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卷 第1期曲 靖 师 范 学 院 学 报Vol.23 No.1
2004年1月JOURNALOFQUJINGTEACHERSCOLLEGEJan.2004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下的鲁迅翻译
黄琼英
(曲靖师范学院外语系,云南曲靖 655000)
摘 要“:五四”以后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观照下,鲁迅对翻译文本与翻译方法的抉取有了策略性地调整。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政治敏感时期,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翻译文本生成、接受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直译”“、硬译”不仅是一种以强调“信”为目的的翻译方法的选择,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认定,其目的是文学与文化的重构。
关键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翻译策略;政治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04)01-0080-05
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然而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仍然在严重地禁锢着民族的精神,麻木灵魂,消解活力。,能尽快摆脱传统,危机。上则是“、、用决绝的态度与传统文化决裂。与传统文化的决绝,导致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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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中心化。
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一度在寂寞中苦闷地徘徊、探寻、思索着。如果说他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多少还带有一点“中华中心主义”话语的影子的话,那么经过1909～1922年整整14年的沉寂期后,在置重于西方文化、反传统与改造“国民性”为中心话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语境下,鲁迅的翻译又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呢?
尼亚、,鲁迅所选择,是为了召唤一种“天以催促“大艺术的产生”,向外“药”来医治中国旧思想的痼疾。20世纪20年代后期,受苏联、日本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鲁迅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翻译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原有的思想启蒙和道德救赎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新内容,这表现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从广泛介绍外国文化转向集中引进苏俄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9年,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第一次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介绍到中国来,较好地解释了无产阶级艺术观的基础,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部译著,对当时的创作起到了指导作用。1930年,他又亲自翻译出版了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此后,他更是一如既往地翻译和介绍“战斗的作品”,成为翻译和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东西方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重要代表。他们翻译的著作从理论上武装了革命作家,为推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翻译文本的选择
14年沉寂期对中国文化深入的研究使鲁迅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鲁
迅在中西文化的择取上选择了置重于西方文化的立场,其行动便是尽心收求极具现代意识的域外新文艺,用直译方法真实再现域外文化,使“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包括俄国和前苏联、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芬兰、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
二、翻译的方法
鲁迅所坚持的以忠实为第一要义的直译就是
在与不断变化着形态的改译相对抗的实践中艰难而又坚韧地前进着。在不同场合,为着不同的目
收稿日期:2003-12-26 作者简介:黄琼英,曲靖师范学院英语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及英汉语言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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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琼英:“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下的鲁迅翻译
的,鲁迅又相继提出了“硬译”“、宁信而不顺”等翻
译策略。
(一)关于“直译”继《域外小说集》之后,鲁迅的译作基本上都坚持直译。正如很多翻译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其“直译”是从翻译过程的具体操作层面提出来的,即“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主要是强调语言形式的忠实,甚至具体到句子的结构、词的翻译上,这也是鲁迅这一翻译主张遭受非议的地方。但这一主张是针对林纾等人的改译提出的,正是不再满足于对异域小说的了解只停留在“观风俗”和“听故事”的阶段,正是对中国旧的文学规范产生了不满,鲁迅才在《域外小说集・序言》里表达了自己“直译”的观点,可以说鲁迅的“直译”也是从宏观角度作为一个翻译原则提出来的,即译者对原作应该采取“忠实”的态度,这是指导译者采取何种操作方法的一种原则,主张“保存原书的口吻”,新观念的同时,精髓,为惰怠,从而。正是这样的思考促成了鲁迅对“直译”这一翻译策略的采用和强调。
(二)关于“硬译”“、宁信而不顺”
“硬译”最先是鲁迅在《〈托儿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者附记》里提出的,他认为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而一经使用也就懂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需要生造,或者说是硬造,新造硬造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和“原作的口吻”。而后一场争论随之而来,1929年9月,梁实
