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编者按 oaktreepublishing
他沉默如山，被称为“笨牛”，但是一生著作等身，在吵吵嚷嚷声中将信仰、理性、哲学的关系融合进托马斯主义，使理性和哲学成为信仰手中的工具，令一切吵闹自动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与其立足自己自以为对的立场指点江山，不如换个角度走进神的国度反躬自省、勤勉践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都要好好学习今天文章的主人公——阿奎那。
中世纪另一位重要的托钵修会创建者是多明我（Dominic）。他大约比方济各大十二岁，但是他创建托钵修会的工作开始得稍晚一些。布道兄弟会（Order of Preachers）——多明我修会的官方名称——从一开始就强调学习。就这一点而言，多明我不同于圣方济各，因为方济各甚至都不希望他的托钵修士拥有《诗篇》，他对学习也产生了怀疑。在驳斥异端时，多明我修会的修士必须要有良好的知识装备，因此，多明我修会所招募的新会员都受到扎实的知识训练。他们很快就为教会输送了最杰出的神学家——尽管进入神学领域稍晚一些的方济各修会并没有落后太远。
起初，多明我修会将贫穷视为加强与帮助他们驳斥异端的一个论点。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讲道、教导和学习，贫穷被视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种方法。因此，当新环境似乎令多明我修会拥有财产变得明智时，这并没有为其造成太大困难，依靠行乞为生的修道理想因此被放弃了。同样，放弃行乞生活与多明我修会的最初动机并不矛盾，因此，多明我修会很快就在同一时期兴旺发展的大学里建立了据点。
当时两个主要的神学研究中心是刚刚创立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在巴黎和牛津，多明我修会都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并很快就有自己的教授在这两所大学授课。不久以后，多明我修会的修士——如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和托马斯·阿奎那——就在知识领域为该修会带来了巨大威望。
“我并不是为了相信而寻求理解”
教宗的权力在13世纪达到了顶峰，托钵修会于同一时期诞生，与此同时，中世纪的经院神学也在13世纪达到了顶点。经院神学是在“学院”里发展起来的，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它最初在修道院中扎根，但到了12世纪，教会学校成为神学活动的中心，直到13世纪初它们被大学所取代。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又是城市发展的一个结果。神学从通常远离人口中心的修道院迁移到教会学校，即与有主教的教会联系在一起的学校，因此，神学活动通常是在城市中进行的。后来，神学以大学为中心，因为大学云集了大城市中彼此关系紧密的大批学者。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是经院神学最重要的先驱。就经院神学的发展而言，安瑟伦的重要性在于他希望将理性应用到信仰问题之上。他努力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证明一些如果没有理性的证据他就不会相信的东西，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信仰。我们可以在安瑟伦的《论证》（Proslogion）第一章的祷告中看出这一点：
主啊，我并不希望达到您的高度，因为与您的崇高相比，我的智力微不足道。但是，我希望以某种方法来理解您的真理，这是我心所信与所爱的。因为，我并不是为了相信而寻求理解，而是我相信，以便理解我所信的。
对于教会的历史来说，重要的是安瑟伦的神学方法：为了更好地理解信仰上的真理，他将理性应用到信仰的真理之上。
对经院神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进展，是亚里士多德被再次介绍到西欧。有人开始探究这种新哲学是否可能被用于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信仰。这正是两位多明我修会的伟大教师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走上的道路。
大阿尔伯特在巴黎和科隆的学术生涯经常被分配给他的许多其他工作打断，他在哲学与神学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哲学基于一套独立的原理，它们能够不通过启示获得，哲学试图以严谨的理性方法来发现真理。真哲学家不会去尝试证明心灵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即使他们面对的是信仰的教义。另一方面，神学家从启示的真理出发，这是单靠理性所难以获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学的教义更加不确定。相反，启示的真理永远比理性的真理可靠，因为理性可能出错。但是，这也的确意味着，只要哲学家停留在理性真理的范围之内，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探求理性真理，而不必每一步都去寻求神学的引导。
托马斯主义：理清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大阿尔伯特最著名的学生是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约于1224年出生在那不勒斯郊区的罗卡塞卡（Roccasecca）城堡。他成长在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所有弟兄姐妹最终都在意大利担任显赫的职务。他的父母原本希望他可以担任位高权重的教职。五岁时，阿奎那被送到卡西诺山的本笃修道院，开始在那里接受教育。十四岁时他去到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这一切都是他父母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他于1244年决定加入多明我修会。当时，多明我修会正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富人都对这个新修会不屑一顾。因此，阿奎那的母亲和兄弟——他的父亲这时已经去世——都试图劝服他改变主意。他们没能说服阿奎那。于是，他们将他锁在自家的城堡中，他被关了一年多，其间，家人对他威逼利诱，试图让他改变主意。但他最终逃跑了，在多明我修会完成了见习期，随后去科隆，受教于大阿尔伯特。
与年轻的阿奎那相识的许多人都没能看到他的才华。他体胖又沉默寡言，被同学称为“笨牛”。但是，沉默寡言的阿奎那渐渐显露出才华，多明我修会认可了他的智力天赋。因此，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术圈中度过的，尤其是在巴黎，他成为一位著名教授。
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多得惊人。他最著名的两部著作是《驳异教大全》——这可能是他为在穆斯林中宣教的宣教士撰写的一部神学指南——和神学巨著《神学大全》。他还撰写了《四部语录》的注释、圣经的注释、亚里士多德的数卷注释以及大量的哲学与神学论文。当他于1274年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他在去世之前一段时间有过一系列神秘经验，写作越来越少。大约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作弥撒时有过一次经验，此后，他对一个朋友说：“我不能再写作了。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它们令我的全部著作像草木禾秸一样没有价值。”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比他长寿，大阿尔伯特成为他观点最坚实的捍卫者之一。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被称为托马斯主义，在此，我们不可能回顾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即使是其中最显著的要点。我们只能讲述托马斯主义中有关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以及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前者是托马斯主义的核心，后者向我们展示了阿奎那的神学与他前辈神学的差异。最后，我们还要讲述阿奎那的意义。
