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南生
《史学月刊》 2001年03期
[中图分类号]K25;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1-0060-08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开始瓦解，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资本投资机器工业的限制，民族机器工业在若干行业尤其是棉纺织、面粉等业中获得了显著发展。早期工业化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传统手工业的命运如何？学术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破产说”和“依附说”，认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城乡手工业，既已无力抗拒外国商品的侵袭，只能步步退却，销路日见萎缩，也就无法逃脱破产的命运”，棉纺织手工业是遭受破产命运的典型行业，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代表了中国手工业的另一种命运，即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的命运。”[1]笔者认为，将中国传统工业在鸦片战争后的命运归结为“破产”和“依附”两种类型，很难全面概括近代手工业的复杂情形，在若干手工业行业中，传统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原始工业化现象，并与工业化在一个长时期内共存，构成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本文试以近代棉纺织业为例，对这种二元模式的形成、原因及其内部关系等问题，阐释如下。
一
二元模式大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经历了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突发式”产生、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棉织业的发展等三个步骤，至20世纪初形成为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的“两栖”行业。
鸦片战争后，输入中国的外国机器棉制品逐年增多，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已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洋纱洋布的摧毁，据统计，1890年外国进口洋纱已达108.3万担，洋布达1656.1万匹[2](p1368)。按学术界已有的估算，1894年全国土布产量5.89亿匹，需纱741万担，其中机制纱174万担，则机纱已占土布用纱总量的23.5%[3]。从局部地区来看，传统手纺纱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如闽广地区土布用纱总量中约67.8%已为洋纱所取代。但是，对鸦片战争后传统棉纺织业所受到的破坏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即使是在开埠通商最早的东南沿海地区也还存在着手纺纱的大量记载，如上海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沪上未有纱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4]，同一时期的苏州也是这样，“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5]。其它内陆地区与边远省份的情形可想而知。甲午战争后，随着在华通商口岸外资纱厂和民族机器纱厂的相继设立，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进程进一步加快，尤其是民族机器纺纱业加入了对传统手工棉纺纱的排挤，如上海民族机器纱厂生产的棉纱“售价且较印度纱略好一成，所谓十支棉纱、十四支棉纱二种，于民间畅销，最为合宜”[6]。
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趋势与“西力东渐”的影响，启动了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进程。19世纪70年代，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萌生了“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的动机，然而直到90年代，以1890年建成开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2年投产的湖北织布官局为标志的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业才在千呼万唤般的难产中真正诞生，1890～1910年间民族机器棉纺织业共设立工厂27家，如下表：
表1：1890～1910年间民族机器棉纺织业主要企业简表[7](p892-893)、[8](p195-200)
企业名称
年代
设备
创办人身份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90 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
郑观应（买办），龚寿图（江苏补用道）
湖北织布官局
1892 纱锭30440枚，布机1000台 张之洞（湖广总督）
上海华新纺织厂 1891 纱锭7008枚唐松岩（上海道）
华盛纺织总厂
1894 纱锭64556枚，布机750台
盛宣怀（津海关道），聂缉规（江海关道）
上海裕源纱厂
1894 纱锭25000枚，布机1800台 朱鸿度（道台衔）
上海裕晋纱厂
1895 纱锭15000枚
不详
上海大纯纱厂
1895 纱锭20392枚
不详
上海兴泰纱厂
1896 不详
1902年被日商山本条太郎购买
苏纶纱厂1897 不详
陆养润（国子监祭酒）
湖北纺纱官局
1897 纱锭50064枚
张之洞（湖广总督）
宁波通久源纱厂 1897 纱锭17046枚，布机216台
