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对"鲁镇"的民俗描写

　　摘要：鲁迅《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有5篇明确提到“鲁镇”并对其民俗做了多侧面的描写，诸如《孔乙己》中的衣食风俗、《明天》中的丧葬风俗、《风波》中的“起名字”、“辫子”和“裹脚”风俗、《祝福》中的年俗祭祀和婚嫁风俗，以及《社戏》中的出嫁女省亲风俗等。鲁迅对“鲁镇”的这些民俗描写有深刻的文化批判用意。特别是《社戏》中对“鲁镇”之外平桥村的民风描写，以一种纯朴、天然的美好与“鲁镇”民俗形成鲜明对比，隐喻地传达了他对“鲁镇”生活的不满、厌恶和批判。 　　关键词：鲁迅小说；民俗描写；文化批判；理想展望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30-04 　　一 　　鲁迅的白话小说共33篇，其中《故事新编》8篇自成系统，风格独异，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属于那种“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而且是从历史中“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①类型的历史与现实揉合、真实与荒诞相融的具有独创性的奇特小说。《呐喊》、《彷徨》中的25篇可以看作一个系统，除了《兔和猫》、《鸭的喜剧》两篇实录市民生活，流露出通俗文学的品性，另有《社戏》主要描写乡村少年们的一次夜间撑船看戏、煮蚕豆活动，笔调轻松欢快；其他作品都可以看作严肃的思想小说，在主题上表现出对国民精神状态的思考和救治追求，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文化批判性。这些所谓严肃的思想小说，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农村社会生活为主体，揭示了农民的悲苦命运，暴露了农村宗法制度的黑暗和农民生存状态的愚昧落后，批判了儒家伦理文化对农民特别是对劳动妇女的毒害。另一类作品以城市小知识分子和市民生活为题材，描写了旧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悲惨命运和荒唐人生境遇，表现了新知识分子的觉醒、苦闷、迷茫，也批判了其中一些人的荒唐和堕落；同时还暴露了市民社会的黑暗、麻木和愚昧。总之，《呐喊》、《彷徨》这两部小说集比较全方位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腐朽没落，表现出明确的社会批判性和革新社会追求，并试图通过改造国民精神来拯救国家民族。这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创新追求背景下的普遍情绪，尽管他们的行动结果只能是一种文化批判，但在思想启蒙上的价值不可低估。 　　鲁迅以思想家、革命家、小说家著称，他的小说被尊为思想小说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但鲁迅也是描写民俗的大家，他的小说也是民俗小说，这方面学术界的关注很不够。本文仅从鲁迅的几篇提到“鲁镇”的小说来考察鲁迅对民俗的描写，主要讨论民俗描写在这些篇章中的价值。 　　二 　　《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有五篇提到“鲁镇”，并从不同侧面描写了“鲁镇”和“鲁镇”附近平桥村的民俗。所谓“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1]1 “风与俗在《汉书》上又有不同所指：‘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上之所化是指由上而下的教化，有一种推广神的力量，所以叫风，是说像风一样遍布四方。下之所化是指下层人民所用以自我教化的东西，它在民间为人人所习，所以叫俗。”[2]1 可见观民俗或民风是认识特定社会中人和人的生活的基本手段。鲁迅作为一个怀有救治世俗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承载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命的小说家，《呐喊》、《彷徨》中的小说对民俗的关注带有颠覆旧文化的动机，主要目的是暴露一些陋习、批判风俗对人的精神毒害或揭示人物性格与社会习俗的关系等。本质上是对已经风俗化的封建专制文化进行批判。 　　鲁迅小说有四篇直接描写“鲁镇”发生的故事，即小说虚拟的环境叫“鲁镇”。这四篇作品分别是《孔乙己》、《明天》、《风波》、《祝福》。另有一篇提到“鲁镇”的小说是《社戏》，主要描写的是“鲁镇”之外的平桥村的美好生活，但也提到了“鲁镇”外面嫁来的女儿回乡省亲的民俗。也就是说，五篇提到“鲁镇”的小说在民俗描写上形成了两个对比维度，具有鲜明的对比性。一方面“鲁镇”里的社会民俗需要革新改造，另一方面“鲁镇”外面的世界（特指《社戏》中展示的平桥村的田园世界）令人留恋，鲁迅通过这种对比性的民俗描写，隐喻地传达了他对“鲁镇”生活的愤慨、厌恶和批判，对平桥村式的世外桃源的追寻。 　　