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经济管理思想
一、韩非子简介
韩非(约前280—前233) 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子学说的特点是尖锐、精辟和偏激，其经济思想见于《韩非子》一书。韩非子集法家学说之大成，同时也完成了法家重农抑商的理论，其耕战主张也是重农抑商思想的出发点之一。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二、学者对《韩非子》经济管理思想的综述
经济思想在韩非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可归纳为六论：满足“自止于足”需求的利民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财富多元增殖论、“富国以农”为纲领的农为本业论、以利“本务”为目的而“少工商游食之民”的抑末论、以“俭于财用，节于饮食”为纲领性要求的官府作风论、“俸足以给事”，“利必在禄”制约的摇赋论。要从“俸足以给事”入手制约摇赋的水准。韩非创立和推行法治理论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是辅佐秦王，治好秦国，使之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成就霸王之业。然而仔细推究起来，韩非的“富国强兵”是由“富国”与“强兵”两项具体内容
组成的，而且二者并不可平分秋色，等量齐观。尽管兵不强，固守不住，富无从谈起，但富国则究竟还得先行一着。因为总得有国才能有兵；况且，如果国不富，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怎么能使他“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呢！由此看来，只有“国富则兵强”，国富是兵强的基础，也是韩非实行法治的政治目标的最根本之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对韩非的全部思想用一个“富”字作简到了极点的概括。《韩非子》洋洋十余万言，都是围绕着一个“富”字。富了，就能强；强了，就可成就霸王之业。要富，就得发展经济、“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为也”。就当时形势看，“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所以，韩非认为，必须摒弃“合从连衡”之说，潜心发展自己的经济。①
“富国以农”的经济管理思想。法家把农业看作是富国的唯一途径，“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在韩非子看来，农业即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即农业，两者完全是等同的。法家首先提出农战政策，“耕战合一”、“寓兵于农”，农战实施的目的就是实现“富国强兵”。为了发展农业，法家重本抑末，否定工商业，“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划为末作者富。”韩非子把工商之民视为社会" 五蠹" 之一。重本轻末的思想也由此形成。他还强调经营管理必须以法律为依据。 他的经济思想的主干是利民论，主要是“自止于足”。人的物质需求既客观合理，又是祸害之源。既然人民的需求有合理的一面，因此就需要统治者尽可能满足这种需求，同时人民要经过自我的调整，使人的物质需求自止于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财富多元增殖论。他认为社会的财富增殖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有利的自然条件：二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在这个方面他有六种“耕战有益之民”的论说；“富国”是韩非治国的基础一环，而发展农业，又是他富国的根本途径。这就是他的以“富国以农“为纲领的农为本业论；韩非把农业作为基本的富国业，就产生了他的以利“本务“为目的而”少工商游食之民“的抑末论；“俭于财用，节于饮食“为纲领要求的官府作风论。也就是说，财用开支，要“俭”；衣食生活用度，要“节”；宫廷用器具，要“资用”；对珠宝好玩一类奢侈性活动，要“不事”；用“俸足以给事”制约的徭赋论。从“俸足以给事”入手，制约徭赋的水准，只收必要的赋税，不要贪。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强调严刑竣法。“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韩非子？心度》）。他还指出：“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着，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韩非子？六反》）他认为只有法律严明了，赏罚分明，国家就能富强了。
制定严酷的刑法剥夺了人们的一切自由，臣民除了卖命没有任何选择，不能随意离开，不得做游士、商人和读书当士人，所以只好做农民。在经济角度上，这些法律的规定在那个生产力条件下，使得秦国的农民多了，因而开垦的农田就多了，积累的粮食也多了，所以国力就慢慢强盛起来，进而有了征伐六国的基础。
韩非子提出了“定分止争”，经济学角度即明确了物的所有权问题。“越权”这样的行为，由于不遵守劳动分工，极有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因此应该严格禁止。法家学派代表之一慎到做了个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不是人们不想要市集上的兔子，而是因为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否则就是违反法律，
要受到惩罚。
又有在人民中按一定比例抽取壮丁，凡是逃避兵役者、临阵逃脱者，自己和全家都要被处以极刑，而立下战功的人可以名利双收，这样的做法即是“兴功惧暴”。“兴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征伐六国战争的胜利。韩非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利益，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权力来诱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人死战，所以秦国之兵强于天下。
