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昆仑
社会科学战线 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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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表述中，生产力被看作是决定生产关系的唯一因素。这一观点，几十年来一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大家都把它奉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然而，中外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却难以运用这一原理作出圆满的解释。
其一，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机械化装备程度极高，其资本有机构成甚至高于一般工业部门。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农业生产理当采取大规模的社会化经营方式，可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依然以小规模的个体农场或家庭农场为主导形式（以美国为例，1982年个体或家庭农场占全国农场总数的86.9%，合伙农场占10%，大规模的公司农场仅占2.7%①）。这种小规模的个体农场或家庭农场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农业相比，能说是在产权关系上的质的飞跃吗？
其二，自从人类社会出现现代邮政业以来，其经营的主要工序—一分拣的投递邮件，都以人工操作为主。这些环节的生产力水平，显然处于“手工劳动”的阶段。无论中外，无论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国家，邮政业一出现，便以国有垄断形式出现。这种高度“国有化”的生产关系形成，怎么又十分适应低下的手工操作式的生产力水平呢？
其三，经典著作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时，曾这样分析：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即要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可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企业，在经过了几十年的运营之下，都出现了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的共性问题呢？（在我国，全民企业1/3明亏、1/3潜亏、1/3盈利的事实已为世人共知，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效益好的国营企业也是为数不多，如匈牙利效益不好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2/3，波兰的情况也与之相类似②）。为什么在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掀起了“重新私有化”浪潮，而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又要对传统国营企业进行产权变革，推行“国有民营”，以及进行“股份制”改造和拍卖、租赁呢？为什么社会化的产权占有关系并没有显示出理想中的适应社会化生产力的“效力”呢？（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我国全民企业之所以经济效益欠佳，是因为经营机制尚未完全转换，一旦这些企业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经营机制，就可以焕发生机和活力了。我们不妨反问一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市场机制要求运行的，它们为什么依然竞争乏力、效率低下呢？）
看来，生产关系的性质、特征等不宜用单一的生产力决定论来解释。决定生产关系的肯定还存在其它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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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决定生产关系的其它重要因素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探究一下，什么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
我认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或决定性因素。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生产力进步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的，而生产力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目的和手段是两个层次不同、内容不同的范畴。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内容。人类的劳动不同于一切动物的“劳动”，人类的劳动是事先有目的、有计划的劳动。这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只能是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有使用价值的各类产品。如果生产力所提供的是无效的产品，那么，这种“生产力”就是无意义的生产力，也就称不上“生产力”了。因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内容，决定社会的产品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
其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还决定特定时期的特定的生产力规模。众所周知，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需要消耗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在特定时期，这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量上既不能过少又不能过多。过少，不足以维持人们的生存；过多，又会造成社会消费。因而，生产力发展的规模最终要受到人们各种消费的现实需要量的制约。在人类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这种“制约”的方式与途径是不同的。在自然经济社会里，这种“制约”直接取决于各个封闭的、彼此不相往来的经济实体的消费需要量。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为低下，各种消费资料经常处于短缺状态，因而这种“制约”事实上是等于‘零’的：原始部落的原始人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所需消费资料的生产量。在奴隶社会，这种“制约”主要取决于奴隶主的各种消费需求（由于奴隶是奴隶主活的财产，奴隶的消费也应隶属于奴隶主的消费）。在封建社会，这种“制约”则主要取决于封建主和独立农户的消费需要量。而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这种“制约”则表现为一种“社会”的制约力。这是因为，商品生产者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不是为了个人消费而提供给社会消费的。这样，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有着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内在冲动。只要社会需要，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扩大生产量。只有当社会需要量饱和了，并以“产品无销路”的信号反馈给他们，他们才会减少或者中止这种生产。可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量的规模，是以不自觉的社会制约力量来实现的。而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生产力的规模则从一开始就要受到事先的、有计划的、自责的社会控制和制约。
其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还决定社会生产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先进的无限发展历程。人类发展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由此决定了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但生产力的发展又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前者的要求的，它又反过来推动人类生存与发展要求的不断嬗变、不断提高。这种反作用概括地说来，就是，当社会生产力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倒退（如出现了不可抗拒的特大自然灾害或者爆发了经济危机）时，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消费欲求的满足程度就只能处于停滞水平或者处于倒退状态。而当社会生产力产生了新的进步，推出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消费资料时，人们的消费欲求又会迈向新的台阶，跨入新的领域。具体说来，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的物质产品经常处于短缺的状态之下，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欲望更多地是追求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一即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而当社会生产力一步步发展起来了，人们的发展欲求、享受欲求就会一步步“膨胀”起来。借用一下西方社会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们的需要是按以下层次递进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成就实现的需要③。即，当人们的物质欲求获得满足之后，精神需求便会相对扩大起来。
