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张爱玲《更衣记》里的这句话，道出了大多数女性重视服饰的天性。近代以来，中国女性的服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陈出新，仿佛今日的T型舞台，元宝领、紧身衣裤、学生装、旗袍、高跟鞋……霓裳羽衣的变化，令人应接不暇。今天，通过当时通俗易懂的竹枝词所描绘的细节，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女性对于服饰的追捧和热情。
一、“衣裳时样年来瘦，渐仿洋装显细腰”
——上衣：从“帐篷”到“柴火”的变化
“每年夏天晒箱子里的衣服……簇新的补服，平金褂子，大镶大滚宽大的女袄，像彩色的帐篷一样……大部分已经没人知道是谁的了。看它们红红绿绿挤在她窗口，倒像许多好奇的乡下人在向里面张望。”（张爱玲《怨女》）
有清二百多年，不管是满族妇女的旗袍还是汉族女子“两截穿衣”的上装，虽然在面料、镶边、扣袢等细节上有过一些变化，这种近似于大“A”字的“帐篷”式衣型却一成不变。这种宽大得可以掩盖女性个体特征的衣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宗法观念对女性思想的约束—提醒闺秀们安分克己，“藏愚守拙”。
而到了近代，这彩色帐篷一样的打扮，在西式女装的比照之下，就显示出了滑稽的“乡气”。在开埠较早的上海，中国人对于西方女性们剪裁合体、突出女性曲线的装束，从冷嘲热讽到越看越有感觉，甚至赞之为“霓裳羽衣”：
“素练重裙著地飘，轻纱障面避尘嚣。尽多玉立长身态，都为灵王爱细腰。”（李默庵《申江杂咏》）
“马路谁人策马来，欧西女子俊风裁。雕案侧坐明驮速，十幅湘裙洒不开。”（朱文炳《海上竹枝词》）
“腰细裙宽面障纱，飞尘影里驾轻车。谁知绝域多情女，解看江南二月花。”（张天翔《沪江竹枝词》）
虽然是用中国人的眼睛去观察，但如果比照《点石斋画报》和同一时期欧洲的油画作品，就会发现竹枝词对当时西方女装的印象大体不差：19世纪最后30年，欧式女装的主要特点是上身紧束突出胸部曲线，后臀处因多用堆花蝴蝶结或绉裥等装饰物而显得丰满，再加上细腰一捻，整体上是突出女性特征的“S”型。
在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里，敢于全身洋装走在大街上的中国女子是极少的，但这种紧身元素却改头换面出现在了中式女装的设计中，所谓“衣裳时样年来瘦，渐仿洋装显细腰。”（观棋道人《京华俗咏》）原先帐篷式的上衣，一步步缩水—宽大的袖子越变越窄，甚至胳膊弯曲都有困难，紧紧裹出腰身的设计取代了大A字造型，衣襟也越来越短，从膝盖以下缩短到了膝盖以上。不过，为中国女子本身的体形所限，这种新式女装穿在她们身上并不能像西女那样“衣衫紧窄腰围小，凸乳高胸曲线明”，反而是“身若束薪”—前后几乎都没有曲线，平平瘦瘦的像一根柴火。如果用上张爱玲的比喻，就是像一缕诗魂，瘦弱无助，惹人爱怜，典型的乱世中的薄命女。
二、“自昔通行百裥裙，西纱西缎暑寒分”
——打破禁忌的裙子和裤子
与上衣的紧身和缩水相比，下装的变化其实更具有打破传统的意味。在传统中国社会，裙子和裤子是不能随意穿着的，色彩上的禁忌也必须严守。所谓“诗礼人家，妇女一起床，便穿上了裙子，直到晚上睡觉才脱掉。……小姑娘们，十三岁起就得穿裙子。妓女是不穿裙子的，这是良家妇女与娼家的区别。”（曹聚仁《上海春秋》）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只有正室才能穿大红的裙子，多么得宠的姨太太，在这个时候也是不能僭越的。
而在近代上海，不管是裙子、裤子的禁忌还是大红大绿的规矩，却都很容易地就被打破了。名妓胡宝玉是当时有名的引领风潮的人物，她会满不在乎地“穿一件蓝地金花闪缎夹袄，束一条大红百褶绣花裙”（《九尾狐》第15回），而大众对她这种装束的态度不是谴责，而是仿效。据说胡宝玉每出一种新的装束、每换一种发式（比如前刘海），不但妓女，“就是大家小户，不论奶奶、小姐，以及仆妇、丫环都争相效仿。”“初不过在上海一隅，渐渐蔓延开来，弄得北京、天津与那苏杭一带处处皆然。”
