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济喜
《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1年11期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1)05-0067-05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审美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一块。中国的传统美育是从礼乐文化中派生出来的。礼乐文化兴起于西周初年，是周代统治者有意识地继承夏商二朝文化而建构的治国方略。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商朝灭亡教训的过程中，将制礼乐作为德治的重要举措，来培养合格的人才。这一传统后来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得到了全面展开。传统美育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儒、道、法、墨诸家有影响的美育理论，它们奠定了中国传统美育的基本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传统美育作为一种美学观念与教育文化范畴，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息息相关，表现出我们民族文化中的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对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对人生意义的不断探寻，对道德理想的自我完善。它是介于传统文化中道德教育与智力教育之间的一座桥梁。在今天我们对传统美学资源进行研究时，对传统美学中的审美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反思与开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
一
美育是伴随着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生而形成的，它是人类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潜在或显在的审美意识来对自身进行教育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从广义来说，它也是人类审美活动与教育活动的一部分。人类的审美活动，是随着人类与外界事物的关系不断深化之后的产物。在审美活动中，人类自由自觉的本性得到施展，人与外界的受动与功利关系被提升为一种超越功利的关系，审美使人的主体性与外物得到了统一，创造出新的人生境界即审美境界。就这一意义来说，审美对于人性具有解放的意义。因此，包括美育在内的人类审美活动也就天然地具有了人道主义的含义，它与理想人格的建设相关联。但美育与一般的审美活动有所不同：它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有意识的审美活动与教育活动。在人对现实之美与艺术之美进行审美观照时，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得到不同形态的心理感受（或愉悦或痛苦，或感动或悲凄等等），从而也就产生了对主体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美感心理。这种心理感受会指向人的伦理观与认识观，促使二者在美的境界中获得统一与升华。就这一点来说，任何审美都具备教育的成分，尤其是文艺作品中，包含着审美价值、认识价值与教育价值，三者的比重因作品不同而有异，但是这三种成分都是少不了的。在文艺创作中，一般说来，无意识的成分越大，作品的价值往往越高，中国古代文人倡导“感兴”即是从这一点上去说的。但美育与这种文艺创作不同，它是人类主动地运用美的事物来对接受对象（他人或自己）进行熏陶，是人类自我意识在审美活动中的一项创举，它比诸普通的审美活动，更能体现人类追求自我完善的特性。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用美育来对人的精神与体态进行培养，注重从人格的角度来开展美育。古希腊的教育制度中包括缪斯教育与体育。所谓缪斯教育也就是综合性的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则用来提高人的健康水平，使人的体态具有美的观赏价值。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卜克内西曾说：“什么是教育？照希腊人的经典定义，就是个性所体现出来的美与善，是发展一切德行。”（注：转引自〔前苏联〕索科洛夫《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概论》（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1977年出版的《杜登(DUDEN)德语大词典》中曾将古希腊这种基于人格完美之上的教育称作为人道主义的来源之一：“人道主义：1.（教育用语）（基于古希腊罗马的教育理想的）在人的尊严意识支配下的思想和行动，以谋求纯真的人性。”词典编纂者认为人道主义首先是从古希腊的教育用语发展而来的。从这些资料来看，美育与人格建设紧密相关，在古希腊年代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了。中世纪的欧洲虽然对文艺不重视，宗教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教会却很会利用教堂建筑、教堂音乐、教堂壁画来对芸芸众生进行宗教美育与熏陶，培养人们的宗教感情与虔诚信念。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将宗教世俗化，同时，人文主义的教育注重对理想人格“完人”的培养，当时的课程中包括着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内容，强调音乐与图画对儿童心理与人格的培养，主张“从游戏的快乐中来学习”的思想，实际开启了席勒的美育思想。18世纪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更是主张自然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人的本质的裁割，强调触觉及其它与审美感官相关的教育，目的也是对儿童及成人的本质与人格的全面教育与发展，以抵制当时社会对人的本性的阉割，批判资本主义对人格世界的扭曲。18世纪末的德国文学家席勒更是在划时代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带来的较之农业文明社会更为剧烈的人性的肢解以及人格的分裂，认为解决这种社会问题与人格分裂的途径便是通过审美教育，使人从现实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使人格得到和谐完满的统一。席勒学说的意义，在于他从主动与自觉的高度将美育与人性及人格的完善与完美融合起来，并且将它作为克服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顽症——感性与理性的日益分裂的必由之径。后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着重谈到了审美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力量的显现，是消除资本主义对人性与人格异化的创造活动。由此，审美教育作为人类自觉的审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指向是人格建设，是人文精神的荟萃。
