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私营电影产业的繁荣期。尽管在政治环境、资本环境、需求环境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利因素，然而面对西方电影的挤压和当时技术与艺术能力的局限，私营电影企业通过完善电影产业链、开辟类型电影市场、吸引人才等经营策略寻找产业发展空间，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关键词:私营电影；市场环境；经营策略
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
民国时期的私营电影产业是指民族资本家通过独立出资、合资或利用股票市场筹集资金所成立的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企业的集合体。民国时期的私营电影业是缔造早期民族电影辉煌的主导力量。从二十年代的“明星”、“大中华百合”、“天一”的三足鼎立到战后“文华”、“国泰”、“昆仑”等影业公司的再度复兴，私营电影几经沉浮，艰难前行，在两条战线上寻求产业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既要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电影的挤压下谋求发展机遇，又要在战乱与政府的高压电影检查制度下顽强生存。本文期望通过对民国时期私营电影产业的市场环境和经营策略的剖析考察早期民族电影在逆境中发展兴盛的因由。
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国时期的电影产业历史实际上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私营电影产业发展史：上海以其独特的地域优势和重要的通商口岸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贸易与文化中心，也是西方电影文化最早输入和民族电影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以1927年为例，上海在全国54家有出品的电影制作企业中坐拥48家，全国生产的178部（集）电影中上海出品了172部，比例高达97%。电影产业在地域上的高度集中加剧了市场竞争。民国时期的资本环境、需求环境以及战争等外部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电影企业之间的生存与竞争。
1、资本环境。民国时期私营电影产业是伴随着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渐兴起的。纺织、服装、面粉、生活日用品等民族轻工业的繁荣使民族资本家集聚的游资越来越多。一方面，社会的资本存量水平较高，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的银行、钱庄、信托投资公司的总资本存量达到32.7191亿元，传统工业竞争白热化，许多闲置资金渴望寻找新的投资目标，新兴的电影制片业给民族资本一个新的空间和机遇；另一方面，民族工业的投资领域相对单一，企业规模小，私营企业主拥有的资产总量较少。这使民国时期的电影产业同样具有企业总数多，规模小的特点。个人独资、合伙制等低成本企业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像但杜宇创办的上海影戏公司、任彭年创办的东方第一影片公司等多为家庭作坊式企业，许多公司成立之后因为资金不足只有一、两部电影问世。由于制作粗糙、拍摄数量少，这些小的电影企业在电影产业发展初期抵御风险的能力明显不足，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差。电影企业的总数从1926年的37家锐减至1931年的19家便是明证。
当然，也有为数很少的通过股票市场融资的准股份制企业，如明星公司、联华公司等实力比较雄厚的电影企业。但是，因为社会资本环境本身的局限性，他们筹集股份的努力也经常遇到困难。“明星”在短短十多年的存在历史中曾进行过四次招股，除了第二次因为公司产品《孤儿救祖记》的高票房效应取得成功之外，几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民族资本的力量分散影响着私营电影的企业竞争力。
2、需求环境。电影的传入生逢其时：文明戏的式微动摇了几百年来戏曲作为主流娱乐消费产品的垄断地位，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流行、武侠小说的兴起是通俗文艺走向市场的风向标。电影在这样一个时期传入中国很快便受到广泛的欢迎。作为一种全新的娱乐产品，对电影的新奇体验与狂热需求成为民国时期电影产业发展的外部动力。尽管电影因为对电力设施的放映要求而主要集中在城市，但是电影院的快速增加、电影票价的可承受性以及源源不断的好莱坞娱乐片还是在短期内培养了稳定的观众群体，他们中间既有上流社会的贵族，也不乏追求时尚的普通市民。为了与外国电影争夺观众，电影企业在产品竞争过程中能科学分析需求对象和需求环境的特点，细分观众市场，吸引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比如，反映才子佳人的言情片的目标市场主要是一般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上层市民；武侠神怪电影则是面向普罗大众。1921―1931年期间，鸳鸯蝴蝶派作家参与创作了私营电影公司拍摄的600多部电影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就反映出竞争市场中电影企业对需求环境的重视。
3、政治环境。战争、动乱、政权频繁更迭等恶劣多变的政治环境对民国时期私营电影产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以战争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战事没有波及到中国，电影产业在民族资本主义空前勃兴的背景下顺势发展，频繁的军阀混战使政府无力以国家机器的力量干预文化（初期的电影检查制度也形同虚设），客观上为电影的发展赢得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这也是民族电影工业在30年代初期逐步形成第一个繁荣期的重要原因；反之，从“九・一八事变”开始长达十多年的抗日战争使电影产业主体的能动性被外部环境所抑制，甚至被摧毁。“一・二八”淞沪战役给上海的电影院、电影制片场造成巨大的破坏。整体看来，民国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气候制约了民族电影产业的顺利发展。