严信厚（李鸿章幕僚，曾督销长芦盐务）
无锡业勤纱厂
1897 纱锭1192枚杨宗濂（长芦盐运使），杨宗瀚（曾总办台北商务）
杭州通益公纱厂 1897 纱锭15040枚庞元济（四品京堂）
上海裕源纱厂
1898 纱锭18200枚朱幼鸿（浙江候补道）
萧山通惠公纱厂 1899 纱锭10192枚楼景晖（候补同知）
南通大生纱厂
1899 纱锭20350枚张謇（翰林院编修）
常熟裕泰纱厂
1905 纱锭10192枚朱功鸿（浙江候补道）
太仓济泰纱厂
1906 纱锭12700枚蒋汝坊（郎中）
宁波和丰纱厂
1906 纱锭21600枚顾元珲（中书科中书）
无锡振兴纱厂
1907 纱锭10192枚荣宗敬（钱庄主），张石君（买办），荣德馨（买办）
大生纱厂二厂
1907 纱锭26000枚张謇（翰林院编修）
上海振华纱厂
1907 纱锭11648枚凯福（英商），吴详林（华商）
上海九成纱厂
1907 纱锭9424枚
中日合办，不久改归日商独办，改称日信纱厂
上海同昌纱厂
1908 纱锭11592枚朱志尧（买办）
江阴利民纱厂
1908 纱锭15040枚施子美（不详），严惠人（身份不详）
安阳广益纱厂
1909 纱锭22344枚孙家鼐（郎中）
上海公益纱厂
1910 纱锭25676枚，布机300台 祝大椿（买办），席立功（买办）
民族机器纺织业的产生是“突发式”的，这一点从上述企业的主持人或创办人身份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缺乏手工棉纺织业主经历的业外者创办的，有官僚、士绅、买办、商人等，却没有棉纺织业手工工场主身份。事实上，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中能够直接应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场微不足道，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还缺乏可资利用的现存的手工业基础。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数，截至1895年底止，“共为197396枚，工作纱锭162396枚，布机累积数4008台，工作布机3550台”，1895年后，机器棉纺织业成为华商投资设厂热潮的重点，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国布机9389台，其中华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9]。
棉纺织业是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两栖”行业，“纺”与“织”两个环节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中都存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机器工业以“纺”为主，以“织”为辅，手工业以“织”布为重，以“纺”线为次，初创时期的民族纺纱业在1894年的产量仅34.2万关担，手纺纱则为469万关担，到1913年，国内机纱产量达858万关担，土纱产量进一步减少至88万关担，但并未完全绝迹，其主要市场局限于农村土布用纱领域，约占农村土布用纱总量的24.06%。同纺纱业相比，机器织布业的发展迟缓得多，1894年，国内机制布仅539万匹，占全国棉布应有产量的0.79%，1913年，国内机制布产量增长到1756万匹，在棉布总产量中的比重也仅为2.26%，直到1936年，国内机制布才增长到4097万匹，为棉布总产量的45%[10](p319-320)，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并存的棉纺织业中，依然是手工织布与机器纺纱相互依存的格局。
如果说传统手工织布是在家庭中与手工纺线紧密依存而得以存在的话，那么，现在手工棉织业则是在市场中依靠机器纺纱业而取得了新的形式，出现了手织业的原始工业化。新形式的手工棉织业在原料来源上多大程度依赖于市场呢？据吴承明先生估计，机制纱在手织布用纱量中的比重，1894年23.48%，1913年72.88%，1920年54.82%，1936年78.34%[11]，其间虽有反复，也还有一部分手织布依然以手纺纱为原料，但手工棉织业与市场的联系却是日益紧密，这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手工棉织业无法比拟的。不仅如此，乡村手工棉织业的发展还体现在产品的区域外市场的开拓，以20世纪初年出现的乡村手织业经济区为例，1916年高阳织布区改良布匹的总销售数量为1688500匹，销售价值达12273800元[12](p382-383)，到1929年，高阳布匹产量达到3000000匹，销售价值为30600000元[13]。这些产品大部分销往高阳以外的全国各地，1926～1929年间，产品市场“除在河北、山西、河南，有少许的发展外，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也变为高阳布最有希望的市场了，甚至更扩张到广东以及南洋的新加坡一带。此外在陕甘一带和东三省的市场，也有显著的发展”[14](p233)。宝坻织布业最发达的1923年所销售的布匹总计为4589000匹，价值达12144000元，其中销往热河地区的布匹占总数的72.5%，占销售值的61%，其余则销往东三省、西北以及河北本省[13]。其它织布区如山东潍县、江苏通海、广西玉林、河北定县等都以区域外市场为产品销售大宗。
二
原始工业化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建立的一种探讨手工业经济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把现代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为我们研究手工业提供了新的视角。原始工业化是指“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虽然原始工业化是指机器工业生产以前的手工业的发展，但它与传统手工业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首先，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工业生产，目的不在于家庭自给，主要不再依靠当地集市、为地方市场提供产品，而是为本地区以外的市场、甚至是国外市场提供商品；其次，原始工业化与农业商品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家庭的手工业在劳动形式上与旧式手工作坊不同，带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根据农业生产的节奏，在农闲或农业生产淡季从事纺织、编织之类的工业生产，家庭就是工作场所，家庭成员是主要劳动力。