现出那样明显的轻蔑和厌恶; 先前是热烈地赞美小儿女的天真痴情, 现在却以怜悯的悲哀取代了那
些赞辞。”原有的对于民族命运的忧患已被现实挤走, 代之而生的是清醒而明确的愤慨。《长河》中保安队长盘剥长顺的现实描写和老水手逢人便念的警语:“新生活要来了! ”对于要来的现实的恐怖笼罩着长河上空, 而已经到来的统治者一边贪婪湘西财富, 一边诅咒湘西文化的事实, 更令他们心惊。山雨欲来风满楼, 长河上下的人们已经不再有边城人的从容, 外来文化已冲击到他们宁静的心灵。到此时, 沈从文作品中明丽欢快的基调转成了悲愤郁闷, 行文也由当初的天真烂漫转成沉滞晦涩, 越来越摆脱具象的观察, 陷入抽象的思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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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卷 第4期侯运华:论沈从文文化选择的效应75是对文化整体的审视。于审视中他怀疑自己文化意识的弱点, 想重新进行文化组合, 但这绝非是心想事成的。它是那么艰难, 使他感到力不从心:“我正在发疯, 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 一片形, 一把线, 一种无声
的音乐, 无文字的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 在事实前反而消失。”先
前对自在存在的颂扬, 对自为存在的批判已不能使他满足, 他开始思考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人性的真谛何在? ……这样的玄思充斥在他后期的散文中。思考当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要求文学家的沈从文作出哲学的回答也不合理, 但思考的角度和内涵仍与其文化选择有关。事实上, 他只要表现这种困惑、描述思虑时的亲在经验并溶入自己对于人类未来的思考, 他就完成了任务。在这里, 他又一次与世界文学的主题相吻合, 达到了较为深邃的境界。
请“神”来的往往受制于“神”, 沈从文选择了“小乡城”文化必然受其约束。一方面, 其独特的内涵使他以“人性”为突破口审视了乡城人与都市人的过去和现在, 在自然人性与扭曲人性的对比中透出对民族再造的努力和对民族前途的思索, 写出了人类的孤独处境与存在的困惑; 另一方面, 文化视角的单一又限定了他认识世界把握对象的能力, 使其审美感受力局限于一定水准上难以提高, 因而影响了其创作成就, 缩短了其创作寿命。企图占领“文化”这一较宽的眼界, 其实眼界并不开阔。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 沈从文实现了其文化选择的多元效应, 显示出自己的创作个性。
注释: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赵园:《论小说十家》,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57页。
沈从文:《我的学习》, 转引自凌宇著《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 第431页。
沈从文:《大公报. 小公园》, 1935年8月18日。
沈从文:《中国人的病》。
沈从文:《记胡也频》, 《沈从文文集》第九卷,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
沈从文:《烛虚》, 《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 第268页。 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沈从文选集》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161页。
转引自凌宇著《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 第266页。
参阅沈从文在《 长河》中的描写, 开明书店, 1948年版。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沈从文:《船上岸上》、《阿丽丝中国游记》, 均见《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
沈从文:《 如蕤》, 《沈从文选集》第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沈从文:《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 王晓明:《 潜流与漩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125页。
沈从文:《烛虚》, 《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 第294、295页。
作者简介 侯运华, 男, 1965年生, 198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 1993年获现代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河南大学中文系讲师。发表论文有《论萧红的家庭意识》等6篇, 专著有《神州大地之子——现代文学中的共产党员形象论》(副主编) 。(开封市 475001)
责任编辑 王忠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