二
产业的内部环境也影响着电影产业的发展。民国时期外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长驱直入、民族电影工业技术与艺术本身的劣势以及行业内部的无序竞争都是影响内部竞争环境的重要因素。
1、外片输入对私营电影产业的挤压。民国时期，政府对外国电影的输入管制非常宽松，加之国内电影业处于初创阶段，外片绝对垄断着国内的电影放映市场。直到1930年，全国250家电影院中仍有近200家电影院专门放映外国影片。对私营电影造成巨大冲击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电影。据统计，1933―1936年期间国产片80部左右（1936年只有36部），而我国进口的电影总数则在400部左右，这其中美国电影以占进口影片总量的80%以上而享有绝对优势。美国电影通过控制发行和放映两个流通链条挤压私营电影产业。好莱坞以娱乐品质远高于国片的电影产品以及丰富的片源为筹码向电影院供片，前提条件是接受供片的电影院不得上映别的电影公司的影片。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好莱坞八大公司先后来华与中国的电影院洽谈电影产品的输出发行事宜，并先后在上海和华北设立专门的办事处，这些驻华办事机构通过各自的代理公司向固定的院线发行电影。从而形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2、艺术与技术水平的整体落差。初期的民族电影企业在拍摄、制作方面的整体水平比较低下，国产电影的产品竞争力差。表现在艺术层面上，电影的导演、表演水平还处在一个慢慢摸索的起步阶段。对西方默片的情节内容（如卓别林喜剧电影）和拍摄手法的模仿使早期私营电影具有典型的“偷师学艺”性质。左翼电影领导人夏衍在其《劫后影谈》中的一段话比较有代表性：“30年代初，我们开始搞电影……没有书，没有学校，就是到上海大戏院去看，手里拿个小手电，边看电影，边计算时间，几英尺几英尺地计算。就这样学了点电影的手法和技巧。”国产电影在艺术上所呈现出的“好莱坞趣味”是民国时期电影市场文化抹不去的痕迹。在技术层面上，摄影器材、电影胶片、水银炭精灯、化妆、洗印等技术等大多依赖进口，专业的技术人员更是需要高新聘请外籍技师。尽管一些热心于电影技术改进的知识分子也曾试图在洗印、录音、灯光等技术领域尝试革新，并取得不少成绩（如“中华通”、“三友通”、“鹤鸣通”等电影录音机的研制、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中先摄后录的蜡盘收音的成功），但总体而言，电影技术多被西方所垄断。民国时期的电影产品与西方电影的品质存在较大差距。
3、行业内部的无序竞争。民族资本的特征决定了电影产业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组织结构不够完善，产业布局分散，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电影的产业集中度低，电影企业之间的导致竞争无序化。在早期的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既没有类似于戏曲演出业中的梨园公会这样的行业协会组织协调内部竞争，也没有有效的政府规制约束。电影企业的内部竞争混乱无序：大量小成本小制作的娱乐电影粗制滥造，供过于求，尤其是专营国片的电影院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抢占发行通道，不惜违反行业道德，进行不正当竞争。1926年，明星公司联合上海影戏公司、大中华百合等六家电影企业组成的“六合影片影业公司”打着“增高国制影片艺术”的旗号垄断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联合绞杀邵氏兄弟的“天一”制片公司的竞争便是典型的案例。六合公司通过建立统一的发行网络，将片商、影院联合起来，拒绝购买、放映天一公司的电影；比这更加恶劣的竞争手段就是所谓的“双包案”了，一旦得知天一公司拍摄什么片名的电影，六合公司立即投拍同样片名、同样题材的电影，并抢先推向市场。“双包案”这种短平快式的恶性竞争手段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竞争双方竞相生产劣质电影产品。同时，不同电影公司的同名电影也会因误导、迷惑观众造成观众的反感，进而影响企业的品牌形象。
三
面对诸多制约私营电影产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民国时期的电影经营者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求产业成长的合理路径，不断积聚企业的竞争优势，初步形成了一些有益的企业经营策略。
1、以规模化为导向，构建完整的产业链。电影是集生产制作、宣传发行、放映等为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这一产业链在电影发展的早期是被分割的。民国时期电影业主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寻找机遇，努力实现私营电影产业的规模化、一体化。
