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调查报告
前言：
在精神的废墟上
在这个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浮躁喧嚣的年代里，只要我们事物良知还没有泯灭，精神依然敏锐，你就会时时刻刻体会到在我们的精神领域，在人们的道德伦理方面发生的种种病变——诸如政治生活中的腐败、贪污、渎职、买官卖官；经济交往中的制假贩卖、走私贩私、不讲信用、恶劣竞争、坑蒙拐骗；公众生活中对人的陌生、冷漠、隔膜，对他人不幸的残忍、麻木等等都给人留下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感慨，它使一颗颗敏感而天良尚存的心灵在刺伤中颤抖失望，也一点点地侵蚀着、戕害着、败坏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魂魄。
难以想象，一个在各个领域都不遵守公共的道德、伦理、规范，没有共同权威的约束，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私德、行规盛行的社会会是健全的。社会中的许多学者都表达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看法：在物质繁荣、经济发达的背后潜伏着国民道德伦理的危机，而在这种精神上、灵魂上的危机更深刻，也是更发的隐忧。
邓小平1981年1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时，就流露出深深地忧虑，他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在这里实质上是揭示出了一个深刻的辩证哲理：缺乏全民族共
同的信仰、理想、道德的长久支撑，表面的物质繁荣绝不会持久，认得精神和灵魂世界的危机会反过来导致经济危机。
造成我们这种现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既有历史因素的延伸，也有现实因素的直接作用。诸如官德的失范，公德的淡漠，人格的缺陷，道德的工具化，世俗化的陷阱，多元化的误区，历史的阴影等。
第一模块： 盛世隐忧
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
一、重视经济转轨引起的人文生态变化
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加速从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转轨，随着经济的转轨，文化也必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转轨，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文化。从发展战略来看，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全民族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问题上，增长热掩盖了发展的一切层面，直到最近两三年来，经济高增长下的人文忧思才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前的告诉经济增长引起了文化层面的快速变化，并出现新的发展势头，诸如：群众性文化消费的巨大提高，世俗文化的兴起与风格多样化，旅游、饮食、服装、影视等商业文化的涌现，书刊音像市场一派活跃，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空前增多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令人忧虑的文化滑坡、教育滞后、人文素质下降等突出现象，略加归纳如下：
1.教育滞后，特别是基础教育面临困境
2.社会风气奢靡化，知识层面相对贫困化
3.学术文化商品化 4.社会生活中见物不见人
5.盲目崇洋风 6.人文素质反淘汰的危机
以上六种扭曲现象，是文化教育适应向市场经济接轨而出现的新问题。一言以蔽之，这是人文生态的畸形化，其中有些苗头与趋向，有些已形成一种“潮”，有些则是未来的隐忧。这些新问题不仅会导致民族凝集力的涣散，而且会给改革与发展带来很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对此，不得不引起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深层次思考。
二、从国际经验看市场经济与文化
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高速度、大突进的发展战略不可能是和谐增长。这样质量落后于数量，文化关注落后于经济关注。在想当一个发展阶段，对此要付出很大的牺牲，造成忽略与延误，这都是很难避免的，但必须有一定限度，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这个限度就是社会对这些代价的承受力，以及这些“牺牲、忽视、延误”在总结算时可得到弥补而不至于付出超量的新代价。因此，对经济高增长时期出现的人文生态的危机，只要及时引起重视，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完全可以控制和加以扭转的。
有这样一些论点：或认为市场竞争是自然的优选工具，优胜劣汰;或认为经济振兴自然会带来文化振兴；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世风败坏，腐化堕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等等。都涉及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与人文生态关系的问题，目前在社会仍议论不一，莫衷一是。事实上，这类问题在各国现代化过程中也大都出现过。我认为，参考一下国际经验，以为前车之鉴，对我国面临的难题会是大有裨益的。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为以下三点：
1.市场自然优选论 2.经济繁荣自然带动文化发展论
3.商品大潮必然败坏世风论
人们常常谈到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事实上，真正丰富的是我国的是我国的文化，这在世界上独有的优势，离开了我们的悠久而博大的文化传统，就谈不上懂得中国的国情。我们一直强调要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如果忽视了发展中的文化要素，则所谓的中国特色就只是一句空话。
