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运用我国2011―2012年的2095个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从内部控制质量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产权性质与银行借款契约的关系。研究显示：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企业获得较低的借款融资成本和较长的借款期限；实际控制人性质会影响借款契约，相比于非国有控制企业，国有控制企业获得了更为宽松的借款契约条款；由于资本市场中存在“信贷歧视”现象，相比于国有控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降低借款融资成本和获得较长期限的贷款在非国有控制企业中更为显著。
关键词：内部控制；产权性质；借款融资成本；借款期限；借款契约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8-0028-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8.05
一、引言
西方已有的经验证据表明，会计信息是企业契约执行的重要根据[1]，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在银行借款契约签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有助于降低借款契约签订前和执行中的信息不对称[2-3]。内部控制的完善有助于改善管理环境，控制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风险[4]，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降低了利益相关者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5]。既然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6-7]，那么站在内部控制的角度去研究企业与银行订立的借款契约可能会更加有效。
目前国外文献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比较健全的美国资本市场而展开，相关的研究发现可能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内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以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也有些学者研究了内部控制与企业借款融资之间的关系，但这类研究中内部控制的代理变量多为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是否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以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来设置哑变量，其结论的稳健性有待进一步验证[4]。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相比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可能会基于政府的目标和动机而对其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但已有文献加入控制人性质这一因素的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从借款融资成本与借款期限两方面来概括银行借款契约，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其造成的影响，并加入实际控制人性质这一因素，进一步探讨在不同的实际控制人性质下，内部控制质量对银行借款契约的影响差异，以期丰富内部控制与借款契约的相关文献，并为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供经验支持。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借款契约
高水平的信息披露可以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公开会计信息通过透明度渠道能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8]。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显示，会计信息质量显著影响债务市场的选择，低质量的会计信息更倾向于高债务成本的私人债务市场[9-10]，亦即债务成本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1]。对债权人来说，提供的贷款期限越长，债务人的违约风险会越高，相应的贷款利率就会越高，一般来说，短期负债的代理成本要小于长期负债的代理成本[12]，为缓解代理冲突，债权人应更多的发行短期债务[13]，特别是在我国，缩短借款期限更是银行防范违约风险的主要途径[14]。综上，可以看出债权人会对会计信息质量定价，采取更加严格的借款契约条件来降低风险[15]，这实际上就会体现在提高借款融资成本和缩短借款期限上。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建立在企业健全和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之上的。COSO报告明确指出，内部控制的首要目标是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内部控制是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合规性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16-18]。也就是说，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作用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进而影响企业的借款契约。因此，公司具有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制度会缓解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债权人获得的信息更加充分、可靠，减少信贷市场的“信贷错配”现象。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承担的借款融资成本越低。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将更容易获得较长的借款期限。
（二）实际控制人性质与银行借款契约
国有控制企业和非国有控制企业在政企关系、资金获取和发展机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政府提供给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能够使其获取一系列的经济支持和政策性资源，这势必会导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融资契约问题上出现差异。因我国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在产权上的同一性，国有银行更可能出于政策安排而非盈利目的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当具有政府关联的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企业通过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获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要高于没有政府关联的企业[19]，即政府会为国企的经营失败“买单”，在资本市场上会成为国有企业的“保护伞”。非国有企业虽然也很重视与政府之间的关联，但因其强度较低，政府为其提供的优惠措施也不够全面，遭遇财务困境时从政府获得的“保护效应”较弱[20]，这使得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资金将面临较低的风险，国有企业的借款融资成本也相对较低。也就是说，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遭受到“信贷歧视”，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会“偏爱”国有企业，“歧视”非国有企业[21-22]，这种差别信贷会不仅会体现在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长期贷款，而且也会降低国有企业的借款融资成本。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承担的借款融资成本较低。
H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较长的借款期限。
（三）产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借款契约
不同产权性质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治理结构与控制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权性质是研究中国企业治理和管理问题必须要考虑的因素[23]。在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中，内生于一系列相互依赖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下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双重预算软约束扭曲了经济的市场化运行机制，这必然对不同产权性质安排下的企业融资契约和银行信贷行为产生影响[24]。基于政府的动机和目的而产生的一系列转轨因素，会使得国有企业获得较长的借款期限和较低的借款融资成本，即国有企业宽松的借款契约条件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政企关联的因素存在而非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但在“信贷歧视”的不完备资本市场中，非国有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信息不对称、信息风险和代理问题等因素影响更大，导致企业的外部融资受到限制的程度更大[25]。非国有企业因政府对其的经营管理干预较少，市场竞争的压力会迫使其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来管控风险。因此，非国有只有不断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对债权人的信息风险，才得到较为宽松的融资契约条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借款融资成本的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
H6：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借款期限结构的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2年所有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1）金融保险类公司；（2）ST公司；（3）相关数据存在缺失的公司，最终一共得到2095个有效样本，其中2011年987个，2012年1108个，涵盖1191家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数据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实际控制人性质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Wind咨询金融数据库。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1）借款融资成本。本文在衡量企业借款融资成本时，借鉴了Pittman and Fortin（2004）及蒋琰（2009）的方法，用企业财务费用下的二级科目利息支出占当年长短期负债平均值的比重（COST）来衡量[26-27]。其中，短期负债为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借款，长期负债包括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及其他非流动负债。