中国传统美育与古希腊美育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显在的差异。其一致之处，就是这种美育作为对人的综合素质的教育与培养，从中国周代实行的“六艺之教”与古希腊实行的德智体美全面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都将培养理想健全的人格作为教育的目标。美育作为与德育、智育、体育相融合的内容，受到了社会与统治者的广泛重视，并且在教育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形成为一种文化遗产与教育规范，至今还对人类的教育事业显示出强大的昭明意义。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与古希腊在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与民族心理上的差异，因而在美育价值观念与人格观念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传统美育是从天人合一、人人相和的角度去看待人格建设的，古代美育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化教育，是从礼乐文化中派生出来的，又与礼乐制度和宗法制度相结合。“礼”是通过一系列典章仪式将建立在血缘亲疏基础之上的身份等级确定下来，以区别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秩序；“乐”则是缘饰这种礼仪的器具，以调谐不同阶级的情感，乐教具有审美情感教育的作用。
传统美育从性能来说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它是一种基于个性意识与发展意识之上的人格教育与素质教育。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科学与文化大量涌进中国，人文学说也日益代替传统的文化，于是传统美育不可避免地被人们重新解释。从这一意义来说，传统美学与美育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其历史已经终结。然而，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结晶，尤其是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精神世界的纽带，它具有永恒性与超越性，这种永恒性是不会随着外在的经济与政治的变迁而消亡的，更不会被外来的文化所同化。1891年中国发生维新运动之后，中国传统美学就开始了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近代以来美学家们对传统美学的吸取，大致有这么两种态度：一种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者政治革命的立场出发，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将美育与人格建造结合起来。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梁启超与鲁迅等人。他们的美育观与儒家忧患时政、经世致用的美学观念有相通之处，这就是将文艺与美育作为道德伦理的增进器具。他们将西方哲学与美学中的个性精神、浪漫主义与传统美学的忧患时政、文以致用的观众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美学思想是传统美育关注民族命运、忧愤民生精神的延续。在鲁迅与梁启超的文化人格与美学主张中，我们是不难发现屈原、陈子昂、韩愈、苏轼等人的文化影子的。当然，这种将美育与现实人格的建设融为一体的功利主义观念，也不是没有缺陷的，由于它始终将美育与政治革命及抗击外侮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使美育的终极关怀成分减弱，其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另一派美学家则是王国维与蔡元培等人。他们对美育与国民人格问题的思考更为深邃一些。王国维与蔡元培痛感辛亥革命以来，社会道德沦落，国民精神萎靡不振，他们力图从振兴教育的角度来改变这种局面，使中华民族重振雄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认为道德与文化的建设，归根到底是培养健康向上的人格。但王国维的忧患意识更深，他不仅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当时饱受国内外各种黑暗势力的欺负压迫，而且也看到了人类进入物质文明阶段后，人性堕落与意义流失日益加剧。叔本华与尼采对于人类命运悲观失望的学说，清末社会的腐败黑暗，加上个人身世的孤寒，使王国维对人生深感失望与痛苦，因而他的美学对人性思考更加深刻。王国维力图将美学与艺术作为消解人生痛苦、超越人生污秽的精神家园，他将老庄美学与西方叔本华、尼采的美学融合一起，力图建设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美学话语体系。当然，他的这种尝试未达圆融之境，但努力方向是对的，其取得的成就对于传统美学的近代转型具有相当的促进作用。王国维之后，朱光潜与宗白华先生以其深湛的博通中西美学的学养，围绕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问题，紧扣本世纪以来中国文明所遇到的挑战，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朱光潜先生立足于对西方美学中重视直觉与移情观点的宣传，适当地用中国古典美学与文艺的内容来充实它；宗白华先生则运用中国传统美学的体验方式，对中国古典美学与文艺的现代意义作了阐发。后来的丰子恺、邓以蛰先生等人的美学与艺术理论，也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融合中西的气派。近代以来这些美学家在其美学理论中，充满着对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命运的关怀，对传统和谐之美在工业文明中的走向的关注，对人类灵魂在20世纪的安顿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也是传统美学对民族与人类终极意义关注精神的延续。