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现存问题与对策分析
摘 要：开展舆论监督是每个新闻媒体的使命和责任，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现实生活的深刻变化，大众对媒体舆论监督越来越关注，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弘扬正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之处，从而出现了监督乏力、监督不畅和监督不能的情况。面对如此现状，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健康、法制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基本原则；
一、媒体舆论监督的含义与方向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礼仪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1]。
舆论监督的产生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在我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评议的重要途径，做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也是新闻工作的重要职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胡锦涛总书记2009年在世界媒体峰会致辞中曾强调：“要鼓励和支持媒体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两位国家领导人对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鼓励与期许，为我们未来更好地开展新闻监督指明了方向。
二、媒体舆论监督优势与现状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新闻舆论监督也取得了不菲业绩。从最初的小心谨慎到今天的锋芒毕露；从最初的屈指可数到今日的遍地开花，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监督特点看，舆论监督具有几大优势。一是具有很高的受众关注度和影响力；二是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能力；三是具有多样表现形式；四是涉及面广，关系到受众的点滴生活。从监督现状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舆论监督工作配合党内监督、组织监督、制度监督和民主监督，在形成监督合力和实效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弘扬正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对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在运行中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的地方，从而发生了监督乏力、监督不畅和监督不能的情况，甚至存在着损害公民、单位的合法权益甚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有些新闻媒体为制造噱头，引起广大受众关注，竟然违反“真实”这一媒体舆论监督的生命，通过不实报道极大损害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形象及存在价值。
例如2007年3月，广东某媒体报道称，广东香蕉发现巴拿马病，由于难以治疗，被称为“蕉癌”。报道随后被有意无意误读延伸为“吃香蕉会致癌”，香蕉运销商也借此打压香蕉价格，导致海南香蕉滞销，价格暴跌。一个以讹传讹的“蕉癌”事件，使得海南香蕉业几乎遭到灭顶之灾，香蕉种植户损失惨重，教训极其深刻[2]。
三、媒体舆论监督的完善路径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下，面对新形势，如何建立起一个科学、健康、法制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切实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政府、司法、社会实行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媒体宣传什么、评论什么、批评什么、监督什么都要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方针来研究实
施，使之有利于党的执政和国家稳定，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和谐。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党性原则、有利稳定原则、服务大局原则、事实准确原则、客观公正原则、注重效果原则、遵守纪律原则和依法监督原则。遵循这些原则，舆论监督就可以少走弯路[3]。
同时要做到“三个不能对立”。在舆论监督活动中，要把握导向和立场，不能把反映人民意愿与促进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相对立；不能把揭露工作中的问题与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相对立；不能把抨击社会的歪风邪气与维护社会稳定相对立。
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遭遇雨雪冰冻灾害时，尽管灾区群众遇到停电、断水及交通堵塞等重重困难，但各媒体报道的大量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鲜活稿件，既客观报道了灾区困难，又重点报道了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齐心协力、共同奋战、舍己为国、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鼓舞了国人，振奋了民心，树立了政府的威信，体现了百姓的情怀，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不仅如此，还要注意把握大局。舆论监督在大局面前尤其要把握好监督的“度”。要坚持按照法律办事，按照原则开展，否则就可能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经常性的、基本任务。”可以说，促进安定团结是舆论监督的一项重要责任，因此在事关国家和社会利益方面开展舆论监督要更加慎重。
四、正确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对策
作为媒体来说，一些盲目追求“噱头”的失实报道绝不能成为其营销手段，否则到头来，损害最大的还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怎样才能正确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首先要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强化媒体社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媒介可以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它要求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的时候，遵从客观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自由性原则。如果在工作中缺乏科学责任和质疑精神，就会让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例如2005年7月，一篇标题为《啤酒业早该禁用甲醛》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开头引用了一名被称为“啤酒研究工作者”的来信，信中指出，目前很多啤酒厂为了控制成本，用可疑致癌物甲醛充当稳定剂，并称这是我国啤酒业的“行规”。这篇报道还引用了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杜绿君的观点：“就产量比例来看，95%的国产啤酒都加了甲醛”[4]。虽然事后杜绿君马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篇针对她的采访报道是以讹传讹，但由于文章在短时间内已经被迅速广泛转载，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韩日等邻国的关注。
最后经多方调查，中国啤酒基本上已实现无甲醛酿造的主流，所以国产啤酒95%甲醛超标是没有根据的。可见，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媒体只有秉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才能杜绝以公共利益之名炒作、追求轰动效应、谋求商业利益的可能。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本是媒体塑造形象，提升公信力的好机会，但媒体只有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科学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报道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其次，要加强记者职业道德修养，杜绝恶意新闻炒作。新闻记者在工作中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采访过程中应尽可能查证所有消息源内容，不任意曲解客观事实。如果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恶意炒作之实，则是职业道德缺失的表现。恶意炒作对新闻的影响除了制造虚假新闻、愚弄受众以外，更恶劣之处还在于削弱了新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恶意炒作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反感，是因为这种操作手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
则，也使新闻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和存在根据，更遑论新闻功能和作用的实现。因此，媒体应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实事求是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再次要培养记者的科学素养，倡导新闻报道的科学精神。新闻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涉及科技、卫生、教育等众多领域的报道工作，要想向公众传达更多、更全面、更科学的信息，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如果在进行专业领域报道时，记者既不去做资料搜集等案头工作，又不去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牢记使命，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多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增强报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确保报道出的内容客观真实。
此外，要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使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舆论行为权，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舆论监督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社会公众可以在重大决策制定前后或实施过程当中，对决策进行广泛的评议和论证，为政府部门提供可靠的民意和社情参照，从而，为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贡献力量。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搭建好大众知情权的信息平台。应充分发挥信息渠道丰富、动作反映灵敏的优势，对社会环境信息实行及时采集，随时发现和掌握各个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客观、真实、可靠地提供给广大群众，为他们参政议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保证。无论何时，舆论监督只有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刘九州.新闻理论基础[J].新闻知识,2006(3).
