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保平洪银兴
学术月刊 2004年06期
工业化既是经济发展主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重要途径。作为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为主的发展经济学，从20世纪40年代产生以来，就一直重视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因此，总结和评析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的理论研究、新进展及其理论贡献，对促进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发展经济学工业化理论的演变
20世纪40年代随着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就在理论上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在政策主张上强调工业化。总体来看，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以下阶段：
1.对工业化问题研究的最初阶段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形成阶段，也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问题研究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强调了资本积累、工业化与计划化三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唯资本积累、唯工业化和唯计划化”的特征。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有效使用资本可以促进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这是发展中国家由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变化的途径，并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机制设计为传统农业部门的缩小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刘易斯模型认为，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刘易斯指出：“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工业部门的大小是农业生产率的函数。”（注：[美]W·A·刘易斯：《增长与波动》（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页。）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有三种可利用的战略：一是出口更多的农产品，二是强调国内市场，三是出口制成品。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对工业化问题推崇到了很高的位置，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非常关注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1938年威廉·吕彼克（Wihelm.Ropke）发表了《农业国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发表了《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5年曼德尔鲍姆（K.Mandelbaum）出版了《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张培刚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第一次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系统地探讨了农业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而且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必须通过计划与行政控制替代市场机制来推动工业化。他们认为“发展从工业化开始，并且在工业化开始时国家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普雷维什、纳克斯等人认为“市场是不会引发工业起飞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其论文《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的启示》中指出：“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范围内存在市场失灵，在刚开始经济工业化的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推进工业化，甚至替代市场”（注：[瑞典]克里斯特·冈纳森、马茨·林达尔：《好的、坏的和摇摆不定的政府形式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表现》，《发展经济学新方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
2.对工业化道路的反思阶段
通过实施工业化战略，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展，产值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工业化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在传统农业没有得到改造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工业化的实施，工业部门的扩张，城乡差别、工业与农业的差别进一步拉大；二是加剧了失业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工业化虽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产值增长，但是工业部门新提供的就业机会赶不上人口迅速增长而导致的就业需求，在工业部门扩张和收入不断提高的引诱下，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加剧了城市的失业；三是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以工业部门的单向突破来展开的，忽视了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改造，损害了农业部门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动摇；四是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其进行自动调节，需要借助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结构调整来实现工业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适当的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无效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缓慢。由于上述问题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开始进行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一是重新定位了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认为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农业本身的发展也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二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工业化进程中的计划化的得失进行了重新评估，重新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3.对工业化问题研究的深化阶段
20世纪80年代经过反思后，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历史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把工业化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研究了影响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以H·钱纳里、S·鲁宾逊和M·赛尔奎因等人的合作成果《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为代表，发展了“发展型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吉利斯、波金斯和罗默等人从贸易和工业化的关系入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工业化战略，推进了工业化问题研究的深化。具体表现在：（1）综合运用了投入—产出模型。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等分析工具，分析比较了准工业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经验和工业化的原因；（2）揭示了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机理。认为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题，而工业化是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阶段。工业化不仅从供给方面影响增长，而且需求因素对工业化的作用同样重要。认为“工业化即是以各种不同的要素供给组合去满足类似的各种需求增长格局的一种途径。”（注：[美]H·钱纳里：《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页。）；（3）研究了工业化的决定因素。认为工业化主要取决于总需求和要素供给的结构。但在需求方面，引起工业化的是中间需求而不是最终需求。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影响工业化的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4）划分了工业化的标准式。将工业化的过程大致划分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揭示了准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的区别。（5）研究了贸易和工业化的关系。认为一国工业化是在要素禀赋、结构因素和工业技术性质的制约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在上述政策下，可以加快工业化进程，改变工业结构，影响所采用的技术。指出“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贸易方式，为了促进比较优势的转变和改变工业化模式，政府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贸易战略：进口替代和外向型发展”（注：[美]吉利斯、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页。）。
二、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研究的新进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在对工业化研究进行深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进展。具体表现在：
1.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经历的差异性进行了解释
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经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东亚的新型工业化国家以制造业的发展推动工业化，使工业化成为这些国家收入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动机。非洲国家只有一些初步的工业部门，生产简单的消费品。对这种巨大差异的传统解释是贸易政策导致的结果，认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比进口导向型战略可以更快、更有效地实现工业发展，并以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证据来证明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优越性。桑加亚·拉尔（Sanjaya Lall）依据激励有效性假设把贸易战略作为工业化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认为激励是“工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激励本身并不会产生工业化所需要的‘供给方面’的要素”（注：[美]桑加亚·拉尔：《对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的可能性，而补救的方法则在于政府干预。通过政府干预可以理顺价格，使所有市场都能对激励作出有效反应，这是工业化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成功的工业化是激励、能力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企业层次上，技术努力、新技术、外部信息引起了工业化的差异。而在国家层次上，激励、人力资本、技术努力和制度发展的不同结合引起了不同的工业化成就，形成了不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差异。