在这一次次“效仿”之中，裙子、裤子原先所代表的等级概念逐渐地被遗忘，相应地，一种新的时尚观念在悄然形成—不论身份地位，怎么搭配着好看，怎样能够花样翻新出风头，就怎么去穿。于是，代表着时尚的西式女装元素，快速地出现在了中式的裙装和裤装上。
“自昔通行百裥裙，西纱西缎暑寒分。今教宽大沿欧俗，不使旁边现折纹。”（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传统的中国裙子有马面裙、襕干裙、鱼鳞裙、月华裙等，不过基本的样式是前后有平幅裙门，两侧打褶，而且很长，只允许走路时微微露出一点莲尖。此时两侧打褶的样子不再时兴了，出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全幅打褶的百褶裙。还有半中半西的裙子，裙身比较窄小，像西裙一样有很多假扣：“裙腰不必两分开，假扣匀排亦怪哉。既学西洋层锦簇，如何下幅紧围来。”（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又有一种襕裙，自后围向前以束裙腰，清末上海之浦南，妇女则把它系在衣服的外面，“腰肢紧束，飘然曳地，长身玉立者，行动嬝娜，颇类西女。”（徐珂《清稗类钞》）
同时，女性们开始反感传统服饰大红大绿的色彩，而仿效洋装追求服饰色彩上的素淡与搭配的和谐，所谓“家家姐妹费商量，不斗浓妆斗淡妆。想是名花宜素艳，一齐浅色着衣裳”（袁祖志《沪北竹枝词》）。她们有的“缟素衣裳偏称体，淡妆不着石榴裙”（招隐山人《申江记游》），有的则“杏燕花新锦地纹，红灰衫子白灰裙”（袁祖志《申江竹枝词》）。
三、“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
——学生装的“时尚”功能
近代中国女子对时装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的热情，一心追求花样翻新、与众不同，而当时兴起的各种中西式绸缎衣料店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颐安主人在《沪江商业市井词》中就提到过“广洋杂货号”、“本色洋布号”、“绸缎顾绣庄”、“湖绉庄”、“纱缎庄”等等。特别是“花色洋布号”，还可以根据顾客的需要定做各种衣服：“西洋花布色纷纭，各有专牌仔细分。如欲新翻何式样，绘图定办独超群。”满街的衣料首饰在招手，女性们的标新立异之心一旦被激发起来，就很难收回去了。当然，因为心情急切，难免用力过猛，很多过分夸张、并不美观却很触目的服饰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竖起来遮住半边脸的元宝领就是其中的代表。“元宝领”的灵感很有可能来自当时欧洲女装紧紧护住脖颈的设计，有竹枝词为证：“衣衫镶滚久相沿，今日通行外国边。夏日空心花样巧，冰绢笼住颈围圆。”（袁祖志《沪上游女竹枝词》）虽然有人认为这种领子可以使本来很胖的脸显得瘦一些，但更多的人觉得它很滑稽。1904年的上海就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近日妓女，喜用高领，几及半尺，足以掩其颊，殊不雅观。有人说，现在的妓女大多很傲慢，把客人惹火了难免要打耳光，这高领掩颊，是为了挡耳光的。（吴趼人《滑稽谈·挡耳三、“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学生装的“时尚”功能光》） 大量与“元宝领”类似的夸张的服饰细节和衣裙搭配，最初会让人们觉得新奇有趣，但太多的新奇和夸张，也会引发审美疲劳，比如余槐青的《上海竹枝辞》中就有一首《服妖》：“时样新装称柳腰，中西合璧市招摇。方今简朴开风气，莫被欧人笑服妖。”作者在题解中说，当时“妇女服尚新奇，时翻花样，变成不中不西，反不如欧美妇女服装尚有定制”，点出新式女装应该提倡简朴和素雅。而正在此时出现的女学生装，就担起了倡导简朴、素雅之风的责任。清末小说家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曾描写过上海虹口女学堂学生的打扮：“一个个都是大脚皮鞋，上面前刘海，下面散腿裤，脸上都架着一副墨晶眼镜，二十多人，都是一色打扮，再整齐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打扮，类似于今天的校服。近代不同时期、不同学校的校服也有一些变化，不过有一个共性，就是要求朴素淡雅。在崇尚奢华、追求时髦的清末，朴素淡雅的女学生，无疑像一阵清新的文明之风，吹向了古老的中华大地。有竹枝词赞道：“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当时称这一类时装为“文明新装”，也称“学生装”，一时间，“女学生”一词成了时髦的象征，她们的装束也被争相效仿。
