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对中国及所有中国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中国将在这一年的6月30日实现“香港主权回归”，这是中国雪百年耻辱的关键节点，大喜日子。笔者当时人在日本，对于国内如何报道、香港如何宣传一概不知，但日本的宣传热度令我感到吃惊。日本各大电视台、报纸都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而且都是专题报道。连标榜“零度观点”、“零度表情”的日本官办媒体NHK都频频发声。
记得有家电是台的专题报道是个系列节目，从回顾香港如何被割让谈起。先介绍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接着中国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攻占了香港，香港及中国内地的各国租界都被日军占领，日本将上海的外国租界等“归还”给了汪精卫（真实的历史是“移交管辖权”，许多财产被日本没收，属于日本），还没等将香港归还给汪精卫，太平洋战争结束了。对于这样的宣传报道，我个人的理解是，节目想表达如今中国要干的“香港回归”，其实就是日本五十多年前干的那件事。
人在外国，感觉外国人“戴着有色眼镜”报道中国的事，你不满也没辙，你无法影响或改变他们的观点。此外，另一个远超出“零度观点”、“零度表情”的有关香港的报道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播放“成功的香港人”。或因为李嘉诚这样的香港首富们不想出镜，要么是制作节目之初制作方就根本没将他那一类人考虑进去，我看到的几个被采访、被报道的对象，都是五十、六十年代从大陆逃港，后来在香港发达的“成功人士”。镜头只要一对着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功”，采访通常在他们的豪宅里、花园里进行，他们出门乘豪车，子女、家属也多移民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成功人士”在介绍自己的成功过程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说自己当年如何“逃离”大陆，最初进入香港时如何狼狈。说自己曾在香港睡过公园、桥洞下，一天打好几份工，没日没夜地拼命干，香港的“环境”将自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一个“富翁”。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个，一个是卖中药材的，还有一个是搞装修的，另外一个是搞旅游的。他们到达香港之初是两手空空的“穷光蛋”，曾经是“雇工”，当下成为了“雇主”，搞旅游的还有“游艇”，他们对自己的“华丽转变”很满足。采访者这时总会提问：你对未来的最大担忧是什么？问有所指，答案也当然是在预料之中。这些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最大的担忧是‘九七回归’之后，自己或许面临下一次“逃离”，已办好移民，处于想走随时可以走的状态。”
被采访者们担心“好日子”到头了，他们如同坐在活火山上，火山将在6月30日之后爆发。
日本当年攻占香港后，那时才是居住在香港的人民的一次大的、悲惨的逃离，香港再怎么被渲染“危险”，也不可能超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的时期。日本的报道，一方面宣传日本曾打败过英国，将香港掌握在黄种人手中，另一方面，中国也是黄种人，而且是香港正宗的主人，“九七回归”属于“物归原主”，日本若要报道，应该为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人高兴才是，可这样的报道算啥？邓小平曾说过“回归后舞照跳、马照赌”，可日本却报道“有钱人要跑”。
当时笔者每年寒暑假基本上都回国，而且多次都是经由香港往返，想将自己看到的另外一面告诉自己认识的日本记者，那次多少有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意思。
在约定时间及地点，日本记者出现了。我对日本记者说，每年寒暑假回国基本上都要经香港，从罗湖桥走过去，我看到的香港的另一面，跟你们电视台上“轰炸一般”的香港报道不一样。对方回答：“真的？具体说说。”“你们电视台总报道那些先偷渡后“发达”的人。偷渡等于发达，可你们日本入管局又要严打中国人‘偷渡’日本。再有，的确有人去了香港之后发了财，但那只是极小一部分人，还有许多人日子过得可紧了。比如说，香港有‘笼屋’你听说过吗？许多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属于他的就是一张床，一张用铁笼子围住的床，铁笼上有一个门，可以上锁，回家就是将锁打开，钻进自己的床上，离家就是起床从笼子里出来，然后将属于自己的床锁上。这样的人通常只有睡觉时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就是属于自己的床、属于自己的笼子里去。”我说。“还有，在深圳的罗湖口岸对面，有好几个大型菜场（如今深圳邮电局一带），有香港人每天拖着小车往返数次，他们从深圳采购肉类、蔬菜、干货，运过关之后再转卖给香港居民，这些人就是穷人，他们靠两岸之间的差价谋生。”“你们电视台为什么不报道这些？如果香港人真人人有钱，那么这部分人就不会这么辛苦，从一把或十把青菜中赚取利差。”
听到我连珠炮般地说香港还有许多穷人，日本记者朋友笑了，他不无得意地回答：“你说的这些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日本往那边派驻了许多优秀的记者，他们的采访能力非常强，对大陆、香港的状况也都非常了解，其实你说的内容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并且已经制作好了节目，只是现在没有播放罢了。”
“没播放？真制作好了这样的节目吗？制作好了为啥不播放？”
“我们制作的节目，针对穷人、富人的都有，只是投放的时间不一样。”
“既然又有穷人的，也有富人的，那你们应该插着播啊，播放一集富人的，再来一集穷人的。现在只说富人，穷人的哪里有？什么时候播放？”
“香港回收（回归）前与回收后报道的节目肯定不一样。回归后富人都跑了，那个时候就剩穷人了，那个时候再集中报道穷人。”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一定会跑？那不是假设吗？”
原来是这样。制作的“公正”不代表播放公正。制作很“公正”，说香港既有富人也有穷人，香港啥都有。但在播放上打了一个时间差，这让“公平”失衡，让“公正”变质、变味。香港回归前他们播香港人发财；回归后他们播香港人住笼屋，这明明就是假“公正”之名进行“歪曲”。
笔者对外国媒体之“公正”、“公平”、“公开”，曾经是个坚定不移的信赖者、迷恋者，信得几乎到了坚信不疑、信仰的程度。在研习宗教时有“醍醐灌顶”一说，而日本记者这次对我的“教导”，就是那种感觉，他将我脑子里对外国媒体的盲信全都打飞了。
外国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只有我们也“戴上有色眼镜”回看，才能看到本色。自2010年10月开博以来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希望我们过上好日子。对于外国人的所有的说法、宣传，中国人应从以上角度多加思考后再下结论。外国人的同一张嘴，对我们中国的同一件事，可以用完全相反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的人口问题。以前说中国人口太多，地球无法承受。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搞计划生育。可“关心我们的外国人又来了”，他们批评我们违反人权，中国重男轻女，溺婴，抓孕妇去堕胎。等等。还有，我们穷的时候他们笑话我们，我们刚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他们“又来了”，夸大我们的“贫富差距”，挑拨离间。有些中国人在无知中干了外国人想干但他们不敢干或无法干的事情。在网络上造谣，造成我们思想混乱，挑起我们相互敌视就属这类。
“我们干啥都错，真是这样吗？”双重标准，“国家利益”使然也。
借用严复的话作为结尾：“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期。”这句话无论对理解节目投放档期，还是对中国应如何学习西方制度等，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