[2] 新华网新华时评.“蕉癌”事件的教训值得深深汲取.
[3] 朱颖.新闻舆论监督与公共权力运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4] 每周质检报告[R].http://news.xinhuanet,com\vidio\,2005-07-17
浅论假新闻的成因、危害及对策
摘 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近年来,媒体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假新闻，严重地影响着媒体的公信力。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传媒竞争的激烈、记者自身职业素养不到位、撰稿人为谋取私利而胡编乱造、编者的疏忽大意是主要原因。本文除了简单论述假新闻产生的背景、成因和危害，还简述编辑人员甄别和防范假新闻的方法。
关键词：假新闻；成因；危害；对策；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受众经常听到各式各样的假新闻，也对年末各大媒体评价出来的假新闻耳熟能详。从纸质媒体到电视媒体再到网络媒体，假新闻在我们身边已经无孔不入。那何谓假新闻？笔者在研读大量以假新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的基础上，得到这样一个定义：新闻媒体报道的、无可靠消息来源的、蓄意或无心之失造成的基本失实或完全失实的新闻。
一、假新闻产生的背景
当前新闻业竞争空前激烈，要在这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媒体普遍追求最新的新闻、独家新闻。在记者编辑利用自己的新闻敏感筛选新闻线索和采写新闻的时候，要确保时效性并使自己的判断百分之百正确并非易事，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制造出千夫所指的假新闻。
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在给我们带来信息传播便捷的同时，其强大的自由性和原创性使得信息发布和传输没有严格的检查和核实系统，微博、贴吧、论坛、博客等操作方式也越来越简便和多样化，简便和多样化的特点使得网络在最大限度让受众享有信息传播
的便捷的同时，也深受虚假新闻泛滥之害。
在信息发布方面，网络具有匿名性；在数量上，它又具有海量性。这两重特点往往导致信息来源难以查证。同时，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追求轰动效应，假新闻利用大量耸人听闻的内容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广泛传播。根据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多数派好比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少数派往这个磁场靠近，结果只能导致多数派（谬误）越强，少数派（真理）越弱。
当假新闻真正受到大众的普遍质疑而不是只停留在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和相关人士的，假新闻的传播和覆盖面早已经扩大，恶劣影响已经覆水难收。
二、假新闻产生的原因
首先，新闻事件的突发性和不稳定性是另类的假新闻产生的客观原因：
新闻事件的突发性和不稳定性是另类的假新闻产生的客观原因。新闻要求时效性, 但是新闻事件的突发性和不稳定性又给记者编辑及早把握新闻事实制造了相当的难度，有时合理的推测也可能和事实相悖。
笔者仍然记得，2004年8月29日在奥运会女排决赛时，前两局中国队以0比2落后于俄罗斯队。当时新浪网在比赛尚未结束就发布“女排姑娘奋战不敌俄罗斯，20年奥运冠军梦惜未能圆”的消息，然而事实却是：中国女排绝地反击搬的连扳三局，最终拿下了阔别多年的奥运金牌！新浪网在之前就已预先做好正负两个不同的模版，但在对页面进行更新时,误将模版预备代码发布，诚然是因抢新闻所致。
其次，媒体从业人员的急功近利和主观素质因素是出现另类的假新闻的直接原因。 五年前，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一期节目，题为“纸做的包子”，播出了该台记者暗访朝阳区太阳宫乡十字口村一无照加工点使用废旧纸箱为馅制作小笼包出售的新闻。节目播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还惊动了北京市委和公安系统。15日，北京市公安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7天后，案情大白：原来是记者一手炮制的假新闻。
近几年来，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出现了类似于近代美国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层出不穷。有些媒体是为了实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少数媒体则完全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捕风捉影，片面夸大问题的实质和严重程度，但是无一例外的，它们都给报道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让刚刚到北京电视台工作的訾北佳看到了名利双收的“曙光”，于是一手策划报道了整个彻头彻尾的假新闻。
最后，他律的不到位是假新闻出现的重要的客观原因：
东窗事发之后，制作这则假新闻的记者訾北佳很快被刑事拘捕，而北京电视台在最短时间内发出正式声明：訾北佳只是该台的一“临时工作人员”。并号召全台员工引以为鉴。尽管北京电视台极力撇清和该临时工的关系，但是这一说法很难自圆其说。首先，根据笔者了解，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有相关硬性规定：临时工作人员（包括实习主持人、实习记者、通讯员）制作的新闻不予播出；其次，即使北京电视台真的允许新闻的播出不受员工身份级别的限制，该台也难辞其咎，因为审核新闻节目的过程中，竟然没有对内容是否属实进行质疑和调查。
我国迄今为止尚无一个明确的、专门的针对该行业的法律条文，没有法律的约束，使得国家对该行业的管理处于空窗状态，出现问题的时候用人单位通过滥用法律漏洞，置身事外，把责任完全推卸到临时工身上。这种对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的监督和惩戒机制不力或是缺失，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新闻失实的存在。可以预见，如果从新闻媒体的聘用环节到新闻从业者的离职，包括在处理用人单位和临时工的关系时，国家明确规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有法律给予刚性的规定，那么造假违法的现象将会有很大的改观。
三、假新闻产生的危害
首先，假新闻危害了新闻的生命力。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在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发达的今日，只有真实的新闻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新闻应该具备的价值。
第二，假新闻易误导舆论。新闻报道应该是客观公正的报道，应该正确引导舆论，这是新闻媒体肩负的使命。但是，假的报道却容易迷惑受众，从而把舆论引导到错误的方向。
第三，假新闻破坏媒体公信力。对普通受众来说，对外部世界变化、运动和发展状况的认识和把握，几乎全部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和公知所描绘和传递的那样。在信息技术高速发达的当今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深深地依赖于大众传媒。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具有这种依赖性。而一旦假新闻被人们戳破，人们对媒体固有的依赖性就会被破坏，媒体的公信力就要受到影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媒体的公信力在受众心中被削弱或遭到破坏之后，在当今众多可供选择的媒介中，受众必然做出新的选择。