原始工业化论者认为，早期家庭工业向原始工业化转化的内在动力是人口压力。但是，近代中国的情况明显不同，虽然学者们对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时代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争论激烈，但都肯定棉纺织手工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迹象，棉纺织业的原始工业化是在民族机器工业产生之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形成的。原始工业化没有为工业化的产生提供前提，相反，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若干现代因素催生了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
首先，机器棉纺业的发展解除了手工棉织业发展的瓶颈。在传统手工棉纺织业中，大约需4人纺纱才能供1人织布，手纺纱的落后严重阻碍了手工棉织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输入中国的外国机制棉纱逐年增加，1871～1873年洋纱进口3.7万公担，到1909～1911年增长到132万公担[15](p74)。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攫取在华设厂权，民族机器纺纱业在“实业救国”的呼声中得以发展，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英商97688枚”[9]。在华北，天津和青岛既是棉纱输入的主要商埠，又是民族机器纺纱的集中之地，19世纪末，天津入口的棉纱从先前不足1%增长至10%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天津、青岛出现了华商纱厂，到1922年，天津华商纱厂纱锭193000枚，占全国纱锭数的12.8%，青岛拥有纱锭数32000枚，占全国纱锭数的2.1%[15]（p108表）。此外，郑州、石家庄等地也创办了华商纱厂，这些纱厂的崛起为邻近的高阳、宝坻、定县、潍县手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供应，高阳的棉纱大多来自天津、上海、青岛等地，以1931年为例，高阳输入的棉纱中，48.67%来自天津，26.78%来自上海，13.70%来自青岛，其余10.85%分别来自榆次、卫辉、济南、唐山等地[14]（p200表）。定县所用棉纱“最初为自天津入口之印度纱，至民9，郑州豫丰，民11，石家庄大兴两纱厂成立，印纱遂逐渐为国产机纱所代替”[16]。
其次，机器制造业的进步为棉织业的进步提供了技术支撑。技术因素对近代乡村手工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起了关键作用，改良织机的出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了手工棉布的市场竞争力。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在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民族机器工业的竞争中，手工业惟有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乡村手织业原始工业化兴起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普遍使用了改良的织机。我国旧式手工棉织机是一种全木结构的简陋工具，据考，这种织布工具大概就是元末王桢《农书》中所绘制的形式，它在工作时不仅需要两手同时投接，而且在作打纬、送经、卷布、伸子等工序时，必须停止打梭，同时由于受到双手投梭腕力的限制，布幅宽度多在1尺左右，最宽不过1.4尺，使用投梭机每人每天至多出布30尺。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和足踏机，手拉机是在原有投梭机的织纬机构上安装滑车、梭盒、拉绳等件，“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17](p682)。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织布机的输入，该机“比起以双手投梭打纬并用人工卷布送经的旧式木机，动作要快若干倍，每分钟打纬数在120以上，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以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14](p11)。改良织机的应用促进了乡村棉织业中的原始工业化，如“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13]。又如河北高阳，1908年以前，“因为土布的拙劣（用最老式的木机），生产能力极低，出品往往只供家庭自用”，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台，1917年突破1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14](p9-18)。改良机的使用迅速增加了土布品种、提高了土布质量，“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丝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18]。潍县织布区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改良织机的使用，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到1923年左右又由东乡传入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潍县改良织机“系铁轮木架之铁轮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1公尺7寸，长1公尺1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19]。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人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以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16]。