就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而言，阿奎那走上了大阿尔伯特所概述的路线，但是，他更加清晰地阐释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一些真理可以通过理性获得，另一些真理则超越了理性。哲学只研究第一种真理；但是，神学并不局限于第二种真理，因为有一些真理可以被理性证明，且对于获得救恩是必不可少的。上帝并没有将救恩只给予有理性天赋的人，因此，所有为获得救恩而必须认识的真理都已被启示出来，包括凭借理性可以认识的真理。所以，这些真理是哲学和神学都可以探究的一个特定领域。
应用这个观点的一个例子，是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如果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就不可能获得救恩。因此，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启示的真理，教会的权威足以让人相信上帝的存在。没有人能以缺乏理性为借口，因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信条，即使最无知的人也可以凭借信仰相信上帝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的存在是一个超越理性的真理。就上帝的存在而言，理性可以证明信仰。因此，对于哲学和神学来说，上帝的存在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尽管哲学和神学都采取各自的方法来获得这个真理。此外，理性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信仰。
这便是阿奎那的“五法”（Five Ways）或他对上帝存在的论证的目的。这五种论证上帝存在的方法非常相似，我们不必在此赘述。我们只需要指出，其中每一种方法都是从感觉所认知的世界出发，然后再证明这样一个世界需要上帝的存在。例如，第一种方法以思考运动开始了如下论证：运动必然需要一个原动力，因此，必定存在一个最初的原动力，这就是上帝。
就论证上帝的存在而言，如果将阿奎那的论证与安瑟伦的论证做一番比较，结果会非常有趣。安瑟伦不相信感觉，因此，他不是以思考世界开始他的论证，而是以思考上帝这个理念开始。阿奎那走的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因为他以感觉可以认知的论据开始论证，并继续论证上帝的存在。这清楚地向我们表明，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倾向与安瑟伦的柏拉图哲学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瑟伦相信，可以在纯理念的范围内认识真理，但阿奎那认为感觉是知识的开端。
将传统教义与当时的新哲学结合
阿奎那对神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阿奎那思想的系统性，但最重要的在于他将传统的教义与当时的新哲学结合在一起。
至于阿奎那著作的系统性，他的《神学大全》始终被比作一座巨大的哥特式教堂——《神学大全》同许多哥特式教堂一样，从未完工。我们将在本章最后一个部分中看到，这座巨大的哥特式教堂是一部部气势恢宏的不朽之作，创世与救恩历史每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都在其中得以体现；每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都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同样，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也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智力之作。即使是不赞同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所表述观点的人也无法否认，《神学大全》具有建筑式的结构与和谐，每一个部分都被安置在最恰当的位置，都与其他部分和谐一致。
但是，阿奎那的意义更在于他将被许多神学家视为威胁的哲学，变成信仰手中的一个工具。数百年来，西方的神学——以及东方的许多神学——始终由柏拉图哲学所主导。这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与基督教的许多著名人物息息相关，如殉道者查士丁、奥古斯丁、伪迪奥尼修斯和其他许多神学家。柏拉图哲学在许多方面帮助了基督教，尤其是在早期的基督教与异教的斗争中，因为柏拉图哲学提出了一位无形的至高之神、一个感觉所无法感知的更高的世界和不朽的灵魂。
可是，柏拉图哲学也有它自身的危险。基督徒根据柏拉图哲学来解释基督教信仰，他们的这种做法可能会越来越贬低现世的价值，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现世是上帝的创造。基督徒也可能贬低道成肉身以及上帝临在一个人的物质肉体中的重要性，因为柏拉图哲学并不关注现世的实在——出现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的实在，而是更加关注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就存在这样一种危险：神学家会更少关注作为历史人物的耶稣基督，而更多关注上帝的永恒的道——这也是根据柏拉图哲学来理解的。
新哲学的出现威胁到基督教的许多传统神学。因此，许多神学家反对新哲学，教会通常禁止阅读与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谴责经常包括对阿奎那所提出一些命题的谴责，因此，在托马斯主义被视为一种可接受的神学体系之前，还经过了一场关于是否接受托马斯主义的斗争。但是，托马斯主义的价值最终得到了认可，圣托马斯——后世对他的称呼——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
阿奎那及其工作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他不仅帮助教会成功地解决了源自亚里士多德哲学复兴的新思想，同时也为现代科学与观察开辟了道路。传统的柏拉图哲学不相信感觉，因而并不特别赞同观察和实验。这在基督徒中导致了一种对物质世界和自然界的消极态度，如奥古斯丁。他因自己在本该默想上帝真理时去耗时观察蜥蜴而痛悔不已；又如具有同样心思的安瑟伦，他断言灵魂是为默想上帝而造，如果它有一瞬间不去默想上帝，哪怕默想的是最高级的受造物，这也是罪。
奥古斯丁与安瑟伦的这种态度是基督徒消极看待物质世界和自然界的典型代表。相反，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撰写过论动物、植物、天体和地球上物体的著作。阿奎那则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更合乎基督教神学家的心意，从而使其他神学家可能继续跟随大阿尔伯特的带领，这最终促成了科学的观察、实验和验证的方法。基于这一切，我们甚至可以说，阿奎那为西方的现代性开辟了道路。
（本文摘自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上册，上海三联书店，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