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蚁族"等词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摘要：“蚁族”群体尴尬的生活现状倍受关注，本文分别从对“蚁族”概念的界定，试图勾勒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窘迫的现实社会图景，并分别从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视角，动静态结合分析“蚁族”存在的社会原因及这一群体的发展困境。 　　关键词：“蚊族” 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2009年开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在发达城市超高房价助推的巨大压力下，“逃离北上广”成为时代口号，与之对应的是一群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生活拮据、现状窘迫却仍然坚持生活在中心城市，他们勤勉努力，试图贴近并融入城市生活，却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有一个形象的称谓――“蚁族”。 　　一、“蚁族”的内涵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1]，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多令人堪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卸下“天之骄子”的光环，在“蚁族”身上有挥之不去的“迷茫一代”的阴影，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草根阶级。这些拥有远大理想和惨痛现状的“80后”一代，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高智、弱小、群居是“蚁族”群体的特征。“蚁族”主要出现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这些大学毕业生怀揣着梦想到学校，充满着理想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生活，以北京唐家岭蚁族聚居区为例，因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因而形成聚居。小小的聚居村折射出一幅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生存现状的结构图。 　　二、社会分层和流动视角下的“蚁族”现象 　　“蚁族”的产生说明我国就业制度不完善、不合理，说明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和就业期望需要调整，说明我国社会流动的滞缓和社会分层存在的不合理现象[2]。这一现象的存在既包括高校毕业生自身的心理因素，同时也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 　　阶级、阶层存在的必要前提是特定社会价值物的相对稀缺，以房子为例，蚁族聚居的主要原因多是房价太高，和有限的工资相比，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大多数步入社会的高校毕业生望洋兴叹，或是沦为房奴在人均工资线以下苦苦挣扎。然而在狭隘的择业观念驱使下，“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落后地区出来的大学生宁可在大城市做“漂”，也不愿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但是，由于“漂一族”在大城市寻不到落脚之地，很难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经济的拮据加上心灵的无所寄托只好选择聚居的形式，在矛盾和挣扎中试图融入城市生活。 　　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分层指的是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社会分层体现着社会不平等。社会学家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先将社会分为五种社会地位等级，又是运用定量原则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程度，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在职业类别方面，由高校毕业生聚集的“蚁族”是一个高知群体。然而群体中大多数人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为主，产业层次较低。在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方面，该群体虽拥有较高学历，因家庭出身和职业岗位所限，多属于打工阶层，组织资源有限，是低收入群体，且在其生活的城市无固定房产；从收入支出上看，他们收入的70%以上用于支付房租与承担基本生活保障。同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一样，“蚁族”群体处于社会阶层结构的较低层次，属于弱势群体。 　　 “蚁族”、穷二代现象是社会阶层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状态，是一种在市场化过程中因公共政策不到位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欠发达地区生源地的高校毕业生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区域发展不平衡使社会阶层的断裂成为可能，与中小城市或是农村相比，大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城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与一些小城镇或西部的城市相比，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和更好的发展空间，很多大学毕业生在大城市巨大的吸引力感召下，越是人才饱和的发达地区或大城市，前去择业的就越多，急需人才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或农村反到难招到人才。与此同时，随着高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导致“蚁族”生活窘迫，人生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与预期相差较远。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蚁族”是社会阶层化的现象，是社会向上流动受阻导致的结果。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阶层现象，社会阶层的产生与社会流动密切相关，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可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社会流动可以打破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给较低社会地位和社会处境不理想的社会阶层成员带来希望，带来努力和前进的动力，让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自隋唐开创科举制度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建立比较通畅的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机制，从而成为能够保持传统社会2000年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社会每年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通过这条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科举制给所有读书人以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为家境贫寒背景衰微的学子带来成功的希望。然而在当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层的僵化和社会流动的滞缓，个人的发展更多的看重的是权力和人情，权力、财富等社会资源越来越呈现横向的集团化及纵向的世袭化，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市场机制带来的利益分化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加剧了马太效应的突显。与“蚁族”尴尬的生存境地相对应的受到舆论口诛笔伐却依旧养尊处优的各种“富二代”、“官二代”，许多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缘分。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二代与二代，就业岗位的阶层世袭；权贵与贫民，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据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他们的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对于“蚁族”成员来说，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是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后，他们仍然为了今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而努力学习。但毕业时他们却发现，由于没有硬关系和好背景，只能又回到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的板结现象，为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增添阻力，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无奈等成长的烦恼在“蚁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3]。 　　蚁族、穷二代的生存困境反映出向上社会流动受到的阻力，今天，社会流动的宏大进程仍在继续，在有序、开放的主流趋势下，社会流动中存在的阻隔和难题也日益凸显。户籍制度的分割，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行业用人制度的僵化与任人为亲，使优秀人才的发展空间日渐缩小。如今的“蚁族”对向上流动的沮丧一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大讨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呼号[4]。 　　在一定意义上讲，有阶层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阶层固化，不能正常社会流动。社会存在底层群体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底层扩大化，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阶层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共赢”。社会学家通常认为现代阶层结构形态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即中产阶级逐步变大，促使社会底层变小中间变大。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给社会成员特别是具有较高知识储备的高校毕业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拓展多元化发展空间。要通过改革，不断构建和完善与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的社会流动机制，为更多的人创造上升流动的机会[5]。公平性、开放性和合性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也是“蚁族”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愿景。 　　参考文献： 　　[1]廉思． 《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蚁族》[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李景平 苏继文 李庆．《政治稳定视阈中的“蚁族”现象分析》 [J]. 经济研究导论， 2010 （07） 　　[3]龚维斌．《社会向上流动受阻催生夹心层》[J]. 人民论坛，2010 　　[4]李强． 《创造条件使更多人实现上升流动》. 《理论视野》，2010（07）. 　　[5]《透视“蚁族”现象：安居乐业的青春梦想如何飞扬》[J]. 新华教育，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