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使用丝路一词的是德国地理学家里斯托芬（Ferdinand Richthofen，1833～1905），他所著《中国》（一八七七年刊行）一书中，记述汉朝与中亚及印度的丝绸贸易时，特意创出了这个新语。后来史坦因等人，将之英译为"Silk Road"，从此成为东西交通史上惯用的专有名词。当其时，商旅长途跋涉，以载运中国生产的丝，最称轻便。又彼邦人士高价求购，经济利益高，也是最理想的远程商品。
原先丝路的商业机能，不仅带动佛教东传的气运，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众所周知，日本古代文明的发达，全赖大唐繁荣的余润，于是本来以长安为起点的丝路。继续向东延伸，渡海到了日本。
盛唐以后海运时兴，陆路没落。八世纪初甫连结丝路东进极点的日本，始定都平城（今奈良），迄至八世纪末迁都平安京（今京都）止，其间不过七十四年，大唐文化的穿梭，畅通无阻，夹带的西域文物，也频频登陆，史家称之为奈良时代。
其实形容奈良文化为丝路的终点，也是晚近这几年的新观念。自从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当局，有意循丝路接运圣火的计划披露以来，日本人才广泛关心丝路的存在。不旋踵间，文艺界的丝路探险；出版业的丝路热潮；新闻网的丝路报道，大大地唤醒了沉睡一千年的文化动脉，提示日本文化源流更彻底的省思。
仰慕唐风
七世纪初圣德太子执政的时代，已经打开日本与中国直接交往的管道。殆唐朝建国，一切悉仿唐制的风气，如火如荼地运展，至八世纪前叶，盛唐的典章几乎已是奈良时代律令的基础。此间不绝于途的遣唐使，肩负文化传播的使命，功不可没。他们带回来中央政府的组织，也带回来人民纳税的原理，更输入长安都城的蓝图，也引进灿烂的文物。
积极而主动地仰慕唐风，绽出奈良文化的光华。可以预料的，这将是日本古代史上，空前充实而富足的时代。历史上著名的圣武天皇（701～756），和他所敕愿建立、铸造的东大寺及其大佛，以及该寺附属的正仓院，或者是一般外国人最熟悉的奈良古都风情，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西元七一零年，日本正式定都平城，从此政教中心不再随天皇恣意迁宫而移转，大规模都城营建，得以认真执行。根据战后多次考古调查所知，以朱雀大道为中心线，区划左右两京的棋盘式市街，即完全模仿长安的条坊制，此乃今天日本还残留着所谓五条通、六条通等街名的由来。平城与长安的不同，在于前者没有西域商人与艺匠靡集的景观，以及奈良不需严阵待敌的坚固城墙，但将平城京看作长安的缩影，应不为过。
那个时代，皇嗣继位的顺序相当紊乱。圣武天皇在历跨两位女帝后，七二四年登上国君宝座。七二九年改国号天平，并立藤原光明子为后。七四九年让位于唯一的女儿孝谦天皇，自己则出家去了。光明皇后是朝廷重臣藤原不比等的千金，而圣武天皇本身也是藤原不比等的外孙。这样奇怪的结合，不仅前所罕见；圣武天皇打破皇族不立后的传统，也是史无前例。如此皇室的波澜曲折，隐含着藤原家族权重一时，外戚干政的实情。果然，兴福寺、东大寺与正仓院等一流国宝的故事，也都能牵出藤原氏一族，参与其事的秘辛。
阿修罗立像，奈良时代，兴福寺月光菩萨像（不空罗索观音立像
两侧侍像之一），奈良时代，东大寺
兴福寺和东大寺诸像
美术史上所指的天平时代，系以圣武天皇的年号为中心，差不过涵盖八世纪中叶的前后，奈良佛教雕刻的样式风格。明白地说，就是盛唐文化移植的成功，开创天平佛像为日本雕刻史的黄金时代。
天平雕刻最优美的杰作，恰巧集中在奈良著名的两大寺院--兴福寺与东大寺的传世佛像。奈良寺院之多，雕刻分散之广，总是令人眼花缭乱，倒不如集中焦点于这两座佛寺，更能尽情徜徉于天平雕刻古典理想美的境界。