第四，假新闻损害受众的知情权。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拥有知情权，同理，受众对于新闻媒体报道的事件有知情权，假新闻的播送不仅剥夺了受众的知情权，还可能使受众由于信息错误产生一系列行动上的损失，严重者则会危及受众生命安全。
四、编辑人员如何甄别和防范假新闻
第一，采用可靠的信息来源。在重大新闻的采用上，除了参考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外，还可以查阅《人民日报》等传统纸媒，虽然这些权威媒体的时效性不及网络，但是其制作和播出的新闻经过了一层层的审核，真实性和逻辑性都很强，具有网络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相反，网络上出现的信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编辑人员采用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小心求证、多方核实；新闻在被查实之前，切忌刊载或者播出。
第二，仔细验证信息来源。由于一些假新闻会冒名传统媒体发布，所以转载自传统媒体的新闻消息，一定追根溯源。利用百度、Google等的搜索引擎功能，搜索出信息的最初刊发媒体和刊发时间，并找出相应的版面。
最后，用常识和逻辑推敲稿件内容。新闻编辑人员大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所以具备一定的科学常识、人文常识和逻辑思维，利用已有常识和逻辑来推断消息的真实性是新闻编辑甄别真假新闻最有效、最迅捷的途径。
能够完成以上几点，基本上可以保证网络假新闻无所遁形，但这要求新闻编辑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网络技术能力，还有足够的冷静和耐心。
追根溯源，要坚决杜绝假新闻，记者是关键。要想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获胜，靠的不是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假新闻，首先拼的是采写技巧，其次是能力，最后是人格。不只是新闻，其实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新闻前辈范长江在《通讯与论文》一书中写道：“有了健全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任何人要想成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就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为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唯有如此，新闻工作人员才会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信仰，才会有强烈的自律精神。
优秀的记者通过报道客观准确的真新闻实现自身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利用自身过硬的专业素质和敏锐的洞察力，察常人所不察，写他人之所不及，获取巨大的经济效益，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完美兼顾。
正如美国传播学巨擘李普曼曾说：新闻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它只能把一个区域照亮，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有限的区域内发生了什么，但是其他的部分却处于黑暗之中。在当今中国各种法律制度都还不够完善的情况的下，新闻记者如何通过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把“有限的区域”照亮，让受众看清事实的庐山真面目，重新树立新闻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公信力，重拾“无冕之王”的桂冠，这不仅依赖于新闻工作者的自律，还需要行业法律法规的他律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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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蒋雯.论当代记者的职业要求与道德素养[J].新闻传播,2009(12).作者简介：刘昕，女，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学专业，主要从事国际新闻研究。
党报要做“正能量”传播的引导者
摘 要：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追求更趋多元化，一些人一方面对社会发展和生活改善感到振奋、满意，另一方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许多现象和问题感到困惑和纠结，如何排解这一社会情绪，本文站在党报的角度，以做“正能量”传播引导者为题，从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三贴近”，提升传播“正能量”的引导力；把握舆论监督的“度”，扩大“正能量”新闻的影响力；建设高素质新闻工作者队伍四个方面阐述了党报作为主流媒体应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发挥作用。
关键词：党报；正能量；传播；引导；职称论文
一、引 言
2012年，在媒体上最红火的词语莫过于“正能量”了。那么什么是“正能量”？科学的解释是：以真空能量为零，能量大于真空的物质为正，能量低于真空的物质为负。英国世界著名心理大师理查德·怀斯曼在他的《正能量》一书中指出，“正能量”指的是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1]。
“正能量”三个字，像“给力”、“HOLD住”等流行语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象征符号，表达着人们内心对正义的力量、对美好未来、积极人生的强烈渴望和期盼。它的广泛流行反映了人们在矛盾错综复杂、价值多元化时代内心的普遍诉求，是有着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古老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理性地看，我们告别了贫穷，国家空前的强大，值得欣喜；感性地说，社会上问题丛生，生活中不便多多，尤其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令人焦虑。与过去的单一化相比，眼下的中国显著地多样化了，很难用一个标准衡量，作出非此即彼的评价。于是，有的人心灵底片上就出现矛盾，爱恨兼有、褒贬不一。由此而来，对我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心存狐疑、首鼠两端，有时感到有信心、一片光明，有时觉得没把握、一片灰暗”[2]。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人们对“正能量”的精神需求就显得异常强烈和积极。
如何引导人们追求阳光正义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生活、工作中遇到
的困扰和难题，就显然成了媒体，尤其是党报面临的一项最为迫切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人民日报从4月24日刊发《社会渴望“正能量”》开始，连续刊发多篇关于“正能量”的稿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尤其以人民日报评论部刊发的“人民观点——寻找我们社会的‘正能量’”系列评论在社会上的影响最为强烈。