再次，非技术性的现代因素如商会的提倡、政府行为等对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起了促进作用。商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法人社团组织，目的在于保护工商业的发展、维护商人的切身利益，在乡村工业的原始工业化进程中，商会扮演了积极角色。以高阳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高阳商务分会发其端的。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工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者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规定贷机及领纱织布之办法”[18]。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其中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20](p233)。高阳手织业中的原始工业化正是因为该县商务分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经营，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20](p227)。
政府行为对原始工业化的推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技术人才的培养。晚清中央和各地方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设立了一批传习性质的工艺局所，招收了许多织布学徒，学徒毕业后，有的成为工场工人，有的成为习艺所教习，推动了近代手织业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成效最为显著的当推清政府京师工艺局、直隶北洋工艺局及山东各工艺局。京师工艺局成立于1902年，招收学徒500人，学制二年或一年，学徒毕业后，“除由本局留用外，凡顺直各属所设工艺等局，准其聘往传授，以振工业，而广师资”[21](p511)。北洋工艺局成立于1903年，所设实习工场在1903～1907年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罪犯习艺所艺徒290人[21](p526-532)。这些毕业学徒成为直隶乃至华北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有往传习者，亦复不少”[22](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23](p4-6)。宝坻也同受其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入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13]。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24]。可见，各地工艺局所毕业学徒为乡村手织业原始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
政府的减免税行为保护了乡村手织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手织业原始工业化的发展。1915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宣布土布税率“每百斤改征正税银1两，复进东三省各口，再征复进口半税5钱”[25]，这在原来的基础上每百斤降低了2钱。1917年4月，北京政府税务处重申“旧式土布，为织布生计攸关，并应量予维持，除仍照土布减税成案每百斤征收出口正税1两及运往内地照纳沿途税厘外，其由此口运至彼口应即免征复进口半税”[26]。同年12月，财政部、税务处联合呈请总统核定全国手工织布及棉织物免纳50里内常关税项，指出：“以后凡属手工所织之布，除仍照案由海关征收每百斤出口正税银1两外，其应纳50里内常关税项，应予一体豁免，以三年为限，限满再行酌定办法”[27]。此后，北京政府的常关税免税令到期后仍多次延期，“于民国10年、11年一再展限免除，至民国11年底期满分别照率征收5成，蠲免5成，以扣足3年为限……自民国12年起仍准免税1年”[28]。一年以后，北京政府农商部、财政部、税务处又两次宣布土布减征半税，1926年知照各省，宣布将土布减征半税原案“一律再行展限2年，自本年5月1日起截至17年(1928)4月底为止”[29](p356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土布免税政策，1928年7月，南京政府工商部规定，“凡属行销国内之土布，所有50里内外常关税及附征之内地税（即附税）并内地征收之税厘概予免征”[30](p1758)。这些减免税措施增强了土布的市场竞争力，客观上维护了手工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进程。
三