2.提出了成功工业化的衡量标准
桑加亚·拉尔认为，成功的工业化在短期内意味着物质能力的增加或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这种能力的建立与利用是有效的。在长期中，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增长是持续的。一个工业化成功的国家表现出以日益增长的本国物质、人力和技术投入来不断使制造业活动复杂化和深化。“因此，确定工业化成功最方便的方法是考察长期中制造业产值的增长，而且把资本—产量比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口增长与多样化，以及国内工业承受能力的保护水平作为效率和活力的指标”（注：[美]桑加亚·拉尔：《成功的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最后提出工业化成功的基本因素是：在企业这一级中达到静态与动态效率。而企业层次的效率则取决于它在经济上动员外部因素的能力，把他们结合到其组织中，并产生自己的一套技术、管理和其他能力。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工业能力的整个范围非常大，可以分为三个广义的范围：企业家能力、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而企业能力的获得则决定于激励、投资和外部支持。对成功工业化标准的提出是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研究新进展的一个突出特色，将工业化的研究着眼于微观层次上。
3.对国家工业化的成就进行了分析
桑加亚·拉尔认为，国家层次上的工业化成就与激励密切相关，在国家工业化成就的取得中正确的激励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还取决于国家层次上的能力与制度，全国层次上的工业化成就是由激励、制度与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决定的。从激励来看，激励产生于贸易战略与国内产业政策，并从中国香港、韩国等新型工业化国家的成功例子说明了这种观点。从能力方面来看，能力可以分为三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努力。从制度方面来看，国家工业化成就的制度是指为了克服工业能力发展中特殊市场失灵所建立的实体。由于制度是工业化的一个决定因素，制度支持是工业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拉尔还用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证据来说明了这一点，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在建立支持工业发展的制度方面最用力和最系统，推出了工业标准、质量保证、培训、信息收集、技术推广、研究支持机构等。韩国则有意推动大企业的联合发展，以克服资本、技术和信息市场的市场失灵。
4.研究了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税收改革问题
发展中国家偏重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的缺陷。造成了人口压力巨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些问题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哥仑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托马斯·斯特纳（Thomas Starner）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环境政策选择上以税收作为工具来解决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指出：“使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税可能起到特殊的作用，这种税收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原因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的自然资源、农业、渔业、林业和未破坏的环境”。（注：[美]托马斯·斯特纳：《环境税改革：理论、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及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发展经济学的新方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这一新的进展表明，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重视研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重视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来研究工业化问题。
5.用分工理论对工业化的过程进行了新的解释
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工业化为什么能促进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是发展经济学在工业化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依据：罗森斯坦—罗丹、郝希曼、张培刚等人从规模经济角度研究了工业化的理论依据；刘易斯、钱纳里坚持结构主义的思路，认为工业化是结构转变的过程，从结构调整和资源再配置的角度研究了工业化的理论依据；普雷维什和辛格从贸易条件研究了工业化的理论依据。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这些研究只是分析了工业化发生的条件，但对工业化的实现过程的研究比较薄弱。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杨小凯用分工理论，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的角度解释了工业化的实现过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分工和专业化组织的成长过程，指出“工业化的特点是分工演进、商业化和贸易依存度的上升、新机器的出现、每个人专业化水平上升、结构多样化及企业制度、劳动市场发展等现象同时出现”。（注：[澳]杨小凯、黄有光：《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他们认为“新层次核心的中间产品的产生意味着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他们与工业化过程相联系”，“工业化过程将使一个经济从每个人都自给几种产品且不使用复杂中间产品的自足状态演进为每个人都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并高度依赖市场和贸易的工业化阶段。在工业化阶段中，产业层系有很多层次，专业生产者生产许多种复杂的中间产品”。（注：[澳]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同时还运用分工理论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分工慢于工业领域分工的具体原因，以新的视角对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释。
三、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研究的理论贡献
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从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的理论研究来看，其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
1.把工业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题
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有多重界定，但典型的界定有两类：第一类是钱纳里的界定，他认为工业化是“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注：[美]H·钱纳里：《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73页。）把工业化看成是制造业份额的增加和农业份额的下降，这种解释实际上是把工业化看成是一个结构转化的过程。这类解释与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具有一致性，该辞典将工业化看成是一个过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注：[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1页。）第二类是张培刚教授的界定，他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理论》（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这一定义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了解释。从这两种典型的定义来看，工业化的实质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而低效率的农业部门的比例下降。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则必须通过工业化，原因是工业化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与就业不足的问题，是改变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唯一办法，有助于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从而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生产效率的提高。
2.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战略
对工业化战略的划分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对工业化战略的研究首推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利用的工业化战略：“一是出口更多的农产品与矿产品；二是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强调国内市场的开拓；三是出口制成品。”（注：[美]迈耶·西尔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钱纳里运用实证分析，区分了战后有代表性的四种发展战略：一是外向型初级产品生产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以马来西亚、伊拉克、厄瓜多尔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行这类工业化战略的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采用大量贸易保护政策，大规模推行进口替代，在初级产品出口保持高水平的同时，制成品的出口也有显著增长，但出口收入完全依赖初级产品；二是内向型工业化战略。实行内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国家大量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在工业化过程中有意遵循有利于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保护政策。以墨西哥和土耳其为例进行了分析，这些国家在内向型战略的实施中也大规模地推行进口替代和制成品的国产化；三是中间型工业化战略。对哥斯达黎加、突尼斯、泰国进行了分析，这些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实行有限的对外开放，这些国家属于贸易平均水平和平均模式，对国内产业或产品的保护程度属于中等水平；四是外向型的工业生产导向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是外向型政策与初级产品出口缺乏比较优势两种战略相结合的产物。香港特区、新加坡属于这种类型，外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常常伴随大量的资本深入（注：[美]H·钱纳里：《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129页。）。
3.研究了与工业化有关的一系列经济问题