三、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
——我们这个世纪的劫难
1.“生命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人与其他物种不同之处，在于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而其他物种只生活在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为人独有，因而是认得本质所在。
有一种现象能帮助我们认识精神世界对人的作用：有的人在物质生活上应有尽有，可是并不幸福；相反，有的人物质生活清贫的多，却活的很快乐，是什么决定他们的幸福与否呢？可知不取决于物质世界。仅有物质世界的富裕，除手段和程度差别，人与动物没有根本不同，也不足以使人生活的美好。人的生存状态怎么样，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精神世界是否满足。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物质条件，如果衣食温饱与生存安全尚受威胁，很少有人能把精神世界放在首位。民间语言的形容是“没有肚子哪有脸”。然而当基本的温饱与安全得到满足，评价人生的感受就将主要来自精神世界。
人的精神生命没有肠胃或生殖器那种物质生命的客观载体，因而精神世界的组成和满足都没有客观性与实在的对象。它只能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无中发展，并非仅仅是客观的“镜像”，必须重新组织，有自身的条理，建立一个与物质世界不同的结构，并产生出超越
肉体，完全属于自己的目标，追求及运行机制，最终使精神世界成为独立的主体。那么精神世界依据什么进行组织，遵循哪些条理，雀路什么样的目标，怎样约束和管理肉体生命的因素······这一切的根本依托与核心，在我看来，就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判断，也就是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所称的“生命的精神支柱”。
可想而知，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凝聚，在“空无”中飘忽不定的精神只能是发散的（同描述心态的“空虚”二字形象地传达了那种感受），就无法产生和维系一个精神世界，人类就只能停留在（或退回到）物质世界的动物状态。所以，自打精神之光开始照亮人类心智，绵延至今，人类在精神世界里锲而不舍地所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对意义与价值“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
2.精神的洪荒时代
无论是东方西方，精神的大殿在崩坍。男男女女们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危机，心理疾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人与人日益互相为敌，道德沦丧，冷漠残忍；宗教信仰萎靡，精神理想破灭，真理和信念被相对主义腐蚀，人生意义变得越来越虚无；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达到从未有过的广泛深入，而自己的内心世界却变得日益模糊，与我们形同陌路；我们把信息当知识，把知识当智慧；这世界失去了思想的巨人，只剩下土拨鼠似的侏儒学究和畸形专家忙忙碌碌，由半文盲的歌星充当哲学教师；作茧自缚的法律取代了道德良心，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成了维系太平的唯一保证；我们感到了危机存在，然而我们至今
仍只限于索尔仁尼琴所形容的那样——“用一种以灵巧和机智作为骨架的木马同这种危机赛跑”。那木马不管是载着机关算近的权谋，还是“跟着感觉走”的自慰，还是在无线电波中升华出来的光辉形象，都是注定要在这场不成对手的赛跑中散架的。
这片荒原以没有通路，我们在“新奇”的诱惑下冲得太远，支持人类上千年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已在我们身后决裂出不可复归的鸿沟。即便我们此刻重新意识到保守的价值，能保守的也已所剩无几。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而且只有向前，去向未知的新天地探索，寻找走出荒原的道路。有人说人类的今天只有平庸，商业与法律统治的社会不会再出英雄。然而人类的精神世界却全然是令一番景象。那里黑暗荒蛮，风雨交加，猛兽狰狞，那里重新面临天地初开的神话时期，等待着女娲、丹柯。普罗米修斯和夸父一般顶天立地的英雄，去披荆斩棘，战胜猛兽，驯服洪水和寻找光明，那里将厮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通向终极关怀的道路怎么可能平庸？
第二模块： 迷茫的一代
道德建造的缺失
家住沈阳的王儒臣老人节衣缩食13年，出资数万元赞助四十多名贫困生完成学业，其中有10名大学生从不给老人写信，也从没去探望过老人。此事被《冰点·新闻》报道后，读者纷纷打电话给编辑部表达他们的愤慨。人们看到的是，一件高度道义的行为竟然没有引发这些大学生的良心和道德感；人们无法容忍的是这种道德感的昏睡发生在曾经受人之助的贫困生身上。这是怎么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让我们把事情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还原”：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接受捐助，是一种“负债”——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也无论受助人是为了一饭之饱还是为了成才的伟大抱负，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明确的意识到这种关系，一个人才能有最基本的道德感。现在，人们以这种道德感谴责忘掉恩人的10名大学生，就是承认这种关系在人民中的客观存在。然而，当全社会都从祖国的教育事业甚至中国的未来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贫困生的社会赞助问题时，这样的关系就可能被模糊掉，这个问题的道德感也就会悄然消退。一件有道德意义的赞助活动，竟然不能产生道德增益的结果，其因也许在此。