《孔乙己》开篇便是：“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这是一段精彩的民俗描写，从中可以看出“鲁镇”人们的饮食风俗、衣着风俗和酒店经营风俗。更主要的是，这段描写为孔乙己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在“鲁镇”这样的凭借衣着、饮食消费方式就可以明显判定一个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地方，“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的存在方式就成了一道具有讽刺意味的风景。如果没有开篇这一段对“鲁镇”人们风俗习惯的描写，就不能鲜明地反衬出孔乙己存在的滑稽。孔乙己穿长衫而不属于富贵之流，也不属“短衣帮”即不能务农经商做工，他被封建科举制度彻底变成了一个没有生存能力的废人。孔乙己的人生悲剧固然有他个人的性格因素，他“的确有很多令人生厌的毛病，例如自命清高，放不下架子，鄙视劳动，不会营生，是一个十分迂腐麻木、至死也没有觉悟的旧知识分子。”[3] 但孔乙己并不是一个恶人、坏人，他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卑微小人物，他的性格悲剧是因为受了封建文化的毒害太深，他的人生悲剧是由封建科举制度直接造成的。孔乙己的凄惨结局说明，在封建王朝统治下，读书人如果不能被统治阶级选拔为奴才，进而以官老爷的身份成为治理天下的工具，就只剩下了穷苦潦倒一条路；封建科举制度是脱离民众现实生活的、为王权驯化奴隶的官吏选拔制度，是统治阶级治理天下的工具，而不是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生产能力的教育制度。这样深刻而沉重的思想，通过一个人物在固定场合的衣食方式细节表现出来，这的确是一种独具慧眼的创造。作品通过“咸亨酒店”一个伙计对孔乙己这个独特人物的讲述，批判了“鲁镇”社会在官本位文化的控制下造成的人生灾难。 　　《明天》中写到“鲁镇”的就寝风俗、医疗风俗和丧葬风俗。“原来鲁镇是僻静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睡觉。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喝得正高兴；一家便是间壁的单四嫂子，她自从前年守了寡，便须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所以睡得也迟。”这段关于“鲁镇”民风的描写，展示了“鲁镇”社会的封闭、停滞和落后，暗示了单四嫂子生存的艰难。同时也对“鲁镇”的“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之流的男人们的下贱、卑鄙、无所事事的人生进行了鞭挞。“鲁镇”的医疗风俗描写流露出鲁迅对巫医的厌恶和批判。“鲁镇”的医生“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判定病因用的是“火克金”一类的胡言乱语，开出的“保婴活命丸”也没有救活单四嫂子的宝儿。 　　单四嫂子的“宝儿”死后，当她“号啕”的时候，鲁镇的人们便在她家“聚集了几堆人：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王九妈便发命令，烧了一串纸钱；又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单四嫂子借了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第一个问题是棺木。单四嫂子还有一副银耳环和一支裹金的银簪，都交给了咸亨的掌柜，托他做一个保，半现半赊的买一具棺木。”第二天，“下半天，棺木才合上盖：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塌地的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她，才七手八脚地盖上了。但单四嫂子待她的宝儿，实在已经尽了心，再没有什么缺陷。昨天烧过一串纸钱，上午又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收敛的时候，给他穿上顶新的衣服，平日喜欢的玩意儿，――一个泥人，两个小木碗，两个玻璃瓶，――都放在枕头旁边。”“这一日，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咸亨掌柜便替单四嫂子雇了两名脚夫，每名二百另十个大钱，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王九妈又帮她煮了饭，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太阳渐渐显出要落山的颜色；吃过饭的人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于是他们终于都回了家。”上面从《明天》中摘录出来的丧葬风俗描写可以看出，鲁迅一方面在展示单四嫂子的悲惨命运，一方面也控诉了“鲁镇”人们借他人的灾难而发财、贪图便宜的丑恶嘴脸。尽管也有“义冢”这样的信息流露出鲁镇的慈善，但借贷和抵押这些经济活动背后，隐藏着单四嫂子的穷困潦倒，说明鲁镇并不是一个真正慈善的地方。特别是人们借机在丧葬仪式的操演中发财的发财、混饭吃的混饭吃，进一步把单四嫂推进了穷苦的深渊。