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静态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分歧的焦点是贸易条件是否恶化，贸易条件又直接取决于一国技术水平进步的速度，虽然较低技术水平的商品客观存在着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趋势，但一国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来优化自己的贸易条件。随着技术链的拉长，传统的重商主义或进口替代加自由贸易两阶段技术赶超模式已过时，新的技术进步模式应该根据一国资源有效配置原则分为自由贸易、有限产业政策、有限战略性贸易政策三个阶段。中国当前的工业化水平要求采取第二阶段战略，才能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 ［关键词］ 比较优势；贸易条件；技术差距；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7－0017-05 一、当前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争论的实质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出口商品贸易条件的日益恶化，对发达国家技术、市场依赖的日益加深，加之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贸易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加剧了国内就业、消费不足问题，形成了贫困化增长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以对新苏州模式――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再思考为契机，国内学术界就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新一轮大讨论，希望能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发展道路。 在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评论上，学者们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为代表，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基本正确，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市场调节，扩大开放，利用比较优势来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他们认为，人为的干预产业结构，搞赶超战略，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发展迟缓，寻租增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问题，形成阿根廷式的危机。其中一些人更提出，只要依据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进行自由贸易，就能走上发达之路，贸易条件和产业结构无关。另一种是以社科院研究员郭克莎等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是很满意，认为过度地依赖于国外的技术引进不太可靠，依靠私人企业来促进产业技术开发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规模经济与外部性等，也不太现实，必须依靠政府的适度贸易保护和适度产业干预，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一定产业一定时期的逆比较优势发展，我们才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变中国不利的贸易条件，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和贸易条件紧密相关，而且关系很大。 两种发展观的争论实质上还是静态的比较优势观和动态的比较优势观的分歧，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理论的基本分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由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的要素禀赋论和雷布辛斯基定律构成，特别是后两个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只要依据自己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积极地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要素均等化趋势就会不断地缩小贫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随着贸易的发展，要素禀赋的改变，一国可以自动地发生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由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克鲁格曼等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组成。该理论强调市场只关注短期利益，容易运转失灵，使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导致长期利益的损失，形成马太效应。只有通过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失灵不存在），采用逆比较优势战略，扶植幼稚产业的成长，主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实现经济的赶超，达到资源长期的最优配置。 两种发展观点都强调自己的战略是最优选择，其基本理论都经历过历史的实践检验，都有其成功的例子，那么，对于中国，哪种战略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呢？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自由贸易所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否会导致后发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贸易得益的减少，如果贸易条件恶化确实存在，贸易得益在减少，适度贸易保护就是必要的，政府的产业干预政策也是必要的。如果贸易条件恶化不存在，贸易得益增加，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市场调节和自由贸易就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后发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在恶化，贸易得益是否在减少呢？ 根据不同的统计方法虽然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商品贸易条件恶化问题确实客观存在，这和几个因素有关，如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供给过于刚性，收入弹性低，很容易导致供过与求，价格下降，并且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进一步恶化了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得益，过于激烈的竞争、工业品的替代效应也经常导致初级产品生产国产生贫困化增长，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但对于工业品生产国来说，情况恰恰相反，由于产品需求弹性高，供给弹性高，收入弹性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其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使供求大体平衡，并保持在某些工业品上的生产垄断，贸易条件相对优化，而且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贸易得益也就较多。因此，相对于工业品生产国而言，生产初级产品的后发国家存在着商品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贸易得益的相对减少，基于此结论，后发国家经济学家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然而，仅仅工业品所占产值比例的增加还是不够的，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又加入了新的内容，不仅是初级产品对工业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且，工业品内部不同类型的工业产品之间也存在着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如初级产品对轻工业产品，轻工业品对重化工业产品，重化工业产品对高新技术产品，都存在着贸易条件恶化的迹象。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密集度，因此，各国就处于产品生产周期的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最大区别是其对技术水平要求的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就在产业链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相对而言，那些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对于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国家对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对于生产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家都处于持续的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状态。