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玥琴
江苏社会科学 1996年02期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世界历史就翻开了女权运动的崭新一页。随着时代的前进，女权运动的声势也日渐壮大。最早使用妇女解放这一概念的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高度概括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引自吴妙华《当代中国女权保障论》第5页）然而，东西方都经历过漫长的男权社会， 男权思想不但根深蒂固，而且还在很长的时期内主宰和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今天，虽然在大多数国家，理论上、法律上说是男女平等，表面上似乎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也均等，但实际生活中却并非如此。
早在1792年，英国女权运动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指出：“为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妇女是从属于男人的看法是不符合自然本身的。”（引自伊丽沙白·阿里：《社会妇女》）这个思想如一道闪光，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女性的人生该怎么看待？女性的人生意义何在？时代已进入二十世纪末，但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远未真正找到，更谈不上达到共识。妇女解放的路还很长。
旅荷华人女作家林湄以其小说创作，对妇女问题进行了不倦的探索。作为一个女人，她在生活道路上也有过重创，曾经徘徊在绝望和发狂的边缘：“对于人、人生、生活，我有太多的问号、难题，太多的愤慨。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在艰难的求索中，她找到了文学的武器。“发现了我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能给予社会的又是什么。”（林湄：《诱惑·后记》）她的艺术创造不仅与个人的人生求索相统一，而且是对个人人生求索的超越。她通过生命群体的体验来发表自己对女性人生的思考和探求，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对读者有一定启示和参照价值的艺术形象。她所创造的许多女性形象是对维护人的尊严，追求人生真谛，寻求自我解放、自我实现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的礼赞，字里行间回荡着女性作为一个人的呼喊。
一
在当代社会、家庭中，传统的男权观念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还占有统治地位，它还在压制、摧残当代女性。林湄的小说真切地展示了这一点。
她的早期作品，收在散文小说集《诱惑》中的《云妮的黄昏》、《芳邻》以及发表在《文学世界》89年第3期上的《新婚的新娘》等作品，表现的是家庭妇女地位的低下，以及妇女冲出家庭的艰难。在这些家庭中，女性只是作为玩偶而存在，丈夫喜欢了拿起来，厌倦了就丢在一边。《云妮的黄昏》的女主人公为了在英国取得居住权，轻易结了婚。婚后，丈夫不但另觅新欢，而且对她恶语相加，逼迫打骂，吵闹离婚，甚至于肆无忌惮地把情妇带到家里来。云妮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最后无条件地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回到家里，整天以泪洗面。《芳邻》中的莲馨和《新婚的新娘》中的俞琳琳的遭遇也都差不多。在这三个家庭中，年轻貌美的妻子都成为丈夫的玩偶和附庸，深受欺压。