其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制约着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欲求的精神境界层次—一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还是更多地考虑满足他人、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发展需要？即决定人的精神境界究竟是为“私”的还是为了“公”的。
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消费品才能维持原始群落的生存与发展。换言之，原始人只有为“公”，才能为“私”，为“私”，首先必须为“公”。由此，原始人把“公利”看得高于一切，原始人是不具有私有观念或自私观念的。不过，原始人的“公有”观念或“无私”观念只是相对的和十分狭隘的。因为，在不同原始部落争夺猎物、抢占领地、进行战争时，他们又充分表现了出了一种放大了的“私念”，即为了本部落的利益而不惜侵害其它部落的利益。
在社会生产力一步步发展起来，有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但社会产品又不是极大丰富，不能充分满足社会成员一切合理需要的社会形态里，人们追求生存与发展的欲望就不能不转化为以满足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主导目标了。这个历史阶段，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四大社会形态。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封建社会的封建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都是极端的自私自利者，而存在于上述社会形态的自由民、独立农户以及小商品生产者等等又何尝不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存与发展而从事经济活动的呢？至于奴隶们、佃农们和雇佣工人们，由于时时处于“生存危机”的包围之中，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也不能不把谋求个人或家庭的生存与发展放在首位，他们的精神境界，也是以“私”为主导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不能充分满足社会成员的合理需要，由于劳动依然是谋生手段而不是乐生手段，因此，即使是在公有制经济中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者，其思想主导也不能不是为“私”的或为家庭的。
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充分涌流，人们的消费欲求虽然各各不同，但在各自需求的满足程度上彼此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彻底摒弃私念，成为一心为公的的社会新人（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之所以没有私念，并不是说他们就丝毫不考虑个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消费和精神生活消费了，而是说在个人的各种消费欲求都能得到合理的、程度无差别的充分满足的前提下，人们也就不再把个人私利的满足当作目标，而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目标，追求创造性的劳动，追求为公众、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了。这种情况正像一个完成了小学学业的人，从此就不再把学习小学课程当作自己的学习目标，而转向进行更高层次的知识学习一样）。
另外，人们究竟是为“私”的还是为“公”的，还与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决定之下的人们的劳动形态有关。在生产力低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从事的主要是简单体力劳动。这种劳动极易使人感到疲累，因而容易滋生“不劳而获”的自私自利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虽然生产力的水平标志是机器大工业生产，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从事的劳动依然是一种枯燥的、重复性劳动。这种劳动，比纯粹的体力劳动要轻松一些，但也容易使人产生厌倦情绪，滋生“不劳而获”的自私心理。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上绝大多数的重复性机械劳动将由自动化机器来完成，人们从事的劳动将以创造性劳动为主。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才是真正有乐趣的劳动才能是真正自觉的不需要他人督促的劳动；也只有在这种劳动形态之下，人们才能摒弃“不劳而获”的自私心理，转而成为无私为公、忘我劳动的社会新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在影响、制约、改变人们生存与发展要求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但这种作用，只能是一种反作用。不能认为生产力就是人们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手段”毕竟是“手段”。“手段”虽然可以改变目的，最终还要以“目的”为转移的。
另外，我们也不能因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要求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就将前者划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决定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这正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是一个范畴，生产关系又是一种范畴，而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一样。如果真要将其视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那么，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就是四个：1.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2.劳动者，3.劳动资料，4.劳动对象④。这样的划分显得多么别扭，是明显不符合逻辑的。如果我们将1、2合并，认为“1”事实上已经包含在“2”中了，进而认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依然是原有的三个，这样的解释也是不严密的。因为，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要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在人类社会里，除了劳动者之外，还有为数更多的非劳动者（如未成年人、离退休人员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这些非劳动者的消费需求，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我们怎能将其排除在外呢？再者，生产力特指“物质生产力”，即指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表明某一社会的人们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因而，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者也不是涵盖全社会所有类型的劳动者的，它指的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并使用生产资料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这样，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就不应算作生产力的要素。由此看来，将“1”、“2”合并，并以“2”取而代之，就显得更为以偏概全了。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它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是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的。事实上，只有科学的、具体的、可行的工艺设计思想与劳动者的具体物质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形成有使用价值产出的现实生产力。