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一个人如果要隐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杨绛先生于今日凌晨逝世，享年105岁。编辑|钱珏晓
曾有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活那么久太苦。”
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钟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 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钟书就决定留在祖国。“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牛津大学的朋友来信，邀请他们去英国。” 但钱钟书复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
杨绛后来回忆道：“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
“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杨绛尽量省下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避开了一些政治场合。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而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
杨绛曾翻译了一首英国诗人蓝德的四行短诗，简直就是她的心声：“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大跃进开始后，学术界搞起“拔白旗、插红旗”，把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杨绛和钱钟书的一些学术论文都成了“白旗”。杨绛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董衡巽曾用一句话概括杨绛的“怒目”与幽默：“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杨绛从来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心甘情愿做“灶下婢”。“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钱杨夫妇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夫妻了。
抗战胜利后，钱钟书的新篇旧作陆续出版，第一本是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该书出版后，钱钟书在两人保存的样书上写下了一句话：赠予杨季康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1977年1月，单位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她去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看房子。 从此，一家人安顿下来，专心读书做学问。在杨绛的熏陶下，钱瑗也十分刻苦。
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3月，确诊是肺癌晚期。
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1997年3月3日。第二天下午，钱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杨绛还得到医院看钱钟书，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她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告诉钱钟书。百般思量，起初继续装作女儿依然安好。过了4个月，见钱钟书身体较好，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一点一滴说出来。
杨绛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 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一年后，钱锺书去了。杨绛兑现对钱钟书的话，开始写《我们仨》。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依相偎。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曾这样感叹一家人的失散。在《我们仨》的结尾处，杨绛把自己比作一个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如今，我们仨，终于团聚了。我们会惦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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