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文学人类学？或者什么又是人类学文学？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这也是最近几年我在教学工作中听到的学生提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对此，我曾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⑴一文中表达了我初步的看法。但在后来的学习和教学实践中，我对此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在此值得重新提出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所谓“文学人类学”，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或角度，即从人类学的学术视野、角度去思考、研究和批评文学。但也有人认为文学人类学其实还包含着另外的一层意义，即从文学角度做人类学的研究。⑵有人还据此把“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界定在六个方面上，即：1、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文学或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现象；2、用文学手段表达人类学的思想，或以文学形式丰富人类学的表达方式；3、文学与人类学在某些边缘的互动，即跨学科的研究领域；4、还原文学的“人类学性”，即把文学作为一种存在的方式的研究；5、通过人类学的“全人类”视界（或泛文化比较）对世界文学的重建，以追寻世俗或人性的本源；6、通过文学的形式达成文学与人类学的资源共享。⑶台湾学者李亦园先生还把民间文学研究、文化展演和影视表现也纳入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之中来。⑷
但是，认真说来，这种种的研究范畴都还是没有脱离“文学的人类学”研究和“人类学的文学”写作两个大的方面，只不过是将其作进一步的细分罢了。对于前者，学术界是没有太多异议的，而且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至今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从最初的叶舒宪等人对“原型批评”的介绍⑸，到萧兵、叶舒宪等人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的出版⑹，再到1997年的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的成立暨第一次年会的召开，该学科经历了一个迅速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个由西方引进到本土自立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或者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近年来已经基本立住了脚，为学界所公认，甚至还渐成风尚，以为时髦⑺。而对于后者（我更愿意把这种“人类学”的“文学表达”称之为“人类学”的“文学写作”），则显得关注不够。原因大概不外乎有二：一是其跨学科和跨文体的写作本身导致的所属学科的边缘性与模糊性所致；与此相应地，二是由“模糊”与“边缘”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和“无类属性”的结果。在接受徐杰舜先生的访谈时，我曾“抱怨”过这样尴尬的处境⑻，说这样的文体写作既不被“文学”界承认，也不被“社科”界认同，两头不讨好。但是，再怎么“抱怨”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其特定的“交叉性”和“边缘性”，就注定了其与生俱来的尴尬处境和位置。于此，我不想过多地纠缠于对“文学的人类学”的学科概念作细致的源流梳理和学理分析，毕竟作为一种批评话语，其早已枝繁叶茂，树大根深，我想讨论的是作为“人类学的文学”写作的文本，在表达“人类学”和“文学”的思想方面，究竟如何成为可能？我还想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探讨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研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二
众所周知，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金翼》⑼，是一本用小说体写作的“人类学”著作，但是，既然说这是一本用“小说体”写作的“人类学”著作，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对其进行“文学”的批评，然而事实上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把其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因而也没有作“文学”的批评。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把这本著作看作是人类学的学术经典，而没有视为小说创作之一种。这是很值得我们细加思量的。
其实，《金翼》这本书，是一种典型的“跨文体”写作。那就是说，其既是“人类学”的，同时也是“文学”的，有“人类学性”，也有“文学性”。当然，这本书作为“人类学”的学科归属和性质已经勿庸质疑，而且作为“人类学”写作的成功范例也已经为众所公认。但我们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是用“小说”形式写作的文本，为什么我们终究还是没有认可其“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但事实上，当年我在阅读这部“人类学”的经典时，我首先被其感染和打动的，恰恰不是“人类学”的知识，而是“文学”的艺术魅力。直到今天，即便没有再去重读原著，我也还依稀感受得到两个家族之间不同的命运和结局给人带来的艺术震撼。还有那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我不一定还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我依然记得他们的笑容和哀愁，我甚至还记得作品的第一句话是：“有一次，那还是东林的爷爷在世的时候，黄村来了一位收税人，他很不公平地对待村里的一家人。”说实话，我至今也还没看到有哪一部“人类学”的著作是这么开头的，其是如此的文学化，如此的富有现场感，如此的真实；同时我也没有发现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有如此从容而大气的叙事艺术，其是那么的直接，那么的开门见山，那么的优雅镇定。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成功的小说“创作”，其人物的塑造，形象的刻画，情节的安排，结构的精巧，文采的飞扬，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作品。我甚至设想过，作者林耀华先生要是当初不选择人类学的研究作谋职的专业，而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事业，那这部作品，无疑就是一部文学的杰作。同时他还完全有可能走得更远。多年以后，当这本书没翻译成中文时，林先生在其《新版序言》里写道：“听说近年来人类学和文学两家多有促膝，情好日密，相信日后它们的各类连理新作会赢得更多的追随者和身体力行者。”这句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果不其然，在林先生这话说过没多久，就有了更多的类似的著作出现。首先是林先生的高足庄孔韶博士，积极响应导师的号召，身体力行地努力写作“人类学”的文学作品，终于在2001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共五本，一本诗歌集，一本田野随笔（散文），一本问答录（散文），一本长篇纪实文（散文），还有一本叫做《北美显影》的，也还是随笔集。庄先生说：“人类学的历史观察以及文物保护观察都运用了‘文化的镜头’加以过滤，包括人类学进入诗学活动与写诗都引起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有趣的文化讨论，尽管各种学术园地不同，但在学理上则触类旁通。”⑽