所以，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划入生产力，将其作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的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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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致因，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这样，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不能不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生产关系。同时，由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生产力本身又是有区别的。因而，我们也不能只在浅层次上探求生产关系应该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还应更深入地探求一下，生产关系应该如何适应人类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看，我觉得，更纯粹、更严谨的决定关系应该是决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组织方式。例如，在原始社会极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制约下，生产关系中的劳动组织形式就只能是原始部落内按性别分工的集体劳作方式；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奴隶主庄园和封建主庄园内的有简单协作和复杂协作的奴隶和佃农的集体劳动方式以及家庭式的个体劳动方式；机器大工业确立以后，出现了社会范围的、大规模的、分工极为细腻的集体劳动组合方式。至于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式以及消费品分配方式，我认为，则是由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共同决定的。
先就原始社会来看，原始社会之所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和消费品平均分配模式，显然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不平均分配消费品，就难以维持原始人的生存。而“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不平均分配消费品，就难以维持原始人的生存”，其涵义不正是在表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决定着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上占有方式和消费品分配方式这些生产关系吗？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较之以前有了一步步的发展，但较之未来社会，又处于相对不发达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只能是以谋求个人私欲的满足为主导。这种普遍存在的自私心态，必在要求生产资料以私有制为主（因为，谁占有生产资料，谁才可能现实地满足自己的私欲；谁占有生产资料越多，谁的私欲满足程度就越高）。进而，也就必然出现以占有生产资料为手段，剥削“无产者”劳动的各种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社会制度发生了质的嬗变，但社会生产力水平依然未达到产品充分涌流的程度，人们的各种欲求并不能得到无程度差别的充分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观念就依然难以跳出“私”的窠臼。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必须是高度明晰的，甚至是明确到人的，而不能采取混沌的产权关系形式。
事实上，通过对我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经济运行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急剧实现由“私”变“公”与劳动者的思想观念（难以同步实现由“私”变“公”）的错位矛盾。这个矛盾，正是国营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不佳的深层次原因。在社会主义阶段，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广大劳动者参加劳动，其目的依然主要是谋生的需要，也就是，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物质利益的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境界，必然使他们的具体劳动目的和公有制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发生冲突，就必然大量地、每日每时地出现工作中挑肥拣瘦、消极怠工以及损公肥私等等现象。
再进一步，我们还看到，由于广大劳动者的思想观念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由“私”变“公”，这样，作为劳动者集体劳动载体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其经济行为也必然不是纯而又纯地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在传统体制下，企业，往往把完成国家计划看成是谋求本单位利益的手段，有时，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就不惜赤裸裸地侵害国家利益。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盲目布点、重复生产，以及虚报瞒产、掩亏极盈、搞小金库、工资侵蚀利润、福利侵蚀积累等等现象不都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吗？
总而言之，“公”与“私”的错位，“公”与“私”的撞击，是目前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效益普遍低下的根本致因，同时，也是其它国家国有化企业经营状况普遍不佳的致因。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仅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上作文章，更应该在产权变革上作些文章。最近，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产权明晰化。由此，我们对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实行“国有民营”，以及对小型全民企业进行拍卖、租赁等等就一定是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们才能真正实行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制。因为，在那个未来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充分涌流，人们摒弃了自私心态，于是，就没有必要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而自然而然地转为“公有制”了（如前所述，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是个人谋求私利的条件和手段。一旦当个人的合理欲求都能从社会上得到程度无差别的满足，人们自然也就放弃对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欲了）。同时，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必然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为，这一分配原则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适合共产主义社会成员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
生产关系既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又要适应人们追求生存与发展境界和层次的要求。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过去，我们只讲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结果出现了许多理论上讲得通，但实践中却收效不佳的“矛盾”现象，出现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居然不相适应的难以解释的现象。在以上所阐述的新的观点之下，这些现象都可以得到圆满解答了。因此，我们应该跳出“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的唯一决定因素”的传统理论窠臼，并用“二重决定论”取而代之。
注释：
①1986年《美国统计摘要》第638页。
②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1993年第4期第95页。
③参见《企业市场营销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167页。
④劳动对象是否应该算作生产力的要素，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生产力的要素应该包括劳动对象。
作者介绍：张昆仑 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