可见，风俗是所谓吃人的封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穷困的单四嫂在丧子的悲痛中完全被这种风俗所操控，已经陷入精神麻木的境地，而“鲁镇”的人们大都是别有用心地热衷于一种风俗活动，并没有真心怜悯，遑论无私帮助。 　　《风波》中多次提到“鲁镇”，也提到“咸亨酒店”，其中有一段描写道：“第二天清晨，七斤依旧从鲁镇撑船进城，傍晚回到鲁镇，又拿着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和一个饭碗回村。”可见七斤生活的地方是“鲁镇”旁边的一个村庄，由于距离上的紧邻关系，深受“鲁镇”文化影响，属于“鲁镇”文化圈范畴。“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了小名。九斤老太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便渐渐的变了不平家，常说伊年青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么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总之现在的时世是不对了。何况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亲七斤，又少了一斤，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例。所以伊又用劲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②这段关于“鲁镇”近郊乡村社会人们起小名风俗的描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借九斤老太整日挂在嘴边的一句“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把1840年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景况再准确不过地概括了出来。甚至可以说，鲁迅借九斤老太的话，说出了他对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的看法。他曾在《摩罗诗力说》中讲到：“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把这段话译为现代白话文，意思是说：人们读古老国家的文化史，随着时代看下来，到了最后一页，一定会感觉到凄凉，就好像从温暖的春天离开，进入了萧条的秋季，（早期）那生机萌发的景象逝去了，显出绝灭的征兆，眼前所见是一片枯萎凋零，我难以说清这种现象，姑且把它说成是萧条的停止吧。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还接着说：“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转为影国者，无不如斯。”“故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讽刺之辞耳！”联系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境况，鲁迅有这样感伤的历史观和文化史观也是可以理解的。 　　《风波》中还写到“辫子”和“裹脚”习俗。七斤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很为自己没有辫子诚惶诚恐，而“有些遗老的臭味”的赵七爷又赶紧把盘起的辫子放下来，把不常穿的竹布长衫也穿了起来，并公然出来威胁七斤嫂说：“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可见，中国人在清朝时“留辫子”是“自上而下”的风俗，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教化”手段。老百姓在长期严酷的专制统治下，对权力充满了恐惧，没有丝毫个人权利，连头发怎么弄也没有自主权，人们只有忍辱负重、逆来顺受、苟活的份儿。而那些被彻底奴化了的赵七爷之流，已成为“老例”的铁杆卫护者。“裹脚”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流传已久的陋习，是封建的儒家伦理文化对妇女的戕害。人们对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头发和脚都没有自主权，可见，“上之所化”的“风”对民的“教化”作用严酷到了何等程度！ 　　《祝福》也是从“鲁镇”的民俗描写开始的。“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幽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鲁镇”上的人们“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当“鲁镇”的人们红火热闹地“送灶神”、“迎福神”、放鞭炮，在种种民俗仪式的忙碌中过春节的时候，祥林嫂却在物质的穷困中，在鬼神、地狱之类封建世俗迷信文化的折磨中，凄惨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