),批评鲁迅译作难秋写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懂,离“死译”不远了。这番话立即遭到了鲁迅的
反驳,撰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从此,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拉开了序幕,在这场争论中,鲁迅始终坚持着他的“硬译”立场。很多人往往把鲁迅的翻译理论与“硬译”或“死译”等同起来,这是一种割裂历史的看法。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文化语境,把他这一时期对翻译的论述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话,我们不难发现“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并不是鲁迅理想的翻译“,硬译”只不过是一个“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的阶段“,硬译”的目的是“不失原来的精悍语气”,同时也可以
“逐渐添加了新的句法”。后来,鲁迅又针对当时
“顺译”的观点,一连写了《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再来一条“顺”的翻译》三篇文章对赵景深等人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言论进行了斥责,提出了他的“宁信而不顺”的观点。鲁迅上述翻译主张的提出正是其文化观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是文化观的变化引起了翻译主张的变化。所以,不能简单从翻译语言转换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等翻译主张。
三、政治文化与鲁迅的翻译主张
,民、、政治文,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或适应或不适应,或协调或不协调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种种态势的。
基于对中西文化深刻的理解,出于摧毁封建专制政治和伦理体系的迫切需要,鲁迅作了偏至的文化选择,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置重于西方文化。虽然他对旧文化的瓦解义无反顾,然而他并没有象“全盘西化”论者那样提出全盘的文化置换,他要做的是借助西方文化来重建新的政治文化和新的文学,这也表现在其介译策略的使用上。最为鲁迅切齿的是中国“糊涂的染缸文化”,这一文化反映在翻译上,就是“糊涂译”,使外国的文化失了真貌。这样一来,救亡图存,“别求新声于异邦”,又从何谈起?在《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里,鲁迅表达了求“真”的心声“: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正是随着对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以及对文化交流最本质的社会功能认识的逐步深化,才使鲁迅走出了意译的藩篱,进而确立了自己“直译”的翻译策略。
随着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新任务的提出,鲁迅的翻译策略也随之发展。这一时期从政治文化形态来说,是属于非整合模式。所谓非整合模式,是指社会成员对官方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尤其是大革命后,在民众中,特别是在许多青年中普遍产生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焦虑”,一种政治的郁积。这种焦虑或郁积总要找寻某种释放和排解的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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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进步书籍的介译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这种渠道的作用。“语言、声音、文字,在它们作为一般抽象物的时候,并无政治文化意义,但当他们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时候,就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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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治文化的外延”。在这样的文化形态下,学术讨论尽管是原则性的,往往却嫌不够冷静,缺乏应有的平心静气。狂飙的时代、激流的岁月,波涛汹涌,雨横风狂,谁也不是旁观者。翻译界也不例外,就如瞿秋白所说:“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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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在几次与新月派文人的论战中,鲁迅始终坚持着他的“硬译”立场。在一系列的论战中,透过“硬译”与“误译”、“宁信而不顺”与“宁错务顺”的硝烟,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和阶级观。梁实秋“本不求助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故打心眼里认为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比天书还难”,甚至觉得“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念传给了他们”,绍“政治小说”,。“革命文学”观的鲁迅,立场甚为反感,并且意识到梁实秋鼓吹抽象的人性论有碍于社会革命的进展。于是使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持续了8年的、本该纯属学术问题的翻译论战,充满着浓郁的“政治色彩”。针对鲁迅译的《文艺政策》,梁实秋说“:如果鲁迅先生硬译的这一部书,事实上的效果不是供给一般注意文学的人做参考,而是供给了一般年青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纯正文艺理论,那么,这一部硬译的书于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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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必是有益罢?”而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也把翻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两个本不相关的话题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事实上,他写这篇长文,原来便是为了回应梁实秋两篇不同的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及《文学的阶级性》。同样,针对梁实秋等人为了所谓的“看得懂”和“顺”的翻译,就可以“宁可‘错’一点儿”,也不管是否“蒙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原意”的“愚民政策”———“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鲁迅自然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仿佛有些“意气用事”的翻译主张。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联系起来,很明显,硬译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以强调“信”为目的翻译方法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认定。这场论战从本质上讲,并非是・82・