这类故事尽管以前也曾有过，但主题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谁都不能否认生活中“男尊女卑”习惯势力的强大，加上人物心理和细节的真实，读来很有新鲜感。长期的国外生活，使林湄对世界范围的女性实际处境的体验也更深切了。这些作品中的男性有华商、港商、也有“老外”，正如《飘泊》的女主人公杨吉利所说：“不少老外思想与中国人差不多啊！”这就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男权思想在当代仍然普遍地主宰和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当代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权思想的阴影中。这些男性不论是什么国籍，也不管职业身份和文化层次有怎样的差别，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蔑视乃至践踏女性的人格。《泪洒苦行路》中女主人公瑞沁的丈夫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教信徒，却蔑视她的人格和感情，只把她当作一个会生孩子和发泄情欲的工具，这就是他心目中“贤妻良母”的标准。长篇小说《艾瑟湖》对华商赵行的男权心理有一段生动的揭示：“他只喜欢顺服的女人，或那些需要男人保护的弱者。有些女人，不过象油画家面前的一堆颜色管，需要时拿起来用用。”在他看来，“两性关系实际上是充满如同商场的竞争，不择手段的利用和攫取。”他同时与3个女人“谈情说爱”， 其实把她们当作自己捞钱向上爬的“天梯”。在性开放的社会，男人找女人泄欲不足为怪，然而“州官恣行，不准百姓点灯”却是男人普遍的心理。《飘泊》对这种心理有生动的揭示。男主人公迪克·特夫里斯从不把女人当成人来对待，“所有的女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他不但婚前常去红灯区，婚后也找其他女性泄欲。然而对于女人他又认为“控制”是男性权柄的象征，声称女人是男人身上的肋骨造成的，必须服务于男性。他不能容忍妻子“偷情”。所以，迪克一方面可以公然对妻子大谈同其他女人作爱的细节而毫不羞愧，另一方面，一旦得知妻子有一位男性的朋友就大发雷霆，疑神疑鬼。可见，西方世界的所谓“性开放”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男性的“专利”！林湄小说生动地刻画了这群男性的共同心态，那就是把女人看成是男人的附属、玩偶、工具，而无视女人的人生权利，更谈不上男女平等。林湄对20世纪末的男性依然顽固坚持这种反人道的男权思想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忧愤。她通过《泪洒苦行路》中女主人公苏瑞沁之口发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呼喊：“不要忘记，我是人，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感情的人，不是工具，不是花瓶！”这是长期以来人格遭受亵渎的女性对男权观念的强烈控诉，也是女性对自己人生意义的觉醒。林湄小说的深刻性在于现实地、清醒地揭示了当代女性的实际处境，从而告诉人们，妇女解放决不能仅仅靠妇女自身的努力，还必须在全社会，尤其是男性世界更新关于妇女问题的观念。
二
林湄小说塑造了许多个性、价值观及人生态度各不相同的女性形象。她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寄寓自己的感受和思索。她不仅看到了传统男权思想对当代女性的外在束缚，更看到了传统男权思想已经深深地内化在女性的心灵深处，成为女性内在的自我束缚，使之陷入生命的误区。在林湄看来，这种自我束缚对于女性的解放威胁更大。《云妮的黄昏》、《芳邻》、《新婚的新娘》这三篇作品的主人公人生态度不同，结局也不同，分别成了未走出家门的娜拉和勇敢走出了家门的娜拉，其中大陆妹俞琳琳却作为自觉自愿地“回了家”的娜拉而发人深省。鲁迅曾预测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这预测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当时的作家还没有把女性的自我束缚——男权主义的内化作为抨击的目标。实质上，即使娜拉得到了“经济权”，也还是可能回去，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回去。《新婚的新娘》的女主人公就不是为了经济权而回到了“鸟笼”中。俞琳琳有音乐天份，在大陆七岁习古筝，八岁上台演奏，二十岁分别得到C市和全国古筝比赛优秀奖。 近年又常随中国友好代表团出国访问。这个女性的人生道路应该是令人赞誉的了。可是她却有孤独失落感，她需要爱和被爱。在她看来，成功并不能填补女人的空虚，她渴望过“正常女人的日子，恬静温馨的生活”。在她心目中，“正常女人恬静温馨的生活”显然是重于女人的事业的，所以她才自愿地放弃事业——对“正常女人”的荒谬理解折断了她腾飞的双翼！