党报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主流媒体，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理论武器，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正义诉求的重要载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起着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引领社会思潮的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引领社会舆论，正确认识我们社会目前面临的困难和矛盾，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营造健康、积极、昂扬向上工作精神和生活态度，更多地激发社会“正能量”，让人们在看到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更多地看到我们社会上主流意识，在迷惘中看到希望的光芒，在灾难面前看到人性的光辉，在困苦的生活中感受到关爱的温暖。这是我们党报要当前勇于担当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宣传任务。
二、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高扬时代主旋律，在多元化的时代凝聚社会共识
党报是社会舆论的主阵地，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要位置[3]。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提倡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提供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在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党报要切实贯彻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自觉地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全面、准确、及时和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自觉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观察、分析当前面临的食品安全危机、空气污染、诚信危机、职场危机等储多社会问题，剖析其存在的根源，反思我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缺陷，探询解决的办法和途径。
在网络信息极为发达的今天，人人都是“自媒体”。党报要做“正能量”传播的引导者，就必须让新闻的基调服从服务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大局，不断改进会议和领导公务活动报道方式方法，做大做强主题宣传，增强报道的亲和力、感染力，让党的方针、政策易于被群众所接受，乐于被群众所接受。面对热难点问题、重大突发性事件，要主动跟进，第一时间发声，旗帜鲜明地表明正确的立场，引导人们了解真相，正确认识事实真相，让传言、谣言没有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要大力挖掘报道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多报道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和亮点，多反映基层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创造精神，把版面让给群众，把镜头对准群众，让社会上的积极健康因素在新闻版面上唱主角。把社会公众的关注点引导到社会发展的主潮流上来，更多地关注我们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正确认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鼓舞人，引导人的宣传目的。
三、坚持“三贴近”原则，提升主流媒体传播“正能量”的社会引导力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党对新闻工作提出的重要原则。贴近实际，就是指要站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去把握新闻宣传工作的总基调，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适应群众的接受能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贴近科学发展的主战场，就是要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贴近生活，就是指要以生活为源泉，忠实地表现和反映生活，解决生活难题，丰富生活内容。紧跟生活变化的新节奏，传递生活变化的新信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贴近群众，就是指要吸引群众广泛参与，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重视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4]。
只有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阶段，才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
只有持续不断地通过改革开放、通过科学发展才能得到彻底解决，问题和困难是暂时的。才能认清社会的主流和支流、本质与表象、清流与浊流，什么是应该提倡的，什么是应该反对的。只有明白了这一指导思想，就搞清了什么是社会“正能量”，该如何引导社会“正能量”的传播。
基层是新闻的源头活水。新闻事业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报要成为社会“正能量”传播的引导者，就必须大力提升舆论的引导力。首先，要把“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当作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好，以主题策划、版面创意及栏目设置等为载体，鼓励记者编辑走出编辑部，跳出文山会海，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感受新变化，挖掘新典型，总结新经验。其次，要做好新闻报道权威性与可读性结合、指导性与服务性结合、普遍性与针对性结合。对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要通过主题策划，发消息，从读者角度提炼重点，进行深度解读，同时提炼出分主题，找出鲜活的新闻事例，在可亲可近可读中，让读者入眼入脑入心。从读者的阅读习惯、信息需求，进行新闻要点提炼，让读者从中轻松得到所需信息；在报道形式上，要图文并茂，延展信息量，新颖活泼，方便阅读。在重大新闻上不失语、不缺位、不误导。既要放眼世界，满足读者对各方面信息的需要，又要拉近每条新闻与读者的距离，增强读者对党报的亲近感。
要通过践行“三贴近”原则，切实改变编辑记者漂浮的工作作风，摆正位子，放下身子，深入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与群众打成一片，吃农家饭，睡农家炕，在田间地地头，在工厂车间，在大街小巷，体验群众的生活，以丰富生动的群众语言，反映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精神追求，表达群众的利益和精神诉求，让党报成为人民群众真正的喉舌。
四、准确把握舆论监督的“度”，不断扩大“正能量”新闻的社会影响力