因此，产品周期理论得出一个结论，即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不再是土地，自然资源等这些天赋要素，而是后天开发的技术要素。一国的贸易条件与其所处于的技术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技术要素已经成为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看待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再是看其生产什么产品，而应该看其产品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即使生产同一类产品，但由于使用不同的技术，处于产业发展的不同周期，因此其贸易条件是不同的，贸易得益是不同的。 虽然，初级产品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持续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之中，但对于一国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商品贸易条件的改变，而是自己贸易得益的改变。由于贸易条件与一国的技术地位紧密相关，当一国的技术进步比较快、产业结构升级比较快时，其出口和进口的商品贸易条件都将得到不断改善，其贸易得益大于贸易损失。如果一国技术进步比较慢、产业结构升级也比较慢时，其进出口的商品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其贸易损失大于贸易得益。因此，对于一国来说，不同技术类型商品之间的贸易条件虽然是在不断恶化的，但是，一国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改变自己在世界技术分工中的地位，突破静态比较优势分工导致的贫困化增长趋势，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不断地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
可见，不同类型的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化却是主观的，它取决于一国技术进步的相对速度，如果一国技术进步明显快于别国技术进步速度，产业结构转换较快，则一国贸易条件会不断改善，否则，如果一国技术进步速度明显低于别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因此，技术进步速度快慢是一国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一国贸易条件是可以动态改变的，不一定存在长期的恶化问题。 三、新技术发展阶段论与经济发展战略 根据历史的经验，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渐进的现代化还是后发成功国家的赶超现代化，都有一个贸易保护的过程，经济史上前者叫重商主义阶段，发展经济学上后者叫幼稚产业保护阶段，二战后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被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总括起来，似乎工业化发展过程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保护阶段，无论重商主义还是幼稚产业保护、战略性贸易政策，都主张第一阶段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促进新产业的赶超发展，待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渐缩短或获得产业竞争优势、改变自己的贸易条件后，再进入第二阶段，即自由贸易阶段，由注重长期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益到注重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让市场自发调节资源的配置，其中关键的还是技术进步。 相对而言，古典式的技术赶超模式比较简单，因为当时工业结构比较简单，各国之间技术差距不大，一国可以引进的技术很少，很快就达到引进的极限，要赶超先进国家，第一步就是贸易保护，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其达到一定规模和竞争力；另外，当时科技知识积累也不多，各国相差不大，新技术开发机会很多，不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辅助设备，也不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协助，使很多国家都有机会开发新的产业。因此，当时后发展赶超成功的有影响的国家比较多，如德国，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工业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门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国家再要想实现赶超，其要跨越的产业链已经非常长，要求投入的资金和技术也非常多，还需要大量的相关产业及辅助设备、基础设施作为铺垫，对政府的动员能力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并且，由于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存在，后发国家将要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因此，对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要实现工业化的赶超十分困难，对于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很多国家将要跨越的不是德国、日本崛起前要克服的轻工业劣势，而是比韩国还要艰难的跨越轻工业、重化工业、电子工业、信息技术、航天工业、生物技术等一系列产业劣势和技术差距，因此，后发国家的赶超将是一个比较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要想同德国一样直接楔入重化工业，迎头赶上已经基本不太可能，因为今天的技术更为复杂，需要大量的相关产业来支撑，而后发国家缺乏基本的条件。因此，很多国家现在还大搞跳跃式的进口替代或次级进口替代战略，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期迎头赶上，那是不切实际的，必然会带来投资效率的低下，发展的失败，导致得不偿失。因此，工业化的赶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好地规划，要充分利用各种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相对先发国家来说，后发国家可用的技术更多，对于一些常用技术，可以通过大量招商引资及技术购买来获得，从而节约技术开发成本，加快技术进步速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民收入。然而，可以廉价引进的技术一般是发达国家已经淘汰或没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基本上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没有什么竞争，这些技术或产业一般利润较低，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虽然这些技术的引进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一国的贸易得益，但要实现一国经济的赶超，仅靠发达国家这些水涨船高式的淘汰技术是不行的，还必须不断地根据发展需要，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笔者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化的赶超就是技术的赶超，传统的保护贸易、自由贸易两阶段发展论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后发国家的发展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转换不断改变自己的技术发展模式。根据当前的情况，后发国家技术赶超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由贸易、技术引进为主，因为随着发达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技术已失去垄断价值，成为常用技术，引进容易，而且价格便宜，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加速自己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虽然该商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商品来说依然处于绝对恶化状态，但我们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一国相对贸易条件，这时静态的比较优势是分工的基础，资源配置效率高。这一阶段如果不顾本国现实，什么技术都要自主开发，或跳跃式赶超，做力所不及的事，必然会导致资源的紧张与浪费并存，造成发展的失败，这也是中国解放后长期进口替代政策失误的原因。但技术引进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会成本递增，当产业结构对发达国家造成竞争压力后，其可获得的可能性急剧降低，导致技术进步受阻，产业结构升级困难，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大于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形成贫困化增长，资本由于产业利润低，大量闲置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就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并重，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通过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和贸易得益。