兴福寺和东大寺几乎毗邻而居，历代以还，每有兵燹必同时遭殃。今天，两寺位居奈良县治，本身风头又健，来此一游的观光客，很少不到兴福寺或东大寺瞻仰一番的。
兴福寺是八世纪初，圣武天皇的岳丈藤原不比等所建的家寺。十二世纪末，所有建筑毁于兵燹。目前兴福寺的建筑，概属镰仓时代的遗构。所幸残存的天平雕刻，尚有十大弟子及八部众等群像。其中八部众之一的阿修罗像（干漆，153厘米），以三头六臂的造型和略带愁容的童稚表情，常居票选国宝的前茅。的确，它是天平雕刻圆满具足的塑像中，别开生面的异色作品。
东大寺不愧是当今奈良观光的招牌。因为它拥有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和日本最高的铜铸佛像。但是与兴福寺的命运一样，同时毁于十二世纪末的兵火，然而比兴福寺更惨的，再建之后又复烧失，今天的东大寺不过是三百年前重盖的。一千二百多年前，圣武天皇发愿敕建东大寺，七五一年落成，翌年举行空前绝后的大佛开眼供养法会，天平美术的盛宴自是全席登场，天平文化的高扬，至此达于顶峰。
不空罗索观音立像，奈良时代，东大寺执金刚神，奈良时代，东大寺
迭经灾难的东大寺，只有法华堂是天平时代硕果仅存的建筑物。目前堂内安置的一组群像，也是天平雕刻的代表。不空罗索观音立像（干漆，363.6厘米）是最庄严伟硕的一尊，天平雕刻理想写实的典型，尽露无遗。其分侍左右的梵天、帝释天两立像（干漆，各394厘米），发挥了天平雕刻内敛、沉稳的极致。此外，塑造的戒坛院四天王像，表现虔诚、安详的神态，也比兴福寺诸像洗练进步得多。至于执金刚神（塑造，167厘米）以及两力士（干漆，各约345厘米）等近似密教佛像的造型，则雕得传神而不夸张，所获得的评价甚高。
鉴真与唐招题寺
东大寺诸像是天平雕刻完美无缺的典型，越过这个高峰，难免不堕入形式主义的样板。八世纪中叶，唐僧鉴真（688～763）的出现，犹如一轮酷暑残日，为天平雕刻的黄昏，留下夕阳无限好的景象。
鉴真是中国人，却因有意赴日弘法，连遭五次渡航失败，仍不改初衷。七五四年如愿以偿地登陆日本，可是已经失明了。当初，他五度接受日本遣唐僧的力邀，现在也得到了日本朝野礼遇敬重。在传教的功绩上，鉴真是日本律宗的开山；在美术的贡献上，鉴真带来一股中唐雕刻的新气流。
唐招提寺金堂，八世纪中后，奈良
鉴真和尚是搭第十一次遣唐使归乡的便船，一起到日本去的。遣唐船满载中国典籍文物，和受洗留学僧的智慧以外，难能可贵的，还有一批与鉴真同行，身怀建筑、雕刻等绝技的唐工，他们在八世纪后叶，天平美术的斜阳中，走马上阵，力挽颓局，但也只能保住天平美术的最后一线生机而已。
天平美术风烛摇曳的光芒，是从鉴真开基的唐招提寺所投射出来的。鉴真抵日五年后，创建唐招提寺，可是七六三年鉴真和尚圆寂，工程尚未完成，弟子们继续营之。至今溢满唐风的金堂建筑，也是天平时代唯一维持创建原貌的金堂。横列的八支环柱，四平八稳的比率，真是雄大恢宏的天平建筑。金堂内部还有更精彩的雕像，庐舍那佛坐像（干漆，303厘米）为中尊，左右侍为药师如来像（干漆，697厘米）与千手观音立像（干漆，535.2厘米）。崇高威严自不消说，优越的夹纻技法，流丽的精确写实，又超越天平盛期形式化了的圆满静谧，带有深度的内蕴与沉思。
唐招提寺雕像群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反而是鉴真和尚坐像（干漆，79.4厘米）。因为它解脱佛像的高贵，却索回人本尊严。创作年代可能在鉴真入灭后不久，其把握大师的风骨与个性，大师的坚忍与悲悯，算是天平美术肖像雕刻之白眉。
卢舍那佛坐像，八世纪后半，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像，八世纪中后，唐招提寺
东西文化交流的宝库