由于刑法严酷，而且极度剥夺臣民的权利，让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保全，因此受到很多的指责和反对，于是秦王把所有反对的人都送去做苦役。同时，为防止国民逃亡六国，还制定法律，如果一个人逃亡则其巷里左邻右舍都有罪，让臣民互相监视。如此还要永绝后患，下令销毁了大批儒家、道家、墨家的书籍，还禁止臣民读书学习，人们只能向官吏了解国家的法律。
在我看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虽然过于苛严和偏激，但对于有序的经济生产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及人口都处于初级水平的阶段。这不仅为当时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对后世法与德相统一治国政策的改良提供了借鉴意义。
三、《韩非子》经济管理思想的核心
1、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韩非子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上。“法”、“术”、“势”是韩非子著作中三个最重要的概念，它们有机结合构成了韩非子治国理论和管理思想的核心。①从韩非子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结构来看，法、术、势是根据好利之人性达成君固国强的纯粹政治秩序的纯粹政治手段，是韩非的理论出发点通向理论目标的桥梁。
法治就是统治者（领导者）通过建立制度规范，实行制度规范，变革制度规范，来维护一个国家或组织内部的等级秩序的管理方式。② ①
② 纪宝成. 《中国古代治国要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 ，第100页。 李雪峰. 《中国管理学——融通古今的管理智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52页。
术治是指合理的，着眼于有效制衡的管理方法。这种术治包括对己的因静无为之术，对人的机智察人之术，以及对官的严格制约之术。
势治是指合理的，着眼于巩固领导者权利基础的管理方式。势治有三个层面：一是以法、术护势，目的是维护领导者的基本权力；二是增强人设之势，目的是提高领导者的政治地位；三是减少他人之势，目的是稳定政治形势。
韩非认为，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只要能够灵活运用法、势、术，这三大要素，就可以劳心二不劳力，治人而不治于人，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运用者，韩非的理想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统治者，创造完备健全的法律制度，同时掌握一整套驾驭臣民的操作技巧，从而能够轻松地达到" 智虑不用而国治" 的效果。统治者高高在上，不受干扰地行使统治权，依法行事，不徇私情；像鬼一样，幽冥不测，像天一样宰制一切，这是术的妙用；他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着人们的生杀予夺，这是势的作用，此三者缺一不可，皆帝王之具。③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鞍、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鞍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鞍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④④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来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③的论点。
2、“富国以农”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把农业看作是富国的唯一途径，“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在韩非子看来，农业即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即农业，两者完全是等同的。法家首先提出农战政策，“耕战合一”、“寓兵于农”，农战实施的目的就是实现“富国强兵”。为了发展农业，法家重本抑末，否定工商业，“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③
④ 蒋重跃.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23页。 李维新. 《韩非子·定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180页。
③ 李维新. 《韩非子·难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57页。
綦组锦绣刻划为末作者富。”韩非子把工商之民视为社会" 五蠹" 之一。④重本轻末的思想也由此形成。他还强调经营管理必须以法律为依据。
他的经济思想的主干是利民论，主要是“自止于足”。人的物质需求既客观合理，又是祸害之源。既然人民的需求有合理的一面，因此就需要统治者尽可能满足这种需求，同时人民要经过自我的调整，使人的物质需求自止于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财富多元增殖论。他认为社会的财富增殖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有利的自然条件：二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在这个方面他有六种“耕战有益之民”的论说；“富国”是韩非治国的基础一环，而发展农业，又是他富国的根本途径。这就是他的以“富国以农“为纲领的农为本业论；韩非把农业作为基本的富国业，就产生了他的以利“本务“为目的而”少工商游食之民“的抑末论；“俭于财用，节于饮食“为纲领要求的官府作风论。也就是说，财用开支，要“俭”；衣食生活用度，要“节”；宫廷用器具，要“资用”；对珠宝好玩一类奢侈性活动，要“不事”；用“俸足以给事”制约的徭赋论。从“俸足以给事”入手，制约徭赋的水准，只收必要的赋税，不要贪。
3、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
