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凸显期"的应对之策

　　2010年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一男子持刀行凶导致8名学童死亡5名学童重伤,血案震惊全国。余波未息,4月28日,广东湛江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一名30多岁中年男子持刀砍伤16名学生和1名教师;4月29日,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起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校园,砍伤31人;5月12日,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幼儿园(私人)又发生凶杀案,48岁的村民吴焕明持菜刀闯入幼儿园,致9死11伤……学校的公共安全事件不断发生,谁应该承担责任? 　　在福建南平惨案中,郑民生无可辩驳地应承担刑事责任,但他能承担得了其行为给受害者家庭以及社会心灵造成的巨大伤害吗?显然,这个没有职业、没有住房、没有家庭的中年男人是无力承担的。 　　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当前,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因失地、失业、城市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增多,各种恶性暴力犯罪发案率不断上升。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多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高风险时代。 　　在各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中,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使城乡、地区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加剧。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突出的社会现象,既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也对公共安全管理带来新的严峻考验。流动人口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社会体制、机制不顺,对流动人口权益保护投入不足,服务缺失,管理缺位。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犯,维权渠道不畅、成本太高,在需要来自社会关怀的时刻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从而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和行动。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指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早期,当不同阶层、部门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急剧扩大时,社会对这种不平等的忍耐性可能很大……但是这种忍耐就像一张信用卡一样,只能支付到某一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中认为:“一个社会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在中国,贫困和奢侈,仇富心理和对穷人的歧视等巨大反差的存在,不仅考验我们的视觉神经,它还是对现存体制和制度合理性、合法性的追问。 　　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我国资源约束和分配不公等产生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杨鹏在《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中,肯定中国改革已使私人产品获得极大满足,今后改革的重点应当是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的需要,亦即法治、公共福利等。文章把握了当下最让人关切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贝克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和危险是社会转型的巨大震荡。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和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 　　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的原因,就像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的,使当代人们陷入安全困境的,并不是风险和威胁本身,更多的是制度对变化的反应迟钝,而制度的变迁显然已经受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力制衡。 　　对于南平校园惨案,许多人认为学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学校对自己应承担的安全责任充满困惑。社会转型期规则不明、主体不清使我们要厘清每一起安全责任事件中的责任都倍感艰难。其实,原因不难找到――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使社会稳定受到巨大考验;解决的办法也很明晰――必须将社会建设的制度和措施具体化,真正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 　　如果没有执政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共安全制度的建设,没有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真正关爱,没有为社会创造公平、正义的环境,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我们社会的风险就不可能减少。郑民生杀人惨案不同于马加爵和杨佳之处在于,这是面对不特定对象的严重刑事犯罪。这正是风险社会“不确定”这一特征的典型表现。 　　社会进入高风险时代,只有每一个公民都成为公共安全的责任主体,学习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学会在一个个性越来越张扬的时代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和生命,学会自我保护,才能维护一个开始碎片化的社会。而这,还需要一个能够覆盖所有社会阶层的现代保障制度来弥合。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