只有当她在新婚丈夫身边，过上不必为衣、食、住、行担忧，不再有过去的“寂寞感”时，她才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失去了什么“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况且刚刚做新娘子，她的港商丈夫就仿佛根本不知道她也有人格，不仅对她恶语凌辱，甚至想利用她做摇钱树来捞钱。可悲的是她这个受过多年男女平等教育，事业上已经颇有成就的新女性，竟然几乎是平和地“接受了现实”，还自我安慰说：“事业和爱情，生活和现实，永远不会象人们想象中那么美好，无忧无虑。”那么她今后的结局也实在堪忧。小说提出的“正常女人”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概念。当我们读到俞琳琳为专事家务，“纤纤细手起了皱纹”而黯然神伤，这时那熟悉的筝声又“幽远飘渺”时，不仅要问：什么是“正常女人”？难道就是这种放弃个人的事业依附于男人，把毕生精力都耗费在家务上的女人吗？
可悲的是，这种所谓的“正常女人”观还相当普遍。林湄写于1992年的长篇小说《须德海之秋》，叙述的是三个女子和一个男子的“恋爱风波”，但又绝非浅薄的“多角恋爱”、醋海风波的小说。小说除了对男主人公赵行从道德伦理层面的剖析外，着力表现的仍旧是女性的自我束缚和生命误区。这表明作者的视线仍然没有离开女性自身的弱点，并且女性自我束缚的普遍性也还如十多年前一般，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的三个在欧洲生活的女性虽个性和事业各不相同，但 在男性面前，她们都同样表现得软弱和脆弱。来自中国大陆，受中国传教育的薛兮娥温柔忍让，委屈求全。她的丈夫拈花惹草，她都能装得充耳不闻，还用如今世上到哪儿去找纯洁无暇的情感，丈夫不过是“玩玩而已”，并没有丢弃自己，还“算有点良心吧”来自欺欺人，继续让人家看到她“婚姻美满幸福的一面”，还以其他女人面临此事不会有她这样的“潇潇洒洒，不声不响，若无其事”而沾沾自喜。直到赵行的所作所为彻底暴露，她还是排解了失望沮丧和对赵行的怨恨，全然“设身处地”为赵行着想，甚至将一切罪过都归于“勾引”他的女人，最后甚至帮助赵行与其他女人周旋，拿出私房钱帮赵行在生意上过关。她的“迟钝”完全来自软弱，而她说“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倒是一语中的。关键在于她的生命之花完全靠男人赋予养料，所以也就无法摆脱总是被玩弄，受欺骗的悲剧命运。张惠之是“文革”以后才从中国来到欧洲的，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在她看来，事业不仅是男人的份，她同样需要事业。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她不能为爱情牺牲全部生命，她要活得有意义，不庸俗。果然，她成了一个经济集团的对外发展部副总经理。可惜的是，上述豪言壮语不过是表层皮相。也许连她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是，一旦坠入赵行的情网，及至在情场受挫，她内心深层的、与上述豪言壮语相悖的意识便开始冒头了：事业不是她的目的，“家庭的幸福才是她的目的，也是女人‘内在’的代表。无归属的女人事业再成功也没有真正的快乐”，所以她不想因事业而改变或剔除自己的所谓“女性天性”。一句话，她虽然“活得象个男人又象个女人”，可是爱情却仍是她人生的唯一目的！正由于她的生命的基石仍然建筑在异性上，所以一旦她意识到自己的爱情只不过是做了赵行往上爬的“梯子”时，她的精神一下子就崩溃了，她一反“女强人”的沉着与多谋，除了“报复”“报复”之外，已经不再有什么冷静的思考，她的生命之弦也因此而彻底绷断了！同薛兮娥，张惠之两个移民于中国大陆的女子相比，华裔混血儿女商人陈妮热情而性感，浮浅、天真而又野性，既豁达又迷离。她在性问题上随随便便，极易当感情的奴隶，年纪轻轻已经离过两次婚，又与一个荷兰男子同居着，似乎完全不把爱情婚姻当回事。然而她内心深层“仍不失华裔血统女性共有的寻求——精神的、真正的爱情”。除了爱情，没有别的事足以令她主动和懊恼；同时她的爱又掺杂了竞争意向，“只有她离弃男人，但不能被男人所遗弃，”她只能胜利而不能失败，所以当她发现自己同样只是被赵行所利用和玩弄时，她恼怒，懊丧到死乞活赖地“攫住那一点希望”。于是她对赵行纠缠不清，继续在梦幻的期待中过日子。