纯粹的翻译学术上的论争,它已涉及了翻译与政治的问题,已把翻译的问题转向了文学与文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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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政治问题。用“翻译就是一种政治性行为”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翻译状况,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四、新文学文化的建构与鲁迅的翻译主张
一般说来,在文学革新的过程中,至少有两种途径和方式可供革新者们选择。一种是回过头去,从自己的民族传统中寻求和发掘仍具活力的思想和形式,加以继承与改造,以满足现实革新的需要。另一种则是通过广泛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近。五四鲁迅对传统文化,,实在稀薄得,,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对于后一层,可见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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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之不可缓”。他向文艺界呼吁“,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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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鲁迅意识到,不向域外引进具有现代意识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就只能永远处于闭关自守、囿于成规的境地,永远在什么“梦”、“魂”“、痕”“、影”、“泪”之类的文字上徘徊、消耗。这倒契合了反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而不利于新文学的建立和国民性的改造。他希望通过大量引进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供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借鉴,开阔他们的生活视野,吸取各种成功的创作经验,使他们在先进的文艺理论指导下,洞察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及时了解各种文学思潮的动向,从而开拓思路,避免坐井观天,为某种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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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偏见所左右。
索绪尔曾说过“:如果民族的状况猝然发生某种外部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那只是因为语言恢复了它的自由状况,继续它的合乎规律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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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国的书面语言两千年来变化不大,直到清末,书面语言的最高典范依然是经籍与先秦诸子的文章。随着新思想的传播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引入,关于文学语言的兴废、探索、争论,只能被看作是这一内在的根本要求的外化。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理解从“诗界革命”直到白话文运动这些针对着语言媒介而来的历史运动的根本意义,才
黄琼英:“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下的鲁迅翻译
能发现本世纪中国文学的每一次大的进展都是摆
脱“八股”化语言模式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搏斗。鲁迅在提出“直译”,甚至是“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的翻译主张时,背后有着一个对中国语文的理解,就是汉语极不完备,无法充分表达复杂的思想内容。鲁迅对中国语文的负面评价是有其深刻背景的。清末中国屡经外强战败开始,不少人便认为中国语文是中国积弱的主因,于是有改革语文的声音,甚至有废除汉字和汉语拉丁化的要求。大量西方书籍被译成中文,许多中国本没有的东西需要用汉语表达出来,于是大量新造的字和词出现了,打破了文言的壁垒。随着翻译的发展及中国对外国语法的了解,人们产生了用语法来规范汉语的想法,于是中国第一本语法专著《马氏文通》诞生了《马氏文通》,运用大量的西洋语法术语及分析方法来阐述中国的文言语法。大量的翻译不仅促使大量新词产生,型的渗入。这一时期,的人的作品中。“:中国的言语(文字),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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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形态,他们赋予了翻译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帮助中国语文的改革。
鲁迅的文学语言观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以白话为本位的语言观及其指导下的五四国语运动是传统文化现代化与外来文化民族化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主要解决的是语言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以大众为本位的语言观及其指导下的语文大众化运动,则是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化建设同大众化矛盾的背景下的实践,主要解决的是语文现代化同大众化的矛盾。20世纪世界文学艺术的大趋势,是尽力寻找全新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开掘现代人类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掌握”。鲁迅就是一位对文学形式具有自觉意识的大师,他坚持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对于形式的意义,比谁都挖掘得深,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真正忠实于原著和吸收新的表达手段来丰富自己的问题。他与瞿秋白关于翻译问题探讨的几封信中表明了他深刻地意识到了,被后世文学史家轻描淡写地称为“形式