实际上，当年那么多大学生竟忍心从这位生活困苦的老人手中接过钱的时候，从那么多大学生向这位老人发出求助信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就很难说还有多少道德感了，就已经不是一种社会各界应当鼓励和喝彩的道德关系了。那10位大学生可能把老人看作是以为品德高尚自愿牺牲的圣者；可能把他看作是一个不自量力承担天下大任的傻
瓜；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完成学业就是遂了老人的心愿，只是都没有把他看成一个更需要帮助关心的人。老人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这样一个大目标，但这一点不能改变救助和受助的双方，依然存在一种“负债”关系的事实。受助者成才为国做贡献等等天大的理由，绝不能成为“知恩不报”的借口。事实上，当所有自己相信或并不相信的理由都在这些大学生心头淡漠的时候，只有这种关系还真实的存在着。人们最后看清楚，用来作为品评标准的，也就是这种关系。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的事。人与人的关系是道德的落脚点，没有基于这种关系的道德就没有社会道德。而能否具体的增进人们之间的亲善，是道德行为的评价标准。“希望工程”是一项社会事业，但它建立起了许多捐助人与受助学生的相互关心、亲善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在注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往往忽视社会成员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而忽视人与人的关系，道德就有可能失去应有的基础。在王儒臣老人这件事上，施恩者不图报答当然是传统美德，而受助者不思报答，却反映了我们道德建设、道德教育的缺失。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温暖、和谐进步的社会。人民之间的互助关系也会更广泛的生长起来。如何使这种关系更好地增进人民的亲善，促进社会道德的提高，而避免可能产生不利于人的自立自强，不利于人的自尊和相互尊重的副作用，我们有必要在机制和观念上作更开阔的思考。这样的机制和观念，都不应该不仅有利于更多充满爱心的捐助者，也更应该有利于产生同样充满爱心、自尊自强的受助人。
第三模块： 从头开始
一、把道德的权威留在民间
笼统地讨论精神文明是。现在我们讲的“精神文明”中，其中包括不同的内容。最起码，我们要分清，在讲“精神文明”建设时，道德和理想是有区别的，只有分清了这些内容，社会各界才能知道哪些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哪些其实是应该“无为而治”的。
不错，我们真的是开始进入了另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生活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和道德纯美并不总是同步的。
在中外历史上，文化繁荣时期，通常是道德水准较高的时期，也有很多相反的例子。例如：欧洲14世纪后出现的“文艺复兴”，有佛罗伦萨和罗马的文化建设高潮，大家族、大商人、国王、教皇都利用爆发出来的社会财富来资助文化事业。人文主义的大师结合市民趣味，建立了西斯延教堂、教廷图书馆、威尼斯广场、美第奇宫等等。波蒂切利，达·芬奇以下，是大师辈出的时代，从米开朗基罗到毕加索，无有穷尽。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多的作品。世界各地，无“文艺复兴”作品不成博物馆。但是，就是这一时期，社会道德水准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糟糕。我们可以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看到人类对自身的期望和绝望，以及在此之下的任运妄行。再例如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也被当时的人认为是道德观念下降的时期。文化繁荣和道德状况相反的例子在中国古代也有。春秋、晋代、明代后期，都是经济上比较富裕繁荣、文化发达，而被认为是“礼崩乐坏”
的时期。可见，科学文化和风俗道德，是两种独立的范畴，不大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们不要过于相信，科学文化的掌握者，对道德问题有终审权。权威部门也不必面对当地的道德水平负全责。个人、团体、政府要做的，与其说是树立一个道德楷模，制定一套行为规范，不如说是在一个经济发展的时代研究、寻找一种新的文化价值。
在目前的现实中，当代中国人丧失的主要不是“互助”精神，而是“自主自律”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昧讲“奉献”，对真正的时代精神的行程是否有利，是可以讨论的。就此意义上，窃以为死在罗布泊的上海探险家余纯顺要比某些先进人物更具时代价值。也是从此说，我们与其宣传徒有形式的传统美德，不如更热情投入地寻找新的理想，新理想才是新道德的源泉。比如说余纯顺身上的当代性，他的小人物心态和平民英雄气的混合，他处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方式，他转移工作、学习和生活给他巨大压力的独特方式，都是八九十年代独有的。同时他又是饱含着对生活、生命、人类、民族、祖国、历史的热爱。他的理想既有传统的底蕴，又有现代的色彩。如果说道德的推行尚需一定的宣传手段的话，那理想的感染力，只需要本身的展示。
对政府及权威团体来讲，如果它确信社会需要某种道德或理想，当然也应该全面推广。但他们不能利用社会赋予的权力资源来达到道德目的。因为道德是靠其理想力本身征服人心的，倘若用了功利的手段去达到道德，道德本身就失去了道德。
无论自觉与否，我们的社会正在渐渐地进入一种“政教分离”的状态，有资源权力的权威机构正在倾全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法治、有思想能力的非权力机构，如学校、研究院、社会团体，也开始独立、努力并负责地研究寻找社会理性、社会理想。在这样良性的社会发展中，我们更应该明确地说，把社会治理的权威更多地给予各级社会行政权威，而把道德权威留给民间。民间需要理想，民间更能提出理想，应该相信民间自身有扶正祛邪的能力。