对这三位女性来说，似乎都不存在男权的压迫，但她们对所谓“爱情”——本质上是对男性的依附心态却使她们同样束缚住了自己，使她们几乎是不自觉地由表层的成熟、自尊转化为深层的不成熟和失去自我，从而滑入生命的误区。当她们放弃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事业感，而单纯沉迷于爱情和男性时，她们实际上是得不到男性的真正的尊重和爱恋的。我们体味着小说中三个不同个性的女性所共有的对男性和爱情的依附心态和作茧自缚的结局时，一方面惊叹作家观察的准确和剖析的剀切，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受到作家对滑入生命误区而不自觉的女性的警示。林湄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意识着力挖掘这些女性的性格弱点，而且揭示了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束缚的广泛性和严重性。一个个女性滑入生命误区的悲剧，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妇女的解放还有待于女性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传统观念！
三
林湄小说的贡献还在于，通过她笔下的人物，在不倦的人生求索中认识了生命的价值，探索了女性人生意义之所在。为女性，也为我们大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
作家曾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芳邻》中那个偷偷地积够了钱，毅然离开忌妒、凶暴的丈夫，走向自我解放之路的新时代的娜拉——莲馨。对《晚来风骤》中那位勇敢地走向晚恋的龚太太也投以深切同情的眼光。面对着儿辈“不要脸”的嘲骂，龚太太回击说：“我没有罪！我们老年人也需要爱与被爱，需要本能的一切。你们还没有老，不要言之过早！”理直气壮的话语掷地作响！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飘泊》等表现的是当代妇女维护人的尊严、追求人生真谛的艰难历程。尤其是《泪洒苦行路》，这是一部表现当代女性追求人生意义艰难行程的力作。这部带着自叙意味的作品，集中了作家数十年艰难求索的生命体验，倾注了作家的全部思想和感情。
《泪洒苦行路》的女主人公苏端沁，其原型就是林湄自己，但这个人物毕竟又是作家的艺术创造，是作家经过艺术的提炼和生发，熔铸了作家的观念和情感，实现了艺术升华的生命个体。小说展示的就是她向着人生的辉煌境界艰难挺进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内涵深刻、血肉饱满，有着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是作家对妇女解放事业的一个可贵的贡献。
苏瑞沁痛感许多女性被家务羁绊，做了丈夫和孩子的“傀儡”，终身委屈求全，从未想到要跨步离开家。而当她自己的丈夫也仅仅把她当作一个生孩子的玩偶和泄欲的工具时，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人格受到了亵渎，因此“我是人”就成为她对命运的最强烈的抗议。她与丈夫的决裂，首先是为了一个女人应有的权利。走出家门，是需要勇气的。尽管距离娜拉出走的年代已经久远，但在香港，妇女的经济权还是有限的，何况还要带两个孩子谋生，实在大不易。所以端沁的朋友们一再劝她“回家”——与丈夫复婚，并不奇怪。端沁在人生道路上宁愿贫穷、苦累和孤独，而不愿去得到那些俯身可得的东西。
这个人物的意义更在于：她在忍受着各种打击苦苦奋争的同时，有了对生活的认识，有了自己的追求和个性。小说着力开掘她的理性层面，追寻她面对任何风浪险阻都义无反顾、毫不动摇的内驱力。这不但使得人物的行为有了充分的心理依据，而且也提高了人物的思想涵义。
事业感，是瑞沁人生追求的核心。“生活的动力不再是为了孩子，而是事业，她觉得只有事业，才是可靠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情系事业，这实在是一种可贵的抉择！在男权观念充溢的社会里，妇女缺少的恰恰就是事业感，因而她们也难以达到人生的辉煌境界。
所谓人生的辉煌，也许可以用被称为“人本心理学之父”——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自我实现”的概念来表达。马斯洛指出：“自我实现者虽然并不缺乏任何一种基本需要的满足，但他们仍然有冲动。他们实干，他们奋斗，他们雄心勃勃，但这一切都与众不同。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动机就是发展个性，表现个性，成熟，发展，一句话，就是自我实现。”我觉得驱动苏瑞沁苦苦追求的正是这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当她把一切的希望寄托于工作，当她充分、忘我、全神贯注地体验生活时，她领悟到这是为了一种崇高的目标。尽管起初她对这种寄托的价值还有点朦胧，但正因为这种寄托是自我实现的萌芽，是一种最高层次需要的萌芽，故而随着生活的磨炼和人生体验的深化，她不断反思着自己的选择，解剖着自己的人格和观念，因而她的情操也不断升华，她的自我实现的观念变得越来越明确，信念也变得越来越坚定。