工业化与原始工业化并存的二元模式内部既存在着竞争、又存在着互补，二者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业生产形式，原始工业化的发展趋势是工业化，工业化也必然取代原始工业化。但是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工业化取代原始工业化同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后发外缘型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如欧洲大陆的德国，手纺线基本上被机纺纱取代后，织布业还停留在原始工业化时代，到1861年，在940家工厂里除了23500台机器织布机外，还有13000台手工织布机进行精细加工，除此之外，在小企业里还有15万台手工织机[31](p374)。日本也不例外，棉纺业已基本进入机器工业时代之后，棉织业还在一定时期存在，直到1911年，日本各主要棉织工业中才出现了机器织布大于手织布的情况[32](p246)，但手织业并未消失。如果考虑到国家地域范围的大小因素，后发外缘型的大国工业化和原始工业化还将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并存，两个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的并存并不表明它们各自独立的发展，恰恰相反，它们之间既有竞争基础上的互动，也有互补前提下的共同进步。从竞争方面看，手工织布业中原始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占据了国内棉布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当然不利于机器织布业的发展，如前所述数字，1894年和1913年国内机制布在棉布总产量中的比重分别为0.79%和2.26%，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是否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呢？笔者以为，不能将这种现象简单地斥之为落后生产形态阻碍了先进的生产形态。一方面，民族棉纺织业尚未发展到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这一步，机器织布在生产技术上与手工织布相比，并非占据绝对优势。据严中平先生考证，普通动力织机织造14磅粗布，平均每11小时工作日出布12.5尺，每人可管理4台织机，因此每一织工平均每工作日可以产布50丈。另一方面，铁轮机手织工人每人每11小时工作日可出布12丈。“这就是说，机织工人的生产能力约当手织工人的四倍”[33](p267)。更为重要的是，手工织布能够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机器工业的半成品为原料，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不能将民族机器织布业的不发展完全归咎于手工织布业，外国资本主义是民族机器棉纺织业更为凶恶的竞争对手，据统计，在1901～1936年间，被外国资本兼并的中国纱厂达21家，这些纱厂遍及上海、天津、汉口、郑州、唐山等地[34]。
除此之外，手工织布业与机器工业之间存在着多层面的互补。首先，手工织布业的发展促进了机器纺纱业的发展，以1913年和1930年为例，如表2：
表2：1913及1930年中国纱线产量及消费量统计表（单位：磅）[35](p275)
数量 类别
1913年
%
1930年
%
本国纱线产额 200000000 35.84 982070800 102.22
进口纱线额
358000000 64.16 22616000
2.35
减出口纱线额
/
43987064
4.57
总消费量
558000000 10000 960699736
10000
力织机消费量 15000000 2.69 206913532
21.54
手织机消费量 543000000 97.31 753786204
78.46
表2显示，1913年时机纱产量的97.31%均为手织机所消费，力织机的消费量只有2.69%，20世纪初年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主要依赖手工织布业的原料需求，到1930年时，机纱量的78.46%为手织机所消费，手织机消费量虽在国内纱线总消费量中的比重下降了，但绝对消费量却比1913年增长了210786204磅，力织机消费量上升到21.54%，增长了13倍，这表明了两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共同发展。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进口替代，进口纱线由1913年时的64.16%下降到1930年时的2.35%，而且国产机纱还有少量供出口，这是就宏观而言。微观上的例子更多，大生纱厂就是机器纺纱与手工织布互补的成功典型。“大生纱厂的诞生及其发展，是适应了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对于机纱日益增长的需要。当地农民之所以接受机纱，最初并非是作为廉价的消费品，而是作为价廉质优的原料。在较长一段时间，大生纱厂简直可以说是与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共存共荣。”[36](p65)1923年以前，大生纱厂的纱线主要销往通海地区。因此，如果没有通海地区传统手织业的发展，大生纱厂很难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反过来，大生纱厂的机纱又促进了通海手工棉织业的发展，由于机纱的广泛使用，“关庄布产量大增，质地更好，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大、中各牌高档大尺布”[37](p32)，机纱使用所带来的规模与质量是通海手工棉布在1931年以前长期占据东三省土布市场的重要原因。
手工棉织业中的原始工业化还为民族机器制造业提供了一定的市场条件。随着质优价廉的机纱的大量供应，手工织布开始逐步脱离家庭形态，出现了织布工场，有些甚至达到很大规模，如在19世纪90年代，四川“万县有几家手工工场，其中有的雇用80名之多。他们在雇主的监督下工作。各个屋子——不能说是厂棚——里面有织布机12台至50台不等，全都织平织布，间或也有织花条布，或方格布的”[21](p259)。当然，更多的手工织布业者处在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状态中，尤其是在前面提及的若干乡村手工棉织业经济区里占主导地位。为了符合包买主要求的市场统一规格，这些手织业者不得不更新生产工具，否则其产品可能无人问津。因此，20世纪初年特别是一战之后，民族机器修造业又开拓了足踏布机市场，如天津三条石几家最早的民族机器厂，即金聚成铸铁厂、郭天成机器厂、春发泰机器厂都从事织布机的制造，其中郭天成机器厂生产的“郭天成牌”织布机，“行销高阳一带……年产织布机、轧花机一百四、五十台”[38](p146-149)。到1929年，天津织布机制造厂达15家，共生产织布机及其附件产品达5383件，销售值在126457元至170187元之间[39]（p48表）。上海的“织机制造厂有江德兴、宣东兴、东升、天利成、东华、泉鑫昌、三星等数家……在1922年至1924年间，年产铁木机四、五千台，包括仿天津式及日本式。初期销路以上海为主，后销至江、浙二省的江阴、常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并远销汕头、厦门。”[40](p270)潍县手织业经济区的兴起也带动了本地机器修造业的发展，该县“织布所用的织机，是铁轮木架的铁木机，又有脚踏式和手织式两种……此种脚踏机每具价值七、八十元，大都是本地造的。潍县现有机器制造厂11家，每家制造织机七千台以上。”[41](p130-131)