有光明的地方，必定有阴影。假话绝对不能讲，真话也绝对不能全都讲。媒体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如果过分渲染负面的新闻事件，必然会无限放大负面新闻的负作用，给广大读者造成负面的影响，也必然会造成读者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误判，容易造成以偏盖全的错误认知，从而激发迷惘、愤怒、不公的不良社会情绪。
传播社会“正能量”，并不是对我们目前存在的各类矛盾和问题视而不见，选择性忽略阴暗面。而是要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树立一个正确的舆论监督观。
开展舆论监督是党报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更是新闻记者的一种神圣职责。因为它对弘扬正气、扶正祛邪、改进工作、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促进社会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搞好舆论监督,就要明确舆论监督报道不是为了渲泄，追求轰动效应，不是为了监督而监督，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出发点,即立足于团结、稳定、鼓劲，着眼于改正工作，分析所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一些问题和社会现象的报道要把握好度，有的既做又讲，有的只做不讲，有的有区别的讲。
党报不同于其他都市报、生活类报，其公信力、权威性是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监督性报道既要把好“量”的度，还要把好“质”的度，也就是批评性稿件在版面上的数量要有一个度，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批评监督和法治类事件新闻不能太过集中，在批评性报道中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要看到个体真实，又要把握好整体真实，既要依理守法，更要注重报道的社会效果。要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正能量”新闻在版面安排上唱主角。
对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群体事件、对民族宗教问题、对事关政府形象、对有可能影响到全局整体性工作的个别问题、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报道等等都要慎重处理，绝不能因为一起报道影响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大局，或者引起局部性的社会恐慌。2012年7月份，咸阳市发生一起咸阳亚龙湾洗浴广场给一个13岁少年提供性服务事件，此事件经都市类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了一个舆论“热点”，此次事件给咸阳的对外形象造成了极大伤害，也极大伤害了受害少年的自尊心，受害少年几度自杀，认为自己无脸见人。
许多读者质问媒体，如此过分渲染，媒体到底要说明什么？此次事件，咸阳日报作为地方党报，没有跟风炒作，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事件的报道对咸阳的对外形象不利，对受害少年的成长不利。
同时，对一些色情、暴力类法治新闻报道要杜绝过分的细节描写，不过分地渲染、描写案情过程。对娱乐类新闻的报道上向媚俗、低俗、庸俗说不，不炒作明星花边新闻，反映高尚、健康、文明的文化生活和文艺作品。
五、加强学习教育，锻造高素质的新闻工作者队伍
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因素。新闻工作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新闻宣传教育引导的质量和水平。“打铁先要本身硬”，要传播引导“正能量”，首先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
当前，由于社会多元化思维的影响，新闻工作者队伍中也出现了一些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丑恶现象，个别不良记者到基层吃、拿、卡、要，不给红包不写稿，给了红包乱写稿，有的直接进行新闻敲诈，为图名利搞虚假报道等等，在基层干部群众中甚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口头禅，严重败坏了新闻工作人员的社会形象，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党报要做“正能量”传播的引导者，必须加强队伍建设，坚决打击虚假报道、新闻敲诈等不良行为。
首先，要加强党性观念教育，用好党和人民给予的话语优先权。党报是党和人民的报纸，不是记者或编辑个人的报纸，它不是谋利的工具，它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平台和载体。我们新闻单位要经常性的开展党的理论政策学习教育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科学发展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自觉抵制名、利、权、色的腐蚀和利诱，不以无冕之王自居，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在大是大非面前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守纪律，听招呼，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心存大义，公正无私，明辨是非，做一个社会良知的守护者，把传播社会“正能量”当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其次，要加强业务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当今时代，新事物、新观念、新知识层出不穷。如果平时不坚持学习，就难以掌握新本领、应对新问题。新闻记者要以开放的思维探寻学习门径，坚持在学习中掌握情况，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在学习分析中问题，把学习作为终身的任务，使学习由外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使学习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精神需求、一种生活方式，使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论素养、专业能力、知识结构与职业要求相称，与时代发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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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外名记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摘要】“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别具一格的一种新闻报道现象，本文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和《北行漫记》为蓝本，探讨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中外名记在采写“中国的西北角报道”中表现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笔者认为，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方面，他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一、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二、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三、不畏艰险、严谨细致的采访作