韩非子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已成其威，日月得之已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已成。”韩非子同时在找个哲学史上提出“理”这一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①在韩非子看来，“理”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④ 李维新. 《韩非子·五蠹》，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132页。
① 李维新. 《韩非子·解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第22页。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4、人才的选拨，使用，考核的思想
韩非子把天下的人臣分为六种类型。第一类叫做亡国之臣，例如夏桀时候的侯侈，商纣时候的崇侯虎，春秋晋国的优施等等。这种人能把是说说成非，能把非说成是。第二类是那些不听使唤的高士，比如什么许由，卞随，务光，伯夷，书齐之流。这种人见利不喜，临危不惧；你把天下送给他，他都不要，还觉得有辱自己的名声。第三类是那些犟头犟脑，自以为是，得理不饶人的所谓诤谏之臣，例如王子比干，随国的季梁，吴国的伍子胥之类。这些人总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在君主面前犯言直谏，不给脸面，常常弄得君主下不了台。第四类是那些犯上作乱的人，如齐国的田桓，宋国的子罕，楚国的白公。这些人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不走正道走邪道。第五类是治国能臣，如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百里奚。这些人都早睡早起，不顾身体；恭恭敬敬，表白心意。第六类是那些只知道阿谀奉承拍马屁，贪图小利不顾法律不讲道义的小人，如春秋时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齐国的竖刁，易牙等。这些人一旦有机会受到提拔，就会压制有才有德之人，蒙蔽君主；一旦退下来，就会扰乱各级官吏，制造载货和麻烦。其中只有第五类韩非子认为是最理想的治国能臣：既能干，又肯干；既任劳，又任怨；既聪明，又听话，有了成绩而不自夸。圣明的君主用人，就应该用上述第五种人。选拔人才应该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拘一格，为才是举。只要他的确是人才，是我的亲属我也不回避，是我的仇人我也不排斥。他做事正确，我就抬举他；他犯了错误，我就处罚他。公正明白，毫不含糊。①我认为现在领导者用人也很适用于此。选贤用能而不为亲仇所束缚，真的很难，但正是因为不易，才使得领导者的形象更加光辉，才能有助于事业的发展。
各级干部要明确岗位职责不要兼职过多，使得职责不分明导致工作中互相扯皮。在工作中必须严格按照法规制度办事，不能凭自己的心思瞎来。要对照职责加强考核，并兑现奖励和惩罚。奖励的标准应该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而不是高不可攀的。赏罚必须有度，否则赏罚也就失去了效用。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即使放到今天仍是有效地。总之对于有功者一定要奖赏，对于有过者一定要处罚。两相比较，就能更好的鼓励进步者，鞭策落后者。
韩非子还主张尽国之才，尽人之智，“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① 徐克谦 周蔚. 《韩非子》，现代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90页。
他认为，君主的智慧不在于是必躬亲，而在于运用群臣的智慧，以达到“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的效果i 管理下属，不能以自己的智慧取代下属的智慧，否则下属处于被动的地位。就会使下属失去个性，没有了积极性。管理者也不必事必躬亲，这样只会让自己心力交瘁。换言之，即使管理过程中觉得自己才智有限，能力不足，也不必沮丧，只有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善于运用旁人的智慧，使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也必将有所作为。
韩非子对于人才的考核在今天的管理工作中同样适用。韩非子认为用人就是“循名而责实”。“名”即组织中的某一职务，头衔。“实”，即担任某一职务人的能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组织中担任某一职务的人，要有担任这一职务的能力。换言之，只有人才与职务相称，人才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才能轻松完成工作。①
我认为，韩非子管理思想的大致轮廓略如上述，可以概括为政治，经济，哲学和人事管理思想各个方面。
首先，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韩非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认为最独特的是韩非别具匠心地将" 法" 、" 势" 、" 术" 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并始终坚持将这三者放到社会背景、人性特点和其他相关的习惯、制度中加以考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他的理论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在我看来韩非子在法理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这一点不可忽略。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息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但我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韩非有着较多的主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只不过都是一些朴素的主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并用之服务于封建帝王和维护封建制度，这也体现了他的思想具有阶级和时代局限性。