工业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研究的理论贡献并未仅仅局限于工业化自身，而且还研究了与工业化有关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有：（1）工业化与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紧密相联的，工业发展是城市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了城市发展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理论，这一理论将工业的增长或城市的扩大看成是一个相关的过程。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的原因是城市部门所提供的工资高，就业机会大，从而随着工业化的加深，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而且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促进的。（2）工业化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对工业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演变规律的研究主要是由西蒙·库兹涅茨与钱纳里作出的。库兹涅茨把57个国家和地区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为八组。（注：[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1、207页。）通过统计分析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各个生产部门的产值在总产值中的份额以及劳动力就业结构中的份额变化。钱纳里运用库兹涅茨的统计归纳法，对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设计了一个国家生产总值的市场占有率模型。（3）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对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发展问题的研究首推刘易斯教授，他开创了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分析方法，他认为工业化过程是传统农业部门的缩小，以及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过程。此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工业化的过程不仅表现为农业部门的缩小，工业部门的扩张，而且还表现为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问题，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虽然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但还必须强调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平衡增长。乔根森认为，一国经济虽然是由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构成，但农业部门的发展则是工业部门乃至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4.研究了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进入反思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环境的污染、信息化的挑战等。面对这些新的情况，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过程中的新问题进行了研究。（1）研究了工业化过程的环境问题及其治理手段。发展中国家是以工业化为主线启动其经济发展的。但是快速的工业化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进行了研究，并对解决工业化中环境污染的税收政策进行了研究。（2）研究了信息化背景下的工业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应用，引起了新的产业革命。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之下，发展中国家不仅有工业化的任务，而且还有信息化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经济学对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一是传统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基础，经济发展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再到以服务业为主，最后到以信息和技术为主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提升过程。二是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它赋予了工业化崭新的内容和现代的含义。发展中国家必须实现与信息化相结合的现代工业化，以工业化培育和推动信息化，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工业，以信息化带动和促进工业化。（3）研究了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部门的分工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制造业中的分工发展得如此精细，而农业部门的分工却发展得如此缓慢。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家用分工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分工在制造业中会演进，而在农业部门中不会出现分工。
四、对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的启示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总结和反思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及其理论贡献，对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1.要重视研究中国工业化战略的转变问题
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以及中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相比较，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由于我国工业化发展不平衡，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部分地区处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部分地区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还要叠加信息化的任务。因此，在中国社会由落后向现代转型，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型的背景下，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究中要重视吸收和借鉴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研究的前沿理论，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以战略的创新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施。在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的过程中，要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创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创新、科教兴国的战略创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科技战略创新。
2.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究中要重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
要总结世界各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在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达国家工业化以及中国传统工业化战略的比较中，进行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探索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对策。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是在总结世界各国以及中国传统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只有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实现创新。因此，在理论上通过对世界工业化道路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回顾、比较分析与评价，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上来确定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思路。在实践上，研究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制度、机制、政策、战略创新、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实现途径等问题。
3.要重视研究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资源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的工业化。因此在中国新型工业化的研究中，要重视研究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工业化，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中国新型工业化的约束条件。西方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走的是一条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传统道路，当代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新型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中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创新，走资源节约和环保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由于新型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良性互动的，为此我们要充分考虑我国资源短缺、生态脆弱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基本特点，不断提高工业化的科技含量、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力发展清洁产业，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4.要重视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来研究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是工业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信息革命和产业制度的重大变革，现代化是社会生产方式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全面转化。工业化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工业化还是现代化，其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就是技术创新或技术革命，都是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结果，其结果都是从落后的传统经济转变为以现代生产工具为主的社会化大生产型的社会生产方式。“现代化是从工业化起步的。现代化的共同规律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必须遵守。由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文化资源、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现代化不能完全采取西方模式，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注：洪银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经济学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所以，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究中，要以中国现代化为背景，重视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来研究我国的新型工业化。
作者介绍：任保平，南京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经济学博士； 洪银兴，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