互补中得益的不仅是机器工业，手织机中的原始工业化也显示出了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形成“两栖”行业中的“双赢”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北沙市织布业中，“匹头号大商家合股先后投入工业生产的有西亚、协和及云锦等工厂，各有高布机五、六十余乘，并有蒸汽动力铁机28乘。”[42[(p136)营口织布工场，1928年左右共计约87家，其设备构成中，“织机1200架，内使用电力者24家，铁机共为500架。”[43]同年调查无锡17家棉织工场，其中“一家规模较大，计有织机160架，投资额500000元，并使用电力运转织机。”[35](p277)据《无锡年鉴》第一回的记载，这家棉织工场就是无锡丽华织布厂，该厂拥有小马达4座，能发25匹马力，发动织机42座[44](p406)。另外，无锡丽新染织厂“拥有汽织机200具，木机200具”[45](p191)。20年代末，常州织布业中，“纯系铁机者，惟大纶、利源，广益则铁机与铁木混合机皆用。振兴、永成则专用铁木混合机，此皆专用电力汽力为原动力……余如定东乡之大文、定西乡之协源、政成乡之益勤，亦皆为铁木混合机，原动力均用电力，协源则兼理浆纱营业。大势所趋，原动力之用人力者，将尽改为电力汽力矣。”[46](p34)广益布厂的创办人就是著名实业家刘国钧，该厂开设于1918年，初创时只有木机80台，1922年又设立了广益二厂，安装木机180台，铁木机36台，到1927年，淘汰木机，并将铁木机改为电动布机，增加染整设备，成为一家较为完备的机器织布厂[47](p492-493)。1930年以前，常熟城厢内外100余家棉织工场中，共有改良拉梭机和铁织机4000架，其中规模较大的沪兴布厂，已部分使用电力拖动织机运转[48]。在机器棉纺织业比较集中的上海，据1931年的调查，有“普通机制洋式布厂48家，以木架铁机为主要设备，每家十余架至一百数十架不等，而以30架至40架为最普通，其中用人力者半，用电力者亦半。”[49](p94)这明显反映出上海手工棉织工场的过渡状况。一些附属于织布工业的染坊也开始了向机器生产的转化，如天津39家染坊中，多数使用新式设备，到1929年，“新式染坊凡22家，设置汽炉及砑光机器，一切工作，大率运用电力……其它17家，皆为旧式染坊。”[39](P53)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著名的手工织布区也出现了向机器织布过渡的迹象，如河北高阳，“民国22及23两年（1933及193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天津信昌机器厂制，每架约180元），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14](p30)据国民政府棉业统制委员会1934年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北、山西等七省一市小规模染织厂的调查结果，计415家工场，共使用电力织布机为11208台，手织机为11886台。[35](p301)
总之，从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过渡具有新进性或渐近性，就其发展过程而言，从原始工业化之前的家庭工业向原始工业化的进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逐步递进的，从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发展也是迂回曲折的，即使在工业化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也不例外，两者仍将在一定历史时期并存。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与社会在主观上的努力与赶超先进国家的良好愿望，就单个企业来说，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直接从国外吸收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走移植型的道路；但就工业化方式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而言，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发展具有渐近性，总是逐步接近于工业化的目标，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尊重客观规律，既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努力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又不能违背规律，一厢情愿地试图在人为的时间范围内彻底消灭传统生产方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后发工业化国家必须坚持走移植型与嫁接型相结合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收稿日期】 2000-10-10
作者介绍：彭南生（1963年— ），男，湖北黄陂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武昌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