韩非子旗帜鲜明地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管理的直接目标。我认为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富国与强兵都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富国是强兵之本，只有国富，国防才有可靠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强兵也是富国的重要保证，没有巩固的国防，一旦外敌入侵，经济建设就无法进行；为了保持一个安全的经济建设环境和生活环境，必须建立与国家地位相适应的国防。这是社会发展史反复证实了的客观规律。
下面我想谈谈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管理的启示，相信在现代管理中可以有选择的
利用，给管理者提供全新的视角与不一样的思考与启迪。例如韩非子提出关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善用刑赏二柄的主张，和现代管理的精神就十分相近。管理者可以学习一些具体的管理方法和管理艺术；韩非子深信人性恶，人性总是要追求利益，此观点发人深省，带给人们理想的思考，让每个人都成为不做坏事的守法之人。与亚里士多德：“人是一个政治动物”方面的言论有十分相似的地方。到近代的亚当·斯密，其“经济人”假设更是以人是自利性的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有效性。由此可见，《韩非子》的人性论假设与西方及其管理思想是具有很强共通性的。
当然，韩非子作为距今已二千多年的历史人物，其管理思想不可避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和受到历史的束缚。如对君权本身的合法性未作任何置疑，对人的主动性、善良性严重忽视，只承认人的物质利益，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狭隘的“为君主进言”的功利主义。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
但我认为，无论如何，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即使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仍可谓“博大精深”，它小到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有多多少少的帮助。更是对中国以后管理思想的形成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前的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且对整个人类解决新世纪管理难题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我对《韩非子》经济管理思想的看法
看完韩非子后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韩非子的思维方式带给我们的启示。其一，韩非子的整个行文和论述，体现出目标明确，而整个思维又紧扣目标的清晰脉络。也许正是因此，我们在读韩非子时，才一方面有犀利痛快之感，另一方面又有明显的偏狭的缺陷感。但不论怎样，韩非子所展示的恰恰是追求事功者最典型的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管理者而言，这是值得认真借鉴的。其二，重赏重罚、以刑去刑的思路。法家重赏重罚的主张和他们在变法实践过程中的严刑峻法使得法家留下了刻薄寡恩的历史形象，但事实上，法家的以刑去刑使得多数人成了守法的良民。其三，韩非子在系统论述人的逐利本性的基础上，为管理确立了一个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目标，这便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不做坏事的守法之人，而不是像儒家倡导的那样，让每个人成为有道德的好人。应当说，儒家的目标是一个理想化色彩极浓、管理难以完成的设想，而法家的目标则是现实的、管理可以完成的任务。在管理思维方面，儒法是完全不同的，但却是可以互补的。汉代以后，阳儒阴法的策略便成为一种主流的
统治策略，标志着古代管理思想的真正成熟。韩非子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的管理技巧和管理艺术，仍有现实的借鉴价值。例如他关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善用刑赏二柄的主张，和现代管理的精神就十分相近；他的术治思想所体现的领导艺术，也值得领导者们学习。韩非子的一些寓言和比比皆是的格言，也有极高的管理提示价值，有助于管理者整合各种相关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巧，进而提高管理水平和效能。例如守株待兔、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狗恶酒酸、画鬼容易画马难、滥竽充数、自相矛盾等等。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从总体上讲，韩非子的法、术、势实际上就是告诉领导者，要管好一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法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术是权力的手段，势是权力的归属。要制定严明的规章制度、清晰和强有力的奖罚措施。规章制度和奖罚措施要明确，让每个人都看到，而且每次奖罚也要公开，这样，领导者下的命令才有人服从，权力才能有效行使。同时领导者要有一些技巧和计谋，这些计谋要做得恰当周密，不能让下属知道，以此保证其实施的效果。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掌握下属的言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管理顺利进行。同时一个领导者一定要懂得树立自己的权威，牢牢地把核心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确保自己的领导地位，要善于利用环境去造势，然后因势利导，去管人做事从而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
总之，韩非子的思想是一座常读常新、取用不尽的管理精神宝库，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