风。这些精神，庶几可为探讨当代媒介转型中之传播规范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的西北角报道”；范长江；斯诺；福尔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职称论文
本文所称之“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指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记者在抗战大背景下，冲破国民政府对红色中国的重重封锁和对记者的种种阻挠而采写完成的，主要以反映中国西北部情况为目的的报道；这些报道都发表或结集出版在抗战结束或新中国成立之前，其中反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以延安为中心的红区面貌之篇章尤其引人注目。
在现代新闻史上，“中国的西北角报道”著名的有：中国《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红军与长征》、《塞上行》等，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的妻子、美国作家兼记者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内幕》），美国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报道》），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G?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动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等。
“中国的西北角报道”，特别是其中对红色中国全景式的扫描和手术刀式的解剖，揭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北部的神秘面纱，为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事业的面貌，提供了新闻专业的视角和大量可以写进史册的有价值的素材，也为时人解开心中关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种种疑问和谜团，提供了鲜活的答案。本文以其中影响最大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诺的《西行漫记》、福尔曼的《北行漫记》为蓝本，参考相关资料，探讨其中闪耀着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在艰苦卓绝的采访过程和震撼世界的采写成果中，范长江等中外名记虽然风采各异，但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方面，他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共通之处：
一、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
作为记者，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人都有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以报道事情的真相为己任。
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1]，他是向国统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人，他是国内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第一人。
范长江能够创造这三个第一，源于其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作为记者，范长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追寻民主、自由的社会，把报道事实、反映真相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追求新闻采访的自由，追求发表“一种社会意见”的言论自由。1937年4月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除了自己的生命限制外，我们要有在我们领土居住移动的绝对自由”，“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2]为了这些信念，他冲破重重阻碍，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下，深入中国西北部采访，反映了系列“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范长江对新闻的定义）。
斯诺“以报告文学《红星》（即《西行漫记》，笔者注）为最初的宣传书、战斗令，向全世界生动地报告了中国红军长征、抗日壮举以及建立新中国的壮志雄心，使罗斯福总统不断修正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看法，并三次召见斯诺，斯诺本人也因此成为西方社会‘中国信息的来源’”[3]。作为第一部由外国记者介绍红区的纪实性著作，毛泽东对此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4]
斯诺能写出《西行漫记》，源于他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以及他
的“中国的事业是站在真理、公正和道义一边的”[5]的坚定信念。1932年，斯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已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她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她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与苦痛，他们的沉重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感到难过至极，无法控制，在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的美好，性格是如此的坚强，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来恢复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6]在这些信念的支撑下，斯诺以报道中国事情的真相为己任，从1928年底开始，他以《芝加哥论坛报》远东特约记者等身份，在中国开始旅行采访，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情况。1936年6月，为了“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他“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冒一下险”，从北京踏上去西安的慢车，开始了长达五个月的探寻红色中国之旅。
福尔曼的《北行漫记》，是《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的姊妹篇。斯诺夫妇之后，福尔曼等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的访问，“是对国民党将近五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7]“福尔曼是参观团中将他的专著出版的第一个人。同时代的人很快欢呼它，称它为权威性的目击者的证明书。”[8]