前向一体化――制片业向发行、放映等下游产业链的渗透。应该说民国时期城市的电影院建设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1927年国内电影院数量为100多家，这个数字到1930年已经达到250家。但是，外片垄断了放映渠道。但放映业的繁荣并不是建立在对国片大量需求的基础上的。1930年的250家电影院中专映国产电影的只有五分之一。私营电影制片公司拍摄的电影缺乏合适的放映渠道成为他们的心病。他们采取的策略大致有两种：一是根据资金筹措的能力承租外国人开办的电影院，二是建立专门放映国产电影的电影院。1925年，被称为“国片之宫”的中央大戏院就是明星电影公司与百代公司联合改建的专映国产片的电影院。尤其是趁着在中国经营电影院20年、赚得金银满钵的西班牙人雷马斯1926年回国的机会，明星公司的老板张石川果断组织集资参股，承租了雷马斯的“夏令配克”、“维多利亚”、“恩派克”、“卡德”、“万国”等五家电影院，又吸收了另外两家影院，形成了以中央大戏院为核心的电影院线。制片商积极向下游拓展可以保证公司的产品拥有自己的放映通道，不再受制于人。同时，电影公司以专映国产片的电影院线为阵地与外片竞争，有助于民族电影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后向一体化――从下游产业向上游产业链渗透。罗明佑的联华影业公司就是典型的案例。出生名门望族的罗明佑利用在北大读书的业余时间经营真光电影剧场，后建立拥有20多家电影院、控制北方五省电影发行与放映的华北电影公司。电影发行与放映积累的大量资本使罗明佑有充分的底气进入制片领域，1930年成立的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在香港设立总管理处，在香港、上海、北京开设制片场，在各通商口岸建设电影院。此外，联华在产业规模化的道路上通过开设“联华歌舞班”并创办娱乐刊物《影戏杂志》积极拓展自己的产业链。
2、以娱乐化为功能定位，开辟类型电影市场。民国时期的私营电影产业处于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电影企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想要取得竞争优势，必须明确企业在电影产品的功能定位。明星公司成立之初便在产品的功能定位上有过争执：明星导演张石川从企业的经验和资本积累状况提出重视产品的娱乐性的制片策略，“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而明星的编剧郑正秋则站在启发群盲的视角提出“长篇正剧”的拍摄观念。民国时期尽管有《渔光曲》、《新女性》、《八千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这样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但就整体而言，电影产业在产品的竞争策略方面大多追求电影产品的商业性和娱乐性。直到40年代的“国泰”、“大同”等规模较大的私营电影企业仍然坚持纯粹的商业路线。对电影商业化、娱乐化的定位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电影企业在资本规模、拍摄经验、演员阵容、剧本来源、上映周期等方面的局限性迫使企业以娱乐短片的生产快速将产品推向市场，企业无力从容出品那些情节复杂、投资巨大的长片；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介入使电影的市场风险增加，一般中小企业轻易不敢涉足敏感的政治题材。邵氏家族的天一公司长期坚持拍摄商业化气息浓厚的娱乐电影，虽然常遭非议，但客观上也使企业免受外部政治干扰，成为民国时期生命力最强的电影公司。
对娱乐电影的创作实践逐步催生了早期中国电影的类型，如社会伦理片、言情片、滑稽片等，特别是1928年明星公司出品的《火烧红莲寺》（改编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轰动全国，开了武侠神怪片的先河。《火烧红莲寺》一气拍了18集，票房持续升高。此后的三年间，上海大大小小的电影公司拍摄此类电影400多部，占整个出品总量的六成。类型是是由明星、背景、情节事件、动机等元素组成的集合体，是电影的商标。观众喜欢预期和辨认熟悉的类型产品，这样电影就可能被“预先出售”。通过类型电影，企业可以细分观众市场，提供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的需求并尽可能降低风险，提高竞争力。
3、以人才为中心，制造品牌效应。电影是创意工业，企业的人才存量直接决定电影的内在品质。民国电影发展的初期对摄影、洗印、灯光等技术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聘请外籍技师，暗地里偷学技术是早期惯常的手段。直到三十年代，一些关键技术的人才仍然需要高薪外聘。1931年，为解决有声电影的片上发音技术，天一公司高薪聘请4位美国技术人员帮助制作《歌场春色》，获利良多。同年，明星公司派洪深远赴欧美选购有声器材并聘邀15名外国技术人员筹拍有声片。随着整个民族电影产业的发展，电影企业对导演、演员的票房效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纷纷采取措施聚集人才。联华为扩大企业实力，利用资本优势网罗了各方顶级人才：既有孙瑜、史东山、卜万苍、蔡楚生等声名显赫的导演，也有阮玲玉、金焰、王人美、黎莉莉、韩兰根、郑君里等大牌明星演员，甚至还有黎铿、葛佐治等家喻户晓的童星。各电影公司为争夺人才甚至不惜利用各种媒介大打口水仗。1933年“天一”与“明星”之间为挖人才在《申报》上你来我往，相互指责。可见私营电影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民国私营电影企业通过有效的人才策略逐步打造起自己的明星品牌、导演品牌、类型品牌，初步形成公司的生产特色。如友联公司的武侠片、明星公司的社会问题片、天一公司的稗史片已经成为公司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形式。
私营电影企业在民族电影产业发展中顺势而变，灵活经营，造就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民族电影的辉煌：私营电影企业每年生产电影100多部，专门放映国产电影的院线不断涌现，行业竞争逐步有序化。加之左翼知识分子向电影产业的不断渗透，一大批票房收入高、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这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四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民国时期的私营电影产业所取得的成就绝对值得浓墨渲染。民国的私营电影产业发展历程虽然命运多舛，但绝对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今天的电影人从中认真汲取。
（责任编辑：楚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