其实女装时尚的轮回，往往是由繁入简、再由简而繁，“女学生”的装束正出现在倡导朴素的节点上，担当了一段时间的时尚先锋。不过这段时间并不长，因为“校服”毕竟过于素雅、简单、缺乏变化，并不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因此，当1920年代，成熟女性们开始在旗袍的短短长长之间纠结的时候，学生装就逐渐淡出了时尚舞台。不过，它们继续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来自近代西方的关于女性朴素雅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观念，传授给一代代新的女国民。当新一代女学生成长起来的时候，即使不穿校服，她们在衣裙或者衣裤搭配上也更加注重简洁、和谐，塑造出少女清朗秀美的形象。女作家苏青在《结婚十年》中曾这样说：“记得我初进大学的时候，穿着淡绿绸衫子，下系同颜色的短裙，风吹过来飘舞着像密密层层柳条儿起的浪，觉得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耀眼。”
四、“身上旗袍绫罗做，最最要紧配称身”
——从“旗女之袍”到改良旗袍
提到旗袍，很多人会联想到热映于2000年初的电影《花样年华》，与女主人公不同环境、不同心境相配合的十几件旗袍，华美优雅，是这部电影最值得回味的部分。直到今天，旗袍仍然是最能代表中国女性的服装，作为典型的“东方元素”被西方服装设计所吸取；当1920年代中国女性刚刚穿上改良旗袍的时候，她们大概不会预见到这昔日的“旗女之袍”，在之后的年代里会有着如此历久不变的魅力。
旗袍本是满洲妇女的专利，虽然是上下一体，又和满洲特有的高跟鞋“花盆底”相搭配，有一些拔高身材的作用，但早期的旗袍也是大A字造型的，没什么腰身可言。民国改元，五族共和，旗袍区分满汉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许多爱俏的北方女性也穿起了旗装，并且开始动脑筋改良这中国式的连衣裙。
从1920年代开始，一种较为合体的、改良过的新旗袍应运而生，之后年年花样翻新。与传统的“旗女之袍”相比，这种改良旗袍比较符合新女性所追求的简单、雅致、宽窄适度、长短合宜这几条基本原则。
1932年，新派女性竞相穿着“花边旗袍”，款式采用“小元宝领”，领口、袖口、襟边镶有花边。1933年后，大衩旗袍开始抬头，后来甚至由衩高过膝一举滑向衩高及臀。同时，旗袍的长度也发展到了极点，袍底拖地完全遮住了双脚，这种奇特的款式，时人名之曰“扫地旗袍”。那时候，时髦女性的标准形象是“头上青丝发钳烫，西式千湾百曲新”、“身上旗袍绫罗做，最最要紧配称身，玉臂呈露够眼热，肥臀摇摆足消魂。赤足算是时新样，足踏皮鞋要高跟。”到抗战前后，由于衣料价格的攀升，旗袍的长度又有所缩短，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长短、开衩、领和袖都比较适中的旗袍，就是在此时基本定型的。
在近代强劲西风的吹拂之下，“赶时髦”的意识在中国女性心中悄悄萌动，虽然最初难免表现出盲从、夸张甚至怪异，但有勇气走出千年不变的刻板生活追求新奇与变化，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当她们在跌跌撞撞地实践后终于领略到时尚精髓、穿上中西合璧的旗袍时，拥有的已经不仅仅是外在的成熟柔美，更是一份内心的自信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