福尔曼能写出轰动世界的《北行漫记》，源于其客观、正直的立场和不畏险阻寻求事情真相的坚强信念。在解放区，福尔曼曾说：“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任务在于寻求事情的真相，以便向美国人民忠实报道。”[8]他和许多外国记者表示，“他们此行的目的在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全部真相，把中国共产党的作战努力的实况，告诉世界人民，以期对中国国内的团结和民主有所贡献。他们要做‘全世界人民的眼睛’”[7]。 正如范长江所言，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虽然范长江、斯诺、福尔曼分属不同报刊、有不同背景，但是他们在专业主义精神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以报道事情的真相为己任并把它看成记者神圣的使命。他们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天职”意识。正如马克思在论述报刊的使命时指出的那样，“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9]，作为记者，范长江等中外名记以完成报刊使命为自身职责，具有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
二、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
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题记中写道：“谨以本书献给自由探索的精神，特别是我那位心地诚实风标独立的工作伴侣。”“自由探索”、“风标独立”，也适用于范长江和福尔曼等人。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是这些中外名记在采访报道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
通读名记们的著作，我们会发现，记者们报道事情的真相，不是简单地“有闻必录”，他们的采访报道，是对中国社会状况长期关注和思考的延续，是带着一系列深刻问题深入实际的自由探索——其中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权、不轻易受外部势力左右的独立品格，尤其令人动容。
范长江在1936年11月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四版自序》中写道：“记者在绥远前线工作，深觉有许多朋友，对于我们西北一角在当前战争中的战略情形，缺乏正确了解。往往中了对方虚伪理由的毒害。”“记者以为中国人必须根本认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们中国。其‘防苏’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记者希望大家能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2]范长江能有此远见卓识，并能通过其报道引发大家对日本侵华战略的认识和思考，其功不仅在深入西北部采访的几百天，而且在比此更早的三五年。
早在1932年范长江就以“热河战地记者”的名义，跟随一支运输队前往东北。失败后他转向了对日军事问题的研究，他广泛搜集中外报纸杂志，研读了大量有关资料，并发起组织了“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红军开始长征后，他意识到，应“从各方面来表现现实的中
国”，以回答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10]，决心到西部采访，以探明现阶段中国历史重大变化的真谛。经与《大公报》商议，报社同意他以旅行记者的名义去各地采访，只付稿酬，文责自负。此后，范长江不但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红军与长征》《塞上行》等，而且在“西安事变”后发表了震动全国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完成这些彪炳史册的报道的范长江，仅仅是一个只有旅行记者名义而无记者经费而且需要自负文责的自由撰稿人。在这个过程中，范长江充分表现了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
这种品格，范长江以为是做记者的根本。1938年4月，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一文中，他写道：“所以似乎很神秘的新闻记者职业，还是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做成了根本的第一的信条。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有了健全的人格，才可以谈其他各种技术的问题。”[2]1941年10月，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他又写道：“第二个经验，是操守问题。”他强调新闻记者要有操守，要在“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和“诽谤、污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的两面“夹攻中奋斗”，坚持真理。[2]
斯诺对中国问题的实地思考和探索，始于1928年9月在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任职。1930年7月，他任美国统一报业驻远东旅游记者兼驻北平代表，开始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及周边国家，后来又任职燕京大学新闻系，并成为多家美英报刊的特约记者和撰稿人。多年在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使其对中国问题深有研究。然而，由于“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斯诺心中积压了许多问题未获解答。“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但是斯诺不相信，“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斯诺不愿受世俗偏见左右，作为一个记者，他崇尚实地调查，“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为了真相，他敢冒生命危险，在“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情况下[11]，1936年6月初，斯诺离开北京，孤身犯险，踏上了探寻红色中国之旅。
斯诺在陕甘宁边区一待就是4个多月，“我在红区广泛地旅行，非常自由地向许多农民询问情况。我分别同几十位共产党员谈了话„„”他观察和研究红区的各方面情况，他坚持自由探索、亲身调查、独立思考、报道真相，他“追踪的是事实，事实，事实”，他说“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他最终写出了“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4]的《红星照耀中国》。
本着“我有权报道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的自由探索的精神，作为美国多家报刊的记者，斯诺后来还采写了反映红色中国和苏维埃运动的一系列报道（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行动不自由，1959年被迫举家移居瑞士。事实上，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所声明的：“我和共产党并无联系，而且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4]他的系列著作不过是一个风标独立的自由探索者的工作成果——在成功地进入红区以后，斯诺就开始了一生为之努力的工作：向西方说明真实的中国。