虽然这些近代美学家并没有将“美学的当代转型”作为学术的课题来对待，但是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传统美育与西方美学的融合，向现代形态上的转变，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他们的美学研究不仅不是对于传统美学的“失语”，而且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实质的传承。笔者认为，一些学人至今还在理论上费尽力气地探讨传统美育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而忽略近代以来这些美学家的理论贡献，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这大概是受西方20世纪以来工具论美学的影响，将美学视作理论形态的建设，看不到它是一门人文蕴含极强的学说。（注：王培元：《美学走出困境的探索》，载《书与人》，1998年第5期。）如果没有人文关怀，当代美学与传统美学之间的精神纽带就会断裂。当今中国美学出现的低迷状况，主要是由这种人文精神的迷失所致，美学未能从工具论价值观中走出来。
二
当代美学出现的工具论与技术化倾向，从深层原因来分析，与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转型与建设未能摆脱外在因素的干扰直接有关。“五四”之后，中国政局的动荡与外患的严重，使传统美育在近代转型中涉及到的文化意蕴与人格建设问题，被一些浅层的功利因素所覆盖。建国之后，传统美育受政治与文化观上的偏见干扰太多。在文艺观上，我们过分强调文艺为政治运动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就这一点来说，传统美育中儒家的教化说与法家的功利观倒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复活，而儒家美学文艺与人学相结合的观点则受到冷遇，道家的审美境界更是被视为主观唯心主义而受到批判。在对待古典文学与艺术的遗产上，我们在典籍整理、知识推广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对古典文艺的价值评估，一直受“厚今薄古”观念的困惑，在“不破不立”的文化思维上，为了建设新文化而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多于继承的方针。即使谈继承，也是从人民性、阶级性的政治概念去裁割古典文艺遗产，根本否定古典文艺与传统文化中最可珍视的人文精神，传统美育倡导的培养人格、启发人性、天人合一的精神受到批判。从哲学角度来说，我们对传统美学基本上是采用从前苏联承袭而来的唯物、唯心两分法来硬性划分学说与流派，根本不顾中国哲学与美学的自身特点，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在这种哲学框架下被阉割掉了，传统美育的精髓在这种情况下无从为人们所认识，更无法转化为新的美育精神。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辩论，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这场讨论被称为解放后唯一的一场没有演化成政治批判的学术讨论，但是这场讨论基本上是在受前苏联美学思想观念影响下开展的，它的重心是探讨美的本质与审美对象之类的问题，依据前苏联传来的认识论模式来看待美的本质，以及相关的艺术美与自然美问题。这场讨论还夹杂着对朱光潜等30年代美学家美学观点的批判。关于美学中最主要的人本话题，如美学与人格建设问题、美学与人格的全面发展等话题都被视为禁区，无从涉及。由于没有将美学与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文化建设、人格培育问题结合一体，没有将西方美学体系与中国固有的美学传统相融合，造成1898年维新运动以来的融合中西美学的文化传统中断，因而在这种以西方工具论与认识论美学为基准的观念支配下，传统美育理所当然地补弃置不顾了。自那之后，传统美学的研究基本停顿，直至十年动乱结束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恢复，代表作是复旦大学施昌东先生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但就在这本书中，人们还是可以清晰地发现过去年代中人们在传统美学与美育观念上的偏执。
从教育文化的建设角度来说，传统美育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学校教育是美育实施的主要场所。在1957年之前，我们的教育方针还坚持德智体美四育并提，但到了1957年之后，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教育方针也趋于实际与功利，美育被排斥出教育方针之外，德育、智育与体育三育并举，成了1957年之后教育领域的既定方针。从学校教育的学科分类来说，解放后由于教育模式受前苏联教育框架的影响，重理轻文成为一种时尚。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当时中国的教育完全抛弃了传统教育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将理工科教育作为高等院校教育的重点，人文教育的比重大大减少，一些素有人文教育优势的高校，如著名的清华大学，被砍成单一的理工科大学，其损失难以估量。学校的德育内容被规定为政治理论课教育，美育与艺术教育内容一般注重技巧与技能的训练，美育与人文素养被分裂开来。传统美育的一些思想，比如孔子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庄子所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传统美育主张的通过艺术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审美感觉，启发学生的灵性，使学生树立高尚的审美情操，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等等，这些基本的美育观，都被当成封建教育思想而受到批判与否定。这种教育模式，很自然地演化成以考试来决定升学率与学生优劣的应试教育。学生的个体性与创造性在无休无止的考试中被磨去了，人格成了单向的模式。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在付出了严重的代价之后，才认识到这种应试教育给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带来多么严重的伤害。因而从重视素质教育的角度出发，对美育的再倡与重提，成了上下一致的共识，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种代价最典型的表现便是“文革”十年动乱时，青年一代与全社会人性的变异与人格的扭曲。