接着，几乎是与此同时地，笔者与小说家赵宇共先生都在2001年出版了系列以“人类学”命名的小说作品。赵先生的两部长篇小说《炎黄》和《走婚》是以“中国上古文化人类学小说”为副题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笔者的两部长篇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则以“人类学笔记系列”为副题⑾。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当然，人类学文本表述的文学化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从《金枝》到《萨摩亚人的成年》，再到《忧郁的热带》，无不体现了人类学一贯优美抒情的叙事传统。但是，要说像《金翼》这样从头到尾都是在写人物命运的人类学作品，那还是少见。而像笔者和赵宇共先生那样直接表明是“跨文体”写作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
《金翼》一书的作者林耀华先生在写作这本书时，是专业的人类学家，故其中文版的副题为“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这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因而也很容易使人们偏向于把该著作视为“人类学”的著作。但其实本书最初的英文版的副题却是“一部家族的编年史”，那就是说，本书最初的模样，是更接近于“文学”文本的。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时，林先生也曾说过：“数十年来，不少读者、不少朋友在问：这部著作，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我想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集了社会学研究所必须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⑾很显然，林先生通过这样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中国东南乡村的家族制度研究；二是通过对两个家族系列人物命运的描写，展示了两个家族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兴衰的历史，并揭示了蕴涵于其间的中国文化的秘密。前者是社会人类学意义的，后者是文学意义的。读者所提的问题，其实就是要林先生在人类学意义和文学意义之间作一选择，但林先生的著作恰恰实现了对二者的兼容或跨越。科学研究讲的是真实，而文学的意义是想象。在传统的批评视野里，这二者之间是很难通融的。但在文学人类学的学科视野里，“虚构”却并不是“真实”的对立面。⑿恰恰相反，它们试图在“Fact”(事实)和“Fiction”（虚构）之间建立联姻。⒀这或许正是“人类学”文学文本的双重表达都得以实现的根源之所在罢。
同样，庄孔韶先生的系列著作的学术目标也不是单一的。通过其系列的“文学”的人类学随笔，我们更能理解其学术和知识的背景，并与其相关的尚感枯涩的理论论述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如果说前面这两位人类学家是通过“跨文体”得当写作来表达“人类学”的思想的话，那么，笔者与赵宇共先生则可能刚好相反，即借助于“人类学”的思想来实现一种文学写作的突破。须知，赵宇共先生在写作《炎黄》和《走婚》两部长篇巨著之前，已经发表过若干长短篇小说，是鲁迅文学院和北大作家班的毕业生，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完全可能有更多的期待。笔者在写作这一“人类学笔记系列”之前，也是发表过相当数量小说作品，并曾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的文学创作者，但也正如笔者在《伤心篱笆》后记里表述的那样，这也是一种有预谋的文学写作行动：“如果说《故乡信札》的主题是反映现实变迁的愁思忧怀，《木楼人家》的主题是对往日温馨生活的回忆，那么，《伤心篱笆》则总体上再现了‘少数’文化在外来强势文化冲击下自然走向衰败的无情历史。”⒁毫无疑问，这也同样是一种“一心二用”的写作行动。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跨文体”的写作有着自身的诸多优点的。但是，我们的这种“一心二用”的写作实践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了我们最初设计的目标呢？这就还有待读者和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毫无疑问，学科的相互借鉴和打通，显然是极具意义的。但是，问题是要做到真正的“打通”，又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钱钟书先生早就呼吁过要“打通”中西文化及学科与语言之间的限制和壁垒，但真正身体力行地去实践的似乎只有他一人而已。这就是说，学科的真正“打通”及“跨文体”写作的实现，都必须依赖于作者真正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和写作能力，否则“打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从以上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种有意义的“跨文体”写作绝不只是哗众取宠的“文体冒险”而已，而要求作者必须付出比单一学科写作的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上所述，林耀华先生虽然专业人类学，但文学创作的经验丰富，文笔老道，因而实现“跨文体”写作就显得顺理成章。庄孔韶先生更是有着深厚的多学科知识和写作的能力，他既是作家，诗人，人类学家，还是翻译家，摄影家，有着比一般人广阔得多的艺术视野和写作能力。赵宇共先生出身作家，但在博物馆工作，对考古学有浓厚兴趣，还是文物鉴赏家，历史学家，所以其最后转向“文化人类学小说”的写作也就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偶然“失足”。
可悲的是，学术界一方面一直在呼吁要破除学科界限，做“跨文化”和“破学科”的研究和阐释，但另一方面又很在意这种学科的归属问题，尤其在各种评奖和课题申请中，更是人为设置种种障碍，致使一些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与“跨文体”写作得不到应有承认和鼓励，最终难见天日，化为泡影。
当然，客观而论，今日学科本身的分类自有其“科学”的意义，也自有其合理的内涵，盲目的“跨”和“破”，恐怕也是贻害无穷而且难以自圆其说的。但是，在许多时候，在本来应该“跨”和“破”的地方，我们却缺少应有的胆识、勇气和能力，这也应该说是我们今日的学术普遍面临的困境之一。
注释
⑴潘年英.在田野中自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⑵⑶⑷周泓、黄剑波.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人类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5）.
⑸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⑹1994年前后，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萧兵、叶舒宪等多位学者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为文学人类学学科的本土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奠定了该学科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坚实基础.
⑺2005年和2006年，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分别在湘潭和兰州召开了第二、第三届年会，与此同时，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分别成立了“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并招收文学人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是该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⑻徐杰舜问、潘年英答：笔记人类学：我的情有独钟〔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5）.
⑼⑾林耀华：金翼〔M〕，三联书店，1989.
⑽庄孔韶：新知与片语〔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⑿【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⒀彭兆荣:再寻“金枝”——文学人类学精神考古〔J〕，文艺研究，1997，（5）.
⒁潘年英：《伤心篱笆》〔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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