福尔曼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调查中国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1940年开始，他作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在长期的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和对共产党的攻击宣传中积累了一连串的疑虑。新闻记者的良心，促使他努力突破封锁，寻求机会出访延安，报道事情的真相。从1943年5月开始，他发起“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向当局提出放宽新闻检查标准的要求。1943年11月、1944年春，他又两次带头向国民政府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虽然一再被搪塞延误，但他们不屈不挠，最终成行。
福尔曼等人在访问的过程中，受到国民党当局严密控制和物质利诱的两面夹攻——一方面以国民党官方人员为领导的中外记者访问团受到严密监视和限制，他们的采访路线被规定，在国统区的采访对象被安排，全程所发新闻均需经访问团领导批准；另一方面，“访问
历程，一开始就像是在迎送国宾一样”，“专列、豪华酒宴和铺张浪费的各种招待”[8]。福尔曼等大多数外国记者努力突破当局的限制并摆脱其约束，在记者团领队坚决反对的前提下，单独采访了毛泽东等许多领导人，参加了一系列边区各界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和座谈会，参观了许多工厂、医院、学校等；他们还坚决拒绝了领队撤回重庆的要求，在全部中国记者和个别外国记者撤回重庆的情况下，福尔曼等5个外国记者坚持采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上了前线，深入绥德、晋绥等解放区采访并实地观察战斗，又持续了4个月才返回延安。福尔曼等人不畏强权、百折不挠、独立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最终结出了硕果：在边区访问的近5个月中，他们发回自己报社数以百计的有关边区事实的电讯和通讯，回国后，还撰写了一批反映中国红色西北部真实面貌的有影响的著作。
三、不畏艰险、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
在“中国的西北角报道”的采写过程中，范长江等中外名记表现出的不畏艰险和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足以垂范后世。他们的采访，时间长，地域广，过程充满艰险，连生命也难免有不测之危险。
范长江采写《中国的西北角》，历时十多个月（1935年7月～1936年5月），行程近五千里。他自成都出发，足迹遍及四川、甘肃、西康、青海、陕西、宁夏等省区的数十个县市。其间要翻越大雪山，入祁连山、焉支山、贺兰山等，要穿越内蒙古草地和戈壁滩，要经过“汽车最害怕的冰滩”[2]、要乘皮筏过黄河大峡、红山峡、黑山峡，道路相当艰险。[2]
斯诺采写《西行漫记》，历时近5个月（1936年6月～10月），足迹自东而西而北而东，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到陕北，辗转宁夏和甘肃，再回到陕北，最后在“西安事变”前夕回到西安，其间仅明显有生命危险者有三：一是随处可能存在的传染疾病和瘟疫的威胁，斯诺为此“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11]；二是进入国统区和苏区交界处的过程中“遭白匪追逐”，“险遭不测”[11]，幸被边区赤卫队所救；三是斯诺与红军在一起，上了红白对峙的前线，还亲身经历了歼灭民团的战斗。其他诸如物质匮乏、环境恶劣等困难，自不必说。
福尔曼采写《北行漫记》，历时5个多月（1944年5月～10月），足迹自南而北而东，他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克难坡到延安，后经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东渡黄河、穿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山西绥远抗日根据地，在前线福尔曼经历并观察了八路军进攻汾阳和娄烦的战斗。东进的过程，福尔曼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危险。通过封锁线时，“我肚皮贴地地爬过去，任何时候都可能碰到从据点那边发来一阵雹雨一样的机关枪弹”[12]。在前线观察时，“有些炮开得这样近，连我们的古庙都震动了”[12]。
虽然面对各种艰难险阻，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的采访却非常严谨细致，他们的“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既提供了全景式的扫描，也提供了手术刀式的解剖。
《中国的西北角》中，范长江的足迹走过六省五十多个县市无数的乡镇村寨，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所报道的人物涉及不同的政治势力。范长江善于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以具有代表性地区的情况来反映整个社会现实。
《西行漫记》中，斯诺在苏区的活动，涉及陕西、甘肃、宁夏三省，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危拱之等数十位中共各界领导人和许许多多的普通士兵与工人、农民；他还全面考察了红军的历史、苏维埃社会、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他甚至深入剖析了苏区的货币。其采访的严谨细致，从对毛泽东的采访中可见一斑。斯诺不止一次以各种方式采访毛泽东，“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了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
[11]斯诺对采访毛泽东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和深入的挖掘，“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11]。
《北行漫记》中，福尔曼想方设法使自己的采访突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在解放区，他
除了广泛采访各界、各阶层人士外，还通过各种途径考察了“混合的经济”“生产的努力”“医药与巫术”“乡村民主”“军事记录”“晋察冀”“新四军”“内战”“国民党对共产党”等方方面面情况。福尔曼采访的严谨细致，从他对延安民主生活的考察可见。他不但听讲并详细记录了延安旁边一个小村庄曾经举行的一次选举的详细情形和程序，为了观察这种民主，他还参加了一次边区与边区参政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并做了详细记录，以便相互印证。
“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别具一格的一种新闻报道现象，其成果之丰硕、影响之巨大，使其成为现代新闻史上的一座富矿。挖掘这座富矿，可以挖出很多财富。以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人为代表的中外名记们在采写“中国的西北角报道”中所表现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值得后人效仿和铭记。正如龚自珍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所体现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对探讨当代媒介转型中的传播规范问题有巨大的借鉴作用。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媒介形态如何变化，新闻工作赖以安身立命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应当不断得到坚守、光大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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