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重视政治与理想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却缺少个性的支撑与理性的梳理，缺少美育与爱心的陶冶，使人格严重扭曲；我们重视生产实践的教育，但是却将它与知识文化相对立，演变成对肤浅的技能主义的崇拜。“文革”惨剧的发生，足以证明我们的教育从各方面来说，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必须从为民族负责的高度来加以反思与审理。其中对传统文化与传统美育的弃置，是造成这场民族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华民族在经历了人性受摧残、人道被蹂躏的悲惨历史后，就像久旱之人渴盼甘霖一样，对真善美的渴望成为人心所向。人们记忆犹新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率先向十年动乱发出愤怒声讨的，不是理论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类的讨论，而是《伤痕》、《班主任》等一大批“伤痕文学”。它们为什么称作为“伤痕文学”呢？大约是其揭示了十年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人性与心灵方面的伤害。这种伤害首先是扭曲了人们的人性，而扭曲人性的渠道便是“四人帮”在教育方面的倒行逆施。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它积淀在人性之中，便是一套以儒道互补为中枢的道德境界，它以亲慈仁爱、独立自尊、礼义有序、逍遥无待为基本规范。虽然这一套道德规范有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文明，毕竟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使得中华民族历经各种磨难而精神不衰，以礼义之邦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四人帮”一伙对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采取了全面专政的手段，将各种亲情仁爱统统斥之为封资修毒素，而将中华文明中被清除掉的各种野蛮残忍的东西，诸如秦汉以后受到人们痛斥的法家的专制高压、墨家的文化有害，甚至氏族社会的血腥嗜杀，统统加以复活。中国人民在这种教育宣传的煽动下，互相伤害，无情斗争，最终才发觉伤害的正是自己。卢新华的《伤痕》写出的便是文革中千千万万桩人性悲剧中的一起。这种人格与灵魂的扭曲，使中国人民痛定思痛，反观自身，要求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人性传统，以戴厚英《人啊人》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思潮充满着浓厚的人道主义氛围，从美育的角度来说，是因为文化的失落与危机，呼唤着一批代民立言、敢为天下先的文学家起来用文艺唤醒民众，教育民众，文艺的美育功能明显地表现在启蒙民心，呼唤真善美价值观念的重建上面。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在这场文学运动基础之上，从更深的层次上来重建中国当代文化体系。对包括传统美育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再评价，成了这场文化讨论中的热点。一些中青年学者在这场讨论中，对于传统文化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免地要与传统文化发生全方位的冲突，而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文化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是势不两立的。这一批年轻学者与“五四”时期反传统的学者不同，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传统文化大都一知半解，主要依据西方学术文化的标准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其指摘与批判显得武断而肤浅，尤其是以电视片《河殇》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对中西文明的比较更是草率皮相。虽然作者是想通过批判传统文化为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标准，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否定，注定了他们的批判是无的放矢，不能真正说服别人。当然，在这场讨论中，大多数的学者摆脱了“文革”中简单的政治批判的模式，从学术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强调中国现代化与弘扬传统文化不可分开。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各个方面作了介绍与评析，标志着学术文化界在历经对传统文化的狂躁情绪之后，采取冷静客观的态度。在这种理性分析的氛围下，包括传统美育在内的传统文化重新为人们所认识，当时出版的一批关于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艺术史方面的书籍受到青年学生与其他广大读者的欢迎，说明了对传统美育与传统文化的认可，成为一种文化时尚。与文化热同时的还有美学热，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美学热，是继建国后20世纪50年代美学讨论后兴起的又一场美学文化热。这场美学热的兴起，毫无疑问是同十年动乱后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求相关，它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领域内的启蒙思潮遥相呼应。当时这场美学热如同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美学讨论一样，流于表层的理论介绍与体系追逐之上，当时各种各样的西方美学流派经译介之后进入中国，使人们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随之而来的则是饥不择食、消化不良。一些学者热衷于构筑美学新体系，翻炒西方美学；美学在大众化的同时，与日常生活的美化相联系（当然这种普及工作也是十分必要的），而其深层的人文价值并未被人们所接受，更没有转化成如蔡元培先生当年所倡导的国民素质教育。由于这些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很快就消退。其中原因很值得我们反思，美学如果还停留在认识论、工具论层面上，就不可能真正深入人心。因此，美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从工具论与认识论层面走向深层的人文精神建设境界，是美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赋予今日中国文化教育的艰巨任务。
