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与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
作者：《中国共…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 点击数：2359 更新时间：2006-5-18 17:31:11
以孔繁森和王宝森为典型，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表明，同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共事于一个单位、从事同一种职务，有的领导干部能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成为人民的好公仆，而有的则以权谋私、索贿受贿、腐败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就个人而言，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领导干部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之高低，在于自身道德修养之好坏。就是说，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自身能否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构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思想堤防。这就提出了在市场经济下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而要加强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除了建设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制”三位一体的制度保障，还必须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即“三观”的教育。
一、历史的转折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时代内容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革命的实践中建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价值观体系武装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主体，人们的价值观呈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这是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党的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而又极为严肃的问题。
在思想理论上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前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没有变，她的根本纲领没有变。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科学的价值观体系。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368页)而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同上，第367页)为此，邓小平断然肯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没有过时。相反，“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政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同上)。
当然，要坚持，就必须发展。就是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我们党的传统的科学价值观体系赋以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但是，这并不等于所谓的“重构”或“重建”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根本认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正确认识自然界的本质的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是用唯物史观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当代中国，主要是指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即确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和社会主义发展观，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就是从根本上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这是检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标尺。但是，要使这一科学的世界观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行动的指南，化为具体的实践，就必须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下，确立起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真理认识和价值认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由真理认识而进入实践，必须通过价值观这一中介。“价值”，就其一般意义而言，就是指“好的”、“善的”、“美的”东西，因而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而所谓“价值观”也就是价值认识，是对价值的自我确认，体现为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追求。正是价值观推动人们去实践，并在实践中完成价值的创造，实现既定的目标。所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还必须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或价值目标。实际上，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真理认识中，就包括了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性，有所求才有所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转化为自己的价值认识(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前这场伟大变革中去。
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其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她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也代表了每个共产党员的根本利益，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她“立党为公”，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以人民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普遍的公民、劳动者，当然有其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价值追求，如个性发展、家庭幸福等，但作为共产党员，党性规定了他应以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对此，我们称之为党员的“角色价值观”。要不然，他就配不上“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人生观是关于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根本观点，也就是对人生的价值定位，因而主要是指人生价值观。它是世界观、价值观在人生问题上的应用和体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观和价值观在对待人生问题和人生实践上的表现。而只有确立正确的无产阶级人生观，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才能正确处理公与私、权与钱以及工作与享受的关系，从而也才能从思想上保证履行“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从政道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自我主体利益的确立、金钱财富对个人的价值地位的提升，也由于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泛滥，对于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何对待金钱、名位、享受的诱惑，就成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共产党人的最大考验是“生死关”，那么，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大的考验就是“金钱关”。许多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都已证明了这一事实。以追求金钱、名利、享受为人生目的和意义的人生观，是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根本对立的。而为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必须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此为人生的指导，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掌权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人生与金钱的关系，做到“重利不足以变其心”，“临大利而不易其义”。所以，人生与金钱的关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实际上也就是人生与党性的关系。究竟是以金钱指导人生，还是以党性指导人生，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摆在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面前的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道路。