八世纪盛唐与西亚的文化交流，缀成中西合璧，花团锦簇的长安。遣唐使则不费吹灰之力将波斯的产品，连同中国文物一并带回日本。正仓院的存在，就是奇迹式烙记丝路东进的路痕，并完整保全了中西文物的真本。当人们缅怀丝路古情幽幽的同时，正仓院的评价，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正仓院本身是东大寺的正税仓库。直到今天建筑物还保存完好。里头的文物虽历代迭有增减，但唐朝稀珍居然俯首即是的事实，就不能不惊异它幸运地躲过一千二百年来的天灾人祸。其次是建筑界泰斗伊东忠太、关野贞两氏，证实日本固有的三菱形角材仓库建筑法，发挥了通风良好，温度自动调节的效能。
东大寺由创建到落成，东大寺金铜大佛从造立至开眼，都在圣武天皇的主持下隆重举行。天平盛世也因东大寺的风光而历代传颂，天平雕刻因东大寺诸像而千秋隽永。天平文化，东大寺与圣武天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七四九年圣武天皇退位出家，七五二年大佛开眼供养法会，七五六年圣武上皇崩殂而去。饶有趣味的是蹦出了健在的光明皇太后。她崇拜武则天，也自比武后，继位的女儿孝谦天皇，根本只是位权力架空的女国君。光明皇太后的宫厅，称作紫微中宫，负责长官正是藤原不比等之孙，藤原仲麻吕。
七五六年圣武天皇七七四十九日忌，光明皇太后在她娘家的氏寺兴福寺，举行盛大的祭典。当天献出圣武天皇生前赏玩的遗物，和爱用的宝刀、宝剑予东大寺大佛，以祈求先夫帝的冥福。此乃光明皇太后在同一年里，五次献纳东大寺的品物中，数量最大宗，也是最精彩的一次。
据说，这可能是藤原仲麻吕权力斗争的策略之一，他挟太后自重，献纳大批武器刀剑，也是为将来谋反之便。七六零年光明皇太后驾殂，藤原仲麻吕失势，正仓院收藏的兵器，反为官兵夺得，仲麻吕死在自己所献成批利器的乱刀下。至今，只有一把金银钿庄唐大刀以外，这些宝剑始终没有回笼过。
正仓院中属于天平时代的珍藏，还有一批是十世纪中叶，因东大寺罗索院双仓朽损不堪，遂将收存的东西，移至正仓院代管。虽然没有留下详细的账册，但是来历也都斑斑可考。主要来源有天平时代大佛开眼供养法会的法器，和与会人士的供品；圣武天皇葬礼仪式与周年忌斋会之道具；以及各式年节庆典的用品，和天皇行幸东大寺的献礼等。
正仓院经常给人一个错觉，总以为这里的宝藏概属八世纪的遗物。其实不然，千百年来流失的、出借的、和后世入藏的、新增的，所在都有。只是就天平时代这一部门来说，凡天皇宝爱者乃一流器物，自不待言。清楚明确的年代，良好的保存状态，文化宝品之精，学术价值之高，像正仓院俨然美术宝库之地位的，全世界尚没有第二个例子。
正仓院的传世宝物，主要为工艺品类属，用途广及一切生活所需，材料多到物资世界大全。其实，正仓院最值得瞩目的两点特色：一是代表唐朝工艺的精华，二是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宝库。
有关第一点可举的例子很多。在中国难得有一件完好的唐代器物，偏偏在这里随手可及。第二点就比较稀奇了，单单拿乐器和玻璃器皿来考证，不但说明唐代胡人音乐风靡中国，也流传到日本。正仓院藏有箜篌一只，琵琶多面。其中五弦琵琶却是全球仅存的遗品。所有乐器制作之精，亦唯盛唐仅见。至于玻璃器皿，确是小亚细亚民族的特产，他们沿着丝路，做起双向贸易，卖给中国人，又辗转流入正仓院。剔透晶莹的质感，波斯情调的造型，近年来，在日本古坟，在韩国庆州，在西安郊外，或在伊朗高原的考古遗址中，常有出土。然而正仓院同类藏品的完整性，确实提供器物比较学上的莫大方便。
螺钿紫檀五线琵琶
八世纪，正仓院
目前正仓院建筑本体，已指定为国宝。另外造两栋新馆，分纳正仓院所有宝物。现在每年一度的"正仓院展"，已成为奈良国立博物馆的年度盛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