（2）借款期限结构。本文用长期借款比例来衡量借款期限结构，选择长期借款占当年长短期负债平均值的比重（LLR）两个指标衡量。其中，长期负债包含的项目与上述一致。
2.解释变量
（1）内部控制质量。本文选用由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越大，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在由于该指数的涵盖区间为[0，1000]，故在回归时取其对数（LNIC）进行处理。
（2）实际控制人性质。设定虚拟变量，当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时取1，否则取0。
3.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相关文献，考虑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借款融资成本与借款期限结构的相关因素，选取资产规模（SIZE）、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资产净利率ROA）、企业发展能力（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和现金流动能力（营业收入现金比率，CASH）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同时，相应地控制行业（IND）和年份（YEAR）。各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COST=β0+β1LNIC+β2STATE+β3LNIC*STATE+β4SIZE
+β5LEV+β6ROA+β7GROW+β8CASH+β9IND
+β10YEAR+ε（1）
LLR=β0+β1LNIC+β2STATE+β3LNIC*STATE+β4SIZE
+β5LEV+β6ROA+β7GROW+β8CASH+β9IND
+β10YEAR+ε（2）
其中，β0为截距项，ε为残差项。为检验产权性质对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借款契约之间的敏感度，本文构建了内部控制值质量（LNIC）与产权性质（STATE）的交互项LNIC*STATE。根据假设5，预计它在第（1）模型中的系数应显著为正，根据假设6，预计它在第（2）模型中的系数应显著为负。本文所有数据处理及回归分析均采用统计软件Stata12.0。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借款融资成本（COST）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013和0.8579，长期借款比例（LLR）的标准差分别为0.1936和0.2960，说明各样本的借款融资成本和长期借款比例差异较大，这显示出我国资本市场中各上市公司的借款契约不尽相同，这为研究公司的借款契约提供了契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的自然对数（LNIC）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6.9031和5.7069，标准差为0.1127，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之间的内部控制质量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实际控制人性质的平均值为0.5523，说明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占样本的比重为55.23%。
（二）相关性检验
表3报告了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内部控制指数（LNIC）与借款融资成本（COST）呈显著负相关，假设1得到了初步验证。内部控制指数（LNIC）与长期借款比例（LLR）显著正相关，假设2得到了初步验证。产权性质（STATE）与借款融资成本（COST）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与长期借款比例（LLR）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假设3和假设4也得到了初步验证。此外，资产规模（SIZE）、偿债能力（LEV）、盈利能力（ROA）、发展能力（GROW）和现金流动能力（CASH）对借款融资成本与长期借款比例均存在一定影响。从整体上看，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5，各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小，在模型中同时引入这些变量不会引起多重共线，可以放入研究模型中进行回归。
（三）回归分析
1.内部控制质量、实际控制人性质与借款融资成本
表4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LN
IC）均与借款融资成本（COST）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承担的借款融资成本就越低，假设1得到了验证。同时，产权性质（STATE）与借款融资成本（COST）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产权主体的上市公司，其承担的借款融资成本越低，假设3得到了验证。此外，内部控制质量与产权性质的交互项LNIC* STATE的回归系数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与借款融资成本呈现出正向关系，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借款融资成本具有更为显著的降低作用，假设5得到了验证。
另外，本文设置的控制变量与借款融资成本也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例如，资产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成长能力（GROW）与企业借款融资成本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预期一致。资产负债率（LEV）与企业借款融资成本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资产规模越大，债务人的违约风险较低，即使面临财务困境也可以进行变卖资产获得现金流，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越有能力偿还借款，成长能力越好，表明企业前景发展势头良好，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了良好信号，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借款融资成本，资产负债率越高，表明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越大，偿债能力越弱，进而导致企业借款融资成本的提高。 2.内部控制质量、实际控制人性质与长期借款比例
表4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LNIC）与长期借款比例（LLR）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呈现出正相关，说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获得的长期借款比例就越高，即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企业获得长期借款，假设2得到了验证。产权性质（STATE）与长期借款比例（LLR2）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控制企业的长期借款比例通常较高，即实际控制人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借款期限结构，假设4得到了验证。从内部控制质量与产权性质的交互项（LNIC* STATE）来看，其与长期借款比例（LLR）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企业获得长期借款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假设6得到了验证。
此外，相关控制变量与长期借款比例也呈现出了一定的相关性。例如，企业资产规模越大，表明企业相对来说能够用于抵债的资产就越多，偿债能力越强、盈利能力越强、成长性越好、现金流动能力越强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债权人关注的违约风险，进而有利于企业获得长期借款。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了稳健性检验：（1）在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上，参照李广子和刘力（2009）以及魏志华等（2012）的做法，采用企业财务费用占期末总负债的比重作为借款融资成本（COST1）的代理变量，同时用长期借款占期末总负债的比重作为长期借款比例（LLR1）的代理变量，实证结论基本一致[28-29]。（2）在回归方法的运用上，由于内部控制质量是连续变量，实际控制人为分类变量，将总样本分为国有控制组和非国有控制组进行回归分析。内部控制质量与借款融资成本的实证结果显示，非国有控制组中的内部控制质量（LNIC）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高于国有控制组，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对非国有控制企业的借款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作用更显著，假设5得到进一步验证。同时，内部控制质量与长期借款比例的回归结果显示，非国有控制组内部控制质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要高于国有控制组，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对获得较长借款期限的正向作用在非国有控制企业更为明显，假设6也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五、结论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为切入点，利用2011―2012年度的2095个样本数据研究了实际控制人性质、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借款契约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着银行借款契约条款，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借款融资成本，帮助企业获得较长期限的借款；（2）实际控制人性质对银行借款契约产生了影响，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低的借款融资成本，获得较长期限的贷款，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中存在着“信贷歧视”现象；（3）由于“差别信贷”的情况存在，相比于国有企业，因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而获得较低的借款融资成本和较长的借款期限结构在非国有企业中会更加显著。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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