在第一阶段，台湾地区比韩国做得好，充分地利用了静态的比较优势，但在第二阶段，台湾地区依然执着于静态的比较优势，未能积极地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经济发展就不如韩国。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后发国家能够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发达国家也不希望出现另一个日本或韩国，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政策就进入第三阶段，必须以技术的自主开发为主，面对的是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国家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合作与交流，占领产业制高点，获得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将动态的比较优势与静态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宏观平衡与微观效率，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跨越式赶超。 因此，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和刚刚进入中期阶段的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实行产业政策，因为引进技术容易且成本低，可以节省时间和资金；并且因为资本稀缺，也没有能力实行产业政策。但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国家来说，技术引进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资源闲置很多，应该逐渐加强技术自主开发力度，打破发达国家的市场垄断，促进资源的长期有效配置。然而，由于越到较高技术产业阶段，其投资规模越大，规模效应和正外部性越明显，对基础设施与支持产业要求越高，而且投资周期长，风险大，这就需要一定的产业政策的支持，以促进新产业的成长，有时候，政府甚至不得不亲自担当起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长期资源配置失效。而且，受西方优越论的影响，后发国家的国民普遍有一种崇洋心理，喜欢优先购买国外品牌商品，这也对后发国家的技术开发不利，必须通过国家采购、市场保护等有效措施来保证民族高新技术企业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扶植其尽快成长。 四、认清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重构经济发展战略 解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解放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由于特殊的原因，中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走技术自主开发之路，重复开发严重，技术进步速度慢，投资成本大，资源利用效率低，虽取得有限的进步，但付出成本太大，并拉大了和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纠正了前一阶段的失误，大力引进技术，赢得了开发时间，节约了资本，改善了中国贸易条件和贸易得益，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缩小和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技术瓶颈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产业结构转换困难重重，贸易条件恶化，有些产业陷入贫困化增长，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引进技术越来越难，比例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国外企业技术垄断现象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自主的技术开发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贸易条件。否则，依靠静态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前有发达国家的垄断，后有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夹击下，必然会导致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陷入贫困化增长而不能自拔。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实行有限的产业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形成动态的比较优势。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中国实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有自己的优势，一是资本充裕，西方国家只是从绝对量上来看中国的资本量，这是错误的，虽然中国资本绝对量并不多，但由于中国已有的产业发展十分成熟，竞争十分激烈，投资风险增加，技术瓶颈制约了产业升级，导致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使产业利润十分微薄，大量资本被闲置，将这些低效利用的资本用到对改善未来中国贸易条件关系重大的新兴产业中去，恰恰是对资源的长期优化配置。二是外汇瓶颈不存在。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可以影响一些商品的贸易条件，通过减少一些过度竞争，贸易条件恶化厉害的产业的投资与产出，反而可以优化贸易条件，甚至增加贸易得益。而且，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不会因为某些产业的衰退就出现贸易逆差。三是分摊成本，中国实行的是梯度开发政策，技术的加快进步，有利于中国各地之间的产业转移，提高各地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否则，像现在一样集中于有限几个产业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各地的贫困化增长。四是充足的人力资源，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都有利于新产业的技术开发。五是国家较大，可以兼顾动态与静态的比较优势，协调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的资源配置，而不会导致发展的失调。 对于实行怎样的产业政策，后发成功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如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通过关税、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目标产业的发展，完善市场、产权机制等等。笔者认为，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实行产业政策要注意三点：（1）实行的是赶超式的工业化战略而不是跃进式的战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讲究的是速度要快，产业政策应该遵循轻工业―重化工业―信息产业―生物技术这样一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模式，而不是舍易就难的大跃进式不顾自己的条件企图迎头赶上，这是不现实的，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2）产业政策的成功需要一个有力、廉洁的政府，在市场失灵较严重的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民主法治建设，约束政府寻租和官员腐败，另一方面应该选择副作用最小的政策，防止双重失灵。（3）市场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有力刺激因素，因此，应该尽快破除国内严重的行业垄断、区域封锁，促进公平竞争，在产业战略实施的主体选择上，应该把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私营企业作为主要对象，确保微观领域资源配置的较高效率。 当今，世界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现代化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撕裂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人的异化，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然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因此，中国必须摆脱对西方式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理念，致力于创建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的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的赶超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4. ［2］杰拉尔德・迈耶，等.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中译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3］王文龙.后发劣势：对后发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层思考［J］.经济问题，2007，（4）. ［4］王文龙.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及其影响［J］.经济问题探索，2002，（10）. 责任编辑：艾 岚 责任校对：何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