这种艰巨性与神圣性是每个中国人都感同身受的。由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的影响，中国文化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向低迷。中国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道德滑坡、文化衰落的景况，社会风气的不良使人们深为不满，也困扰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原因在于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对传统文化的摧残，人民的道德观念本来很薄弱，自我精神在政治理想与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丧失殆尽，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20世纪80年代文艺启蒙与文化再建工作，人性的觉醒刚刚有了一点起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又很容易失去自我，成为物欲的俘虏。其实，当前中国人对物欲的极度追逐，迷失自我，同“文革”中的政治迷信一样，都是在外物的蛊惑下失去了自我，是人性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格的建设与精神的升华，就成为中国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而传统美育在这种人格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与任务。从某种意义来说，传统美育在今日中国，其作用与意义较诸封建社会的人格建设更为重要。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美育主要是将人格与道德升华到最高的境界，而在今天，包括传统美育在内的美育工程，不仅有升华人格、完善道德的任务，而且具有拯救精神、整合人格的意义。中国人目前的精神状况与道德前景是令人忧虑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道德遗产荡然无存，而中国人又没有宗教的皈依，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肆虐，使中国人民饱受精神与人格流失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美育的意义更加显得重要。当然，将传统美育的作用无限夸张显然是不对的，笔者并不赞成新儒学将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视为拯救人类精神危机的唯一良方，毕竟传统美育赖以产生的封建经济与政治体制都已寿终正寝。但是，传统美育作为中国以儒道为主的传统文化的集萃，它不仅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显现，也表现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与信仰相通的价值本体，在这一层面上，它是超越时代的，也是中华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我们今天弘扬传统美育，主要是将这种深层结构与人生境界，有机地融进我们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使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建设，与中国传统的文明相接榫。一个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不能与自己固有的文明传统相接榫，是根本不可能创造出现代文明的。传统美育的价值观念与操作方式，比如将人生意义与审美境界相融合，将道德规范、智力教育与个性化、形象化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在启发引导学生上注入知识与道德，……都可以用来作为我们今天纠正应试教育的弊端、开展人生教育与智力教育的资源；传统美育所揭示的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可以用来升华人们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经济生活支配人类生活内容的年代，不可能再出现封建社会以意识形态统治整个社会生活的情况，美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不可免地会退居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边缘。我们不可能设想，人们会仅凭自己的审美爱好与观念，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只能是实际与功利的驱动。审美教育可以起到净化与升华人们精神品格的作用。但是像古典时代，人们因为读一首诗，听一首歌，接受一种理想与美的教育后而改变自己原有生活方式的事是很少的。现代社会文明越发达，它就越是使人们匍匐在它造成的严密的社会秩序下。当然，强调美育的局限性，决不是否定美育的作用，而是要指出美育的艰巨性与悲壮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将美育在今日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无限夸大，一旦人们发现美育没有那么大的功用时，则今日方兴未艾的美育很可能又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美学热，在轰轰烈烈的热过一阵后，再次受到人们的冷落与废弃。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美学传统的国度，中国传统美学，在最高的境界与形态上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可以通过研究与改造与现代性互相发明的。在世纪之交，当我们回顾美学研究的风风雨雨时，更可以看到美学研究中要注重传统美育精神的现代转化的问题，必须将美育与当代中国的人格建设相融合，使美学在下个世纪承担人文关怀与国民精神的重塑重任，而不是消解其主体精神与忧患意识。而对传统美育与当代文化的关系这一课题，目前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投入。这是对传统美学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的重要步骤。
收稿日期：2001-04-10
作者介绍：袁济喜(1956-)，男，上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