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成为禁欲主义者，决不是要损害他们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正当利益；他们同样有应得的权利、正当的享受、合法的收入和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而且社会和组织也应在可能条件下予以不断的满足。但这些都不能代表作为共产党人的人生特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或人生价值追求，总的原则仍应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体现在领导干部身上，就应是“为人民谋幸福，做人民好公仆”。这是领导干部对人生与金钱或人生与党性关系的正确回答和正确选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观、发展观和价值观在人生实践上的具体表现。焦裕禄、孔繁森、李润五等就是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并应用于人生观的光辉榜样，他们的人生，真正达到了“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的崇高境界。
二、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是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实践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素质的根本，它产生于改革实践又必须回到改革实践中去，用以指导党员、干部的人生实践，并在人生实践中具体落实到可操作性的道德规范为主体的行为规范的践履，作为领导干部就是践履从政道德。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与从政道德是一致的，只有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才能自觉地遵守和履行从政道德，而从政道德则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实践形态，因此是否践履从政道德又是对是否确立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一种检验。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呢？其最基本的就是“廉洁奉公”和“勤政为民”。
“为政之要，曰公与清”，“廉者，政之本也”，“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廉洁奉公”是自古以来为官从政的首要之德。“廉”也就是“清”、“洁”，在经济收入上清白无污。而“廉洁”之所以成为官员从政之德，其价值又不仅仅在于洁身自好，更主要的是在于“奉公”；“奉公”是廉洁的价值目标，也只有“奉公”才能自觉地“廉洁”。“廉洁奉公”才成为一种完整的从政道德规范。
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廉洁奉公”，是“立党为公”这一党性原则的体现。“奉公”就是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行为准则，为人民谋幸福。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自身必须廉洁自律。索贿受贿、贪污盗窃、公款吃喝玩乐等种种侵吞国家财产的恶劣行为，完全背离了立党宗旨和党性原则，背离了“为人民谋幸福”的人生旨趣，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能否廉洁奉公，不仅是经济问题、道德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全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
“勤政为民”也是自古以来为官从政的一条守则。宋代吕本中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古人也有许多“为民请命”、“为民作主”之举。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领导干部“勤政为民”的内容和本质已非昔比，它要求领导干部忠于职守、勤于政事，为人民服务、办好事办实事，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好公仆”这一根本要求，为此，就必须反对脱离群众、不问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和特殊化，这是共产党的官员区别于一切官僚的基本界限，因而也是关系到党的形象以至社会风气的一个根本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坚持“勤政为民”，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有些干部就是经不住这一考验，利用手中的权力替个人和家庭谋利，而“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邓小平严肃指出：“现在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权力大了，就“有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好像理所当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8页)这就完全没有一点共产党的气味了。
如果说，廉洁奉公才能使人民放心，那么，勤政为民才能使人民高兴。因此，我们认为，廉洁奉公和勤政为民是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的最基本也是最突出的从政道德或角色道德。
三、抓好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加强对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
既然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领导干部践履从政道德的政治前提，而从政道德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实践形态，那么，要从根本上在领导干部的思想行为中落实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从政道德，就必须抓好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这一前提。它是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的一手，也是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体制、机制、法制”有效运行的润滑剂，因而是关乎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全局的一项根本性的工作。对此在工作中必须抓好三个基本环节，即用人导向、思想教育、监督检查。据此，我们建议：
第一，切实发挥选拔任用干部工作的导向作用。其关键就是要使选拔任用干部成为一个严格的“让廉勤者上，叫贪懒者下”的“第一关口”。
如果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要求和从政道德建设要求是一回事，而干部人事工作在实际选拔任用干部中则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前者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将会化作空洞的说教和毫无意义的徒劳。但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我们党和国家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制定并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但是为什么仍然有王宝森之流的人能溜过“第一关口”的检验而青云直上？为什么一些思想道德和政治素质并不合格的中青年干部仍然被选进了我们的“梯队”而得到培养和任用呢？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条是在于对干部德才标准掌握不严，对干部的思想作风、道德素质考察不力，以及对干部的培养、观察途径设计不周。
