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
“古往今来，不论长幼，谁都无法否认它的重要性。对于古埃及的官员来说，它是‘水上之舟’；对于四千年之后心怀志向的尼日利亚小学生来说，它是‘投射到幽暗深井里的一缕光’；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永远是文明之声……此乃阅读。”
这是新西兰国际知名学者史蒂文·罗杰·费希尔在《阅读的历史》之前言里的“开场白”，说得在理，以之为文之“凤冠”。
万事万物皆有因果，即便所谓“风马牛”。
想到阅读这个话题，缘自一份深深的语文学科之忧虑。2010年高考就在眼前，历年语文试卷三大板块之一的阅读试题往往会滋生一份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
福建省2009年的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题“取材”于新华社周劼人的《寂静钱钟书》，孰料作者竟然在其博客上贴出《我的文章成了高考题，而我却不会做》一文，中有如是语：“选择题，5选2，我只答对了一个。而另外一个被我认为说出了我这个作者内心最真实意图的选项，竟然是“错”的。两个问答题，出题老师比我更好地理解了我写的文章的意思，把我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到的内涵都表达出来了，将我的文章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好’了。我的文章在出题老师这种高超的二次加工艺术中，就变成能‘代表先进文化’的了。很好很强大。做完题目，我对了对答案，除了第一个选择题，我拿了1分外，其余全错。”
周劼人，1986年5月生于杭州市萧山区，曾就读于萧山中学，2005年以浙江省高考文科第四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读，2007年进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双学位，《寂静钱钟书》是她在《中国青年报》实习期间发表的作品。
假如周劼人2009年参加高考，刚好考自己的文章《寂静钱钟书》，不要说清华大学，就是杭州本地的二本高校能进吗？
幸好没有假如！
假如有假如，那么……
有人说，就此而言，周劼人行文中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如果说韩寒不会做自己文章出的高考题，那是因为他没上过大学，文化不够的话，那我只能说我要回清华一头撞死，愧对母校对我四年的培养了。”
然而，细加思忖，这种有道理的“愤怒”，实在没道理。
事实上，文章一经发表，即成为社会的财富，优秀文章的形象理当大于思想，读者可以挖掘出与作者甚或作家各各不同的理解。
“世间最神奇的事莫过于阅读”，“神奇”在哪里？愚以为在于人人都有自由状态下“自由阅读的权利”。
就像“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阅读的最高境界是站在他人的肩上见仁见智并自圆其说。
阅读是一种输入，写作是一种输出；一个人只有在阅读中睿智地发现别人甚至包括作者也没有发现的“留白”角度，才有可能在写作中高屋建瓴成就美丽的思想。
然而，再细加思忖，这种没道理的“愤怒”，实在有道理。
福建省2009年的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题命题者有“自由阅读的权利”，为何设置标准答案，不给莘莘学子以这份阅读的“自由”与“权利”呢？
笔者出于工作关系，经常碰到此类“尴尬”事。
杭州一个有幸进入某著名省一级重点高中的同学，他曾给我担任执行主编的《语文新圃》杂志发来深表阅读痛苦的电子邮件，对本文的观点颇有旁证价值。
编辑老师：
今天我们期中考试，一篇语文阅读是王彬彬的《学术娱乐化不等于学术通俗化》，我在网上搜索，发现是《南方周末》上的文章，有一道题是这样的：
下列对“在这个意义上，学术通俗化，不是为大众搔痒，而是对大众捧喝”一句相关内容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A、“在这个意义上”是指根据大众的接受水平，牺牲掉学术上最专业最难懂的部分。
B、“为大众搔痒”是指关心民生疾苦，用学术来娱乐大众，强化大众对学术的好感。
C、“对大众捧喝”是指揭示大众面前陈旧落后的观念与庸俗低级的趣味，并促其改变提高。
D、这句话的意思是学术通俗化，也需在大众面前保持崇高而神圣的地位，不能迁就大众。
我觉得ACD都对的，不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反正网上查不到这道题，应该是某老师在帮作者揣摩意图吧！
杭州XX中学学生：XXX
对于这个其实本不是难题，而是由那些为今天的语文评价标准所“器重”的语文教师一手“炮制”的难题，我们只能用学者、散文家周国平的话来回答他：“据我所知，我的文章常被用作这样的范文，让学生们受够了折磨。有一回，一个中学生拿了这样一份卷子来考我，是我写的《面对苦难》。对于所列的许多测试题，我真不知该如何解答，只好蒙，她对照标准答案批改，结果几乎不及格。由此可见，这种有所谓标准答案的测试方式是多么荒谬。”
在目前的应试教育大背景下，该同学的阅读痛苦只有上帝知道，愿上帝保佑他！
当然，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语文界的有识之士。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语文阅读试题日臻精细化。这种精细化试题源于舶来品标准化考试（诸如托福这一“检定非英语为母语者的英语能力考试”），比较适合表音文字，之于中文这样的表意文字似乎有点“水土不服”。表意文字的言表之意、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十分丰富，一维抑或“一言堂”而略显呆板的“标准答案”绝对无法涵盖多种多样符合题意的个性化阐释。
遗憾的是，时下精细化试题不但形成规模，而且渐成气候，在“桎梏”了语文阅读题及其答案的模式之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精细化考试的命题专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这种精细化的题目及其答案还将“统治”着语文考试。
《教育文汇》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考试经济使阅读变成了人生的苦役，天马行空的阅读变成了标准答案下的镣铐，自由自在的探索与质疑，变成了戴着枷锁的舞蹈；心灵的愉悦、自由、快乐和满足，超功利的旷达和享受，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被灌输之下的劳役。”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而此正是眼下语文阅读教学及其考试的真实“写照”。
教育的“本真”在于使受教育者“生”出自由与思想的“翅膀”。没有自由之阅读，就没有科学之教育。
一个教育缺乏科学性的国度的显著特征就是：“孩子们手中放不下来的书籍，多半是课本，是习题集、作文选，或是被视为减压玩具的动漫书、校园故事、恐怖小说……” “长大成人以后，终于有可能摆脱功利阅读的他们，要么干脆远离书籍，要么青睐快餐读物……”
一个教育缺乏科学性的国度，必然是一个“亲‘模拟’，远‘创新’”的国度；在与国际接轨的目下，必然是一个给发达国家做“仓库”抑或为其许者“打工”的国度。
“自由阅读”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既是“天赋”之权利：每个人的好奇与怀疑的“品质”与生俱来；也是“法赋”之权利：文明替代愚昧之必定规则使然。
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评价机制剥夺了学生“自由阅读的权利”，实质上是一种教育过失行为。其小而言之有误于人，大而言之有害于国，使语文教育良知者痛心疾首。
行文即将“杀青”之际，重温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自由的权利》，感慨万千：“自由是提出质问的权利，是改变既定工作方式的权利。它是一个市场持续不断的革命。它是一种认识，使我们能看清缺点，寻求解决的途径。它是提出一种见解的权利，这见解被专家奚落，却在人民中大受欢迎。它是追求你的理想的权利，保持自己良心的权利，即便你一个人处在怀疑者们的重重包中……”
以小见大，看来语文阅读的痼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