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焦虑与理想主义的浸淫
关于20世纪80年代，我最想说的是“意义”二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代，我也总是被父母、老师教育要做有意义的事，要过有意义的人生，要写有意义的作文。以至于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翻开日记本的刹那，眼前浮现的场景竟然是语文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念日记的一幕，这显然暗示了我更为真实的处境：在老师认可的背后，是我童年时代对真实感觉的背弃和因为无法真实表达所带来的迷惑。
在我印象中，多数孩子都将日记视为一种苦差，东拼西凑，草草对付。而我意识到戴着寻找意义的帽子，日记并不能为个体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后，内心几乎陷入了一种被窥视的焦虑，这直接导致大而无当的抒情、表态在日记中的泛滥成灾。我无法想象当初怎样的冥思苦想，才提炼出那么干巴巴的几条意义，我无法理解语文老师为何总要费尽口舌再三强调提炼主题的重要，以至于漫长的学生时代中，面对语文课的学习，我几乎始终笼罩在一种寻找确定性的迷惑中，而无法凭借直觉确信表达孩子简单的快乐、关注路边的蚂蚁和落叶其实就是最大的意义。面对中国孩子都遭遇过的《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相信牵老奶奶过马路、给爸爸妈妈端茶倒水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道德的优越，并且很快找到一条抵达意义的通道。多年以后，当我读到萧红的句子，“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第一感觉竟然不是来自文本的美感，而是萧红自在的孩子气突然冲撞我心灵的隐秘角落所生的委屈和愤怒：为什么萧红可以这样写？而我们却被老师告知不能这样写？可惜整个学生时代，没有一人将我从这种意义的纠结中救赎出来，以至于我形成了偷偷摸摸的写作心态，仿佛写作仅仅是为了发泄成长过程中遭遇过多说教的不满，仅仅为了祭奠丰富却不能表达的童年。我惊讶地发现，在成年进入大学工作后，二十多年了，这些经由应试模板进入大学的孩子，所写的作文几乎和我学生时代一样，宏大而空洞，充满了无处不在的确定性和意义的膨胀，独独缺乏属于个体的鲜活和生机。从我的童年开始，延续至今天，孩子成长和错位教育之间的深层纠缠显然并没有分离。在一个孩子们的生存场域只能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的时代，任何个体的觉醒，其起点如果只能够从否定过去的生活、思维、情感，甚至知识本身的真实性开始，显而易见，这种成长天然地带上了深深的缺陷。在感觉蒙蔽、概念、教条和知识横行的求学阶段，我们被意义的沉重帽子压着，对身边真实的生活视而不见，在感觉最为敏锐的孩提时代，夹杂对意义提炼的急切，就这样丧失了比黄金还宝贵的感受细针密线生活的机会。我由此想到了韩寒这个被今天的孩子视为精神偶像的年轻人，他巨大的号召力暗含了一个群体无法反抗且无声的命运，昭示了一个群体对贫乏、说教、压抑、功利和单调生活的厌弃，以及对一种自在、自尊、充满信任而又备受尊重的青春生命的向往和追寻。韩寒成功的背后拖着一个硕大的阴影，无数孩子忙碌而无奈的背影罩在阴影里，如果不遭遇信息时代提供的机遇，无数个韩寒就只能像我的同龄人一样，遭遇一种无声的沉默和最后的顺从，永远也不可能竖起青春的旗帜。
但能说80年代负载在意义之上的理想主义没有对我的精神生命产生影响吗？与日记的贫乏相对照的是，1987年我竟然写了一本诗，并且拥有一个和时代完全吻合的名字——《彩色的梦》。这本红色绒面、只在几个知心朋友中流传的少年习作，几乎构成了我蒙昧、迷惑而又漫长青春年代的隐喻。这使我意识到在体制化的教育场景下，对“70后”一代而言，事实上存在一个精神成长的境遇。在表面的僵化和刻板下，我漫长的中学时代实际上还有另一个丰富、烂漫、不为人知的世界。80年代的理想主义对我有着真实的影响，那时大学校园的精神氛围尽管不可能完全辐射到一个僻远的乡村中学，但其边际效应的传递还是会无形中对其中的一些孩子产生真切的作用。无论当下的某些学者怎样理性地提醒，80年代已经成
为一个被美化和幻化的时代，我还是要以一个中学生的感觉确认这个时代给我带来的激情、勇气、梦想和干净的情感记忆。尽管在语文课的学习中，服从老师寻找确定性的意义曾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惑，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对未来的期待和梦想。我清楚记得整个中学时代总有几个特别倾心的朋友谈论一些在今天看来仅仅和精神相关的话题，幼稚的言论、热切的期盼，小小的叛逆夹杂青春期的敏感，几乎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
与诗歌相关的另一件事情，多年以后我才感知到它的意义，在翻检日记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海子和我曾处于同一时空中。在海子去世二十多年后，我在大学课堂上和学生讨论海子的诗，面对那些从灵魂中生出的文字，总是一次次被击中、一次次失控地泪流满面。海子的激情、执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力量和迷惑总是轻易洞穿我早已麻木的心灵，哪怕是在课堂这样的公共场合，依旧不顾一切地将我拖回到过去的日子。我盯着海子写诗的时间，力图还原那个日子我的真实生命场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在幽暗的中学岁月中，我精神的现实处境其实和海子多少有一些关联。海子的离去预示我们从80年代的余绪中再也不可能找到持续的可能和动力。今天，我心头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如果海子没死，他该如何面对此后被彻底世俗化的90年代？他该如何面对80年代的理想主义被世俗惨烈淘洗的命运？我和海子的年龄相差整整十年，他离世的那一年我刚好十五岁，他离世的那天，我正手忙脚乱地准备中考，在老师目光的监视下埋首于一次次考试，应付一张张试卷。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一个普通的日子，一辆轰鸣的火车要碾过一个年轻的肉体，要碾过一个真诚、热情，用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写诗的人；没有意识到失去海子的日子，我们的生活和理想主义失去了实在的联系，和灵魂的重量从此拉开了距离。此后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90年代历次思想纷争、人文精神讨论的热闹和无疾而终、“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认真较量，无一不是海子离开以后再也不可能和解的精神事件。在中学时代，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遭遇这一切，那个时候，韩寒还只是个淘气懵懂的顽劣儿童，卫慧和棉棉还只是和我一样的单纯中学生，木子美情窦尚未初开看到男孩儿就会讨厌，芙蓉姐姐扎着红领巾正稚气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么多与我无关的人物，多年以后，当我在陈旧的日记本和羞涩的诗集中翻检一个中学生的80年代时，我发现，这一切终究还是与我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联系，终究还是在暗处以一种我能感知的气息让我变得犹疑而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