“德为才之帅”。然而，对“德”的检验和认定，自古至今都是一大难题。这是思想道德，尤其是其思想观念形态，并不都是直露外显的。因而靠一般化的平面的静止的考察了解是很难透达其里的。据此，我们认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作为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首要环节，不能只讲考察，而不讲考验；应在坚持干部德才标准，认真执行干部考察制度和考察程序的基础上，增加严格的、制度化的考验程序和考验内容。对经过考察合格，准备选任的干部，特别是准备予以重用的领导干部后备人选，要增设考验程序，要特意把他们下放到那些工作基础薄弱、人事关系复杂、环境条件艰苦、利益诱惑强烈的地方。而正是这样的地方，才能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产生一种严格的“压力场”，锻炼和考验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从政道德。也只有在这样的“压力场”中，才能显示出干部人选在思想上的高低、优劣，从而使“廉勤者上，贪懒者下”。增设考验程序，不仅是正确地选拔任用干部之必需，而且由此也为整个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树立了方向，有助于增强领导干部努力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践履从政道德的自觉性。
第二，抓好思想教育工作这一关键环节。
思想教育对于干部的思想道德具有直接的净化和升华作用，因而是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和加强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和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一个关键性的推进环节。对此，要加强理论教育，切实有效地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装为前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的就是要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要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体现当代中国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根本问题，要从思想理论上真正懂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性，从而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高度深度上确立对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理想信念。唯其如此，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坚持党性原则，即明确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党性原则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在确立世界观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指导人生实践，确立正确的人生观。
正面的理论教育和学习是必要的，但要真正取得成效，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加强针对性，要根据领导干部思想中实际存在着的种种矛盾和困惑，做到理论学习与社会实际、理论学习与思想实际的两个结合，这样才能“入脑”、“入心”，学到实处，学到深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提高认识。
为此，在教育、学习中，还应改变那种听听报告、读读文件、谈谈工作的“单纯的”、“轻松型”的程式，要造成一种“紧迫性”、“紧张性”的学习氛围，使干部产生一种自我压力感，也就是使干部在自己思想中产生一种确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自觉心态，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才能提高学习质量收到实效。
二要着重剖析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从政道德问题上的正面榜样和反面典型，以此对领导干部进行对比教育。
三要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一项提高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对领导干部进行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和从政道德建设的重大制度确定下来。
在当前，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决定》的要求，把领导干部必须“联系困难户，解决急难愁”作为一项工作责任和工作制度，列为对领导干部进行政绩政风定量评质考核的重点内容，这对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尤其有现实意义。它可以使那些整天泡在会海之中或沉迷于公款吃喝玩乐的干部感到羞愧内疚，还可以使那些在当前的改革大潮中被复杂的利益攀升冲得心态失衡的干部找到心理的平衡点，激发起为困难群众排扰解难，为广大人民群众多办好事、急事、实事的内心压力和强烈责任心，纠正和克服自己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从政道德问题上的偏差与缺陷。
四要在当前特别强调重新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思想斗争武器。为此，要重新学习《反对自由主义》。要把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著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必读文献，列为各级党校、政校的经典教材。要特别注意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威力强大的思想斗争武器在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实践，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从政“自律”行为。“自律”就是由自责、自讼而自制、克己，也就是开展自我批评和进行自我约束。但是“自律”不等于闭门思过，它要有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指导，要有实践和群众的推动，还要有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在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动摇和不可替代的。
第三，加强监督检查工作。这是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制约环节。目的在于促使领导干部确立一个强烈的观念，即严格遵守廉洁、勤政的法纪规定，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高压线”。
在这一方面，目前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明显不够，远未达到振聋发聩的程度；对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的一般的、苗子性的思想作风问题，还难有精力去及时地严肃校正；对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在作出必要的惩处时，局限于对其错误行为的查证、认定，而忽视对其错误思想的剖析和究根寻源、着力校正。为此，我们建议：
1、对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监督、监察法制、体制、机制问题，以及相应的机构、职能、任务、手段等，要作为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保障人民政权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列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全局，予以重点研究、协力攻关。只有做到法制定、体制顺、机制灵和职能清、任务明、手段有力，才能对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监督制约达到足够的力度。
2、对因犯错误而受到惩处的领导干部，要对其犯错误的思想原因进行剖析和究根寻源，以利校正。对此，监督检查机构要设专门部门负责。对犯错误干部的思想检讨和认识转变是否深刻、是否提高，要由这个部门认定，也只有这个部门的出证认定，才能作为在具体惩处时的“是否已有认识”和“认识是否深刻”的情节依据。同时，这个部门必须严格执行“不提高认识、不检查深刻、不找到思想根源就不能轻易过关”的原则，以利犯错误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转化。
3、要从上至下地全面建立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三岗”教育制度。其基本内容是：由纪检监察机关(部门)出面主持，与干部人事部门紧密配合，在干部上岗任职之时，集中进行强化党内廉政意识的基础教育；在干部在岗履职期中，定期轮批进行兴廉拒腐的警策教育；在干部离岗退休之前，提早进行勤勉保廉、防变杜贪晚节教育。做到让干部在不同任职阶段的转变时刻能及时受到监督检查部门的提醒与帮助，时时感到监督的存在，自律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