如果我们这样认为：文化和道德、道德和理想、政治和教化，确实是两种不同的、相辅相成的概念，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各就各位，各尽其能，分别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理想和道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
二、 自私与自利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措施还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甚至有意无意地使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办法，来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给人以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之感，不仅难以解决面临的任务，而且带来了新的困难。就以道德建设来说，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道德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是什么？是要求人们一心为公、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是要求人们遵纪守法、尽职尽责？我认为还是现实一点，只要遵纪守法、尽职尽责就是好公民、好干部，这是每个人必须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事情。至于一心为公、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做了，欢迎、表扬、鼓励、提倡；不做，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也没有任何低下和不光彩的地方。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连遵纪守法、尽职尽责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和行为规范都没有做到，我们却在那里唱那些大公无私之类的谁也不相信、谁也不做的高调。既然遵纪守法、尽职尽责是绝大多数人能够做到而大公无私、毫不利己是大多数做不到的，我们为什么不确立一个能够做到的目标和要求，去扎扎实实地努力实施，却要提出一个做不到的目标和要求，去鼓励人们讲大话、讲谎话呢？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其实，以遵纪守法、尽职尽责作为道德建设的目标，并没有降低道德建设的要求。真正做到这一点，使之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知法自律、自觉遵守，绝非易事。不仅如此，做到这一点，利他主义行为
就有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环境，我们的国家就会成为道德之邦，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文明社会。
其次，如何看待为自己谋利益？由于把大公无私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因而对于人们的自利行为往往持某种否定态度和贬低的做法，至少不予提倡，也不予鼓励。其实为自己谋利益是人们普遍的行为方式，只是时期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问题不在于人们为自己谋利益，而在于如何为自己谋利益。这里的界限在于，为自己谋利益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利益和公共的利益。如果是，那必然是违纪违法违背道德的，这样的得到的利益也就是不义之财。这样的行为也就在于谴责和惩罚之列。如果不是，那么为自己谋利益就是正当的。“君子爱财，人之常情，取之有道，靠的是尽职尽责和真才实学。这样的行为理应受到他人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正是人们这种自利行为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保护和鼓励人们的正当谋利行为，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没有希望的，这种制度也肯定是会灭亡的。因此，“君子不言利”的传统道德是腐朽的，也是骗人的。
再次偏差出在何处？目前的混乱无序和道德滑坡，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但是与我们思想认识和政策指导中的偏差也有很大关系。目前的偏差发源于同一个基础，表现在两个方面。这就是，在没有区分正当的自利行为和不正当的自私行为的前提下，一方面是囿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否定自利行为的同时，提倡利他行为，从而使道德建设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不仅会发生扭曲而且会干涸枯竭；另一方面，
以批判传统思维和政策为名在肯定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放纵不正当的自私行为，甩以否定、对抗和削弱利他行为。其实道德建设的基点不正当是在否定自利行为的前提下来倡导利他行为，而应该是在否定不正当的自私行为的同时，提倡正当的自利行为，鼓励利他主义行为。目前的问题不在于对正当自利行为的肯定和支持过头，而在于对不正当的自私行为的否定和打击不力。
总之，在目前的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少讲些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大话、空话，多做些有助形成遵纪守法、尽职尽责的实事，我们的工作将会受到更大的成效，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