主义”的这场语言革命,其实正是民族文学、文化
重建的关键所在。通过翻译建构文学语言的目标,应当既包括基于大众目前接受能力与水平而制订的现实目标,又包括基于未来不断提高的大众文化水平而制订的发展目标。前一目标注重于翻译语言的大众化;后一目标则注重于翻译语言的现代化。现实目标的实现贯彻在翻译策略上,就是依据不同的文化水平将译作读者分为甲乙丙三类,给他们提供相当的译本:对于“很受了教育的”甲类,他主张“直译”,使译本“不像吃菜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样“宁信而不顺”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弊病的作用;供给“,则是翻译“。在为“应当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但不宜太多,且以“能懂得为限度”,目的是丰富群众的语言;认为“识字无几”的丙类“,应在‘读者’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发展目标则是通过“直译”、甚至“硬译”的译法,尽量输入和吸收新的表现方式,这些新的表现方式要么从“不顺”而成为“顺”,最终被人们所接受,要么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进新术语、新句法,采用中国老百姓还很不习惯的新语言、新形象和新的表达方式来重构现代文学语言。他认为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语言形成前,体现翻译语言发展目标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大众化进程相辅相成的,即翻译语言的现代化进程与大众化进程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语言建设的实践过程。在鲁迅看来,翻译语言的发展目标与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目标一样,是随着大众文化水准与素养的提高及世界语言的发展而逐步演进的一个开放体系,因此,对于这个目标体系的建设,不是确立什么具体的固定的标准,而是探讨具有指导意义的现代化理论与原则及实施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措施与方法。这正是鲁迅与瞿秋白在翻译语言上所要求的“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分歧的实质所在。瞿秋白出于无产阶级文学革命的紧迫感,是以是否于“大众化运动”有利来裁决一切的。所以他认为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和“自然淘汰”之说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这将和一般欧化文艺和所谓“语体文”一样“,不但不能够帮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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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白话文的发展,反而造成一种非驴非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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骡子话。”瞿秋白的担心并非无道理,但因为他太置重于“大众化”,因而忽视了翻译语言并不能脱离整个社会语言而独立存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的阐释,对现在的描述,以及对将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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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译者就像一个谈判代表,代表着某种特定的文化势力,因而他往往会对他
的谈判对手,亦即拟从另一文化译入的文本,持有某种特定的态度。这种针对出发文化的态度,或敬或鄙,反映了译者对其所代表的文化的文化地位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解,从而也是译者选择特定翻译策略的社会语用根源。”从鲁迅对翻译文本与翻译方法的抉取上,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13]vacuum”
,、诗学、经印记,可以说翻译是一种在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操纵下的文化政治实践,特别是当翻译行为处于一个政治敏感时期时,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翻译文本生成、接受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因而翻译学不仅要研究双语的转换规律,而且更应该关注翻译之所以那样发生的关系网,即翻译场。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任何一套与人有关的意义、价值、语言、情景和经验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处理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关于个人和社会之性质的信念,不可避免地要处理权力与性的问题,对以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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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orientatedCulturalValuesandLuXu’sTranslation
HUANGQiong2ying
(EnglishDept,QujingTeachersCollege,QujingYunnan655000,China)
Abstract:ThepaperexploreswhattranslationtextsandtranslationapproachesLuXuchoseundertheinfluenceof
thewestern-orientatedculturalvaluesafterMay4thMovement,thenclaimsthatduringthispolitically-sensi2tiveperiod,politicalcultureisaveryimportantcontextinwhichtranslationtextsaregenerated.LuXu’stransla2tionapproachesliteraltranslationandword-for-wordtranslationmeannotonlytheemphasisontheprinciplefaithfulness,moreimportantly,theclaimofhisculturalvaluesandthepurposeofremoldingChinesecharacter,andreconstructingChinesecultureandliterature.
Keywords:western-orientatedculturalvalues;translationstrategy;politicalculture;reconstructing
[责任编辑:李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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