瑞沁并不是那种“整个男人味的女人”，更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她有着女性的温柔、善良、贤慧、“有着女性血统中所共有的爱与特征”，也有着正常女人的一切需求。她当然懂得爱情在人生中的位置：“如果去掉了这个‘情’字生活还有什么情趣和快乐呢？”然而，她又反对把爱情当成金钱的满足和肉体的糅合，因此，尽管她渴求着爱与被爱，但决不降低爱的标准。故当两者矛盾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事业。她离开丈夫，其中也包含着丈夫从不把她当成是共同事业的伙伴这个重要因素。为了事业，她甚至对自己实行禁欲。这在一般人眼里是反人性的，但在瑞沁却是不得已，因为在她内心的深层有一种驱动力促使她这样做。性的欲求只是为了生理的满足，与自我实现相比，还是一种低层次的，只有自我实现才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幸福，人的幸福莫过于这种最高层次的满足，正是这种崇高的追求命令瑞沁克制自己性的欲求。
读《泪洒苦行路》，最受激励的是瑞沁不只是追求自我实现，而且把自我实现诉诸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她关注并投入到时代现实中，用自己的方式——写作——来与生活共同燃烧，一起发展。生活中需要钱，可她写作却不是为了钱，她明知“写文章发不了财”，但她理解为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总得有人写”，因而不肯放下手中的笔。她通过写作，研究男女平等问题和女性的解放问题，抨击丑恶的现实。女性的现实处境已使她经济困难、不断遭到性骚扰而步履维艰，对现实的参与又使她蒙受更多的中伤和打击。然而在孤寂和困难重重的人生寻求中，正是在把个人的生命燃烧在时代进步的努力中，她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使得她对于种种的打击有了承受力。虽然她还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但她向着实现自我和人生的辉煌奋然前行！她把生命投入现实，把自我实现与改造现实统一，让人生与现实共同燃烧。她找到了女性的人生真谛，并达到了人生辉煌的境界！她是女性的骄傲。
但瑞沁并不是个理想化的完人，作者对她的灵魂苦斗作了充分的展示。尽管她对人生的价值有明确的追求和标准，在理论上也有所探讨，但其人生境界毕竟不够成熟，对来自社会的打击，也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所以在举步维艰时，就免不了痛苦和困扰。环境越热闹，她就越感到孤独、矛盾，甚至动摇。她寻思过既然找不到理想的爱情，不如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象常人一样“凑合，了却余生”。在极度的痛苦中，她甚至向上帝祈求，得不到结果时竟愤怒地将书柜内的圣经统统地摔向门外，把自己未完成的稿纸扔得一地。这些都显示了她的不成熟。正由于作家不回避她的不成熟，这个人物才显得真实可信。当然，瑞沁自我实现的精神支柱始终没有倒，她不断地反思，在反思中走向思想的升华和成熟。着力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林湄小说的一个主要特色，对人物的心理穿透力体现在她不仅能够窥探其心理流向，而且能洞察这种心理流向的外在和内在的根源，使人物成为有着心理内涵的活的生命体，富有立体感。这样，一方面，把人物置身于社会中，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体现出其现实性；另一方面，又开掘其深层的情感和观念，随着人物对人生的感受之提高，人物的思想意蕴也逐步加深。瑞沁的灵魂苦斗深刻地启示我们：女人要真正实现人身的价值，不仅要与世俗的、传统的外在势力作斗争，而且必须与自身潜意识中的种种旧规陋习决裂，挣脱束缚女性的外在的和内在的枷锁。
与此同时，小说又通过瑞沁的两位挚友的不同选择来反衬她的选择之可贵。三个女人都不向命运屈服，都在寻求人生的价值意义，都在追求心目中的最大的幸福，但具体选择又绝然不同。多丽属于在男女问题上奉行“杯水主义”的年轻辈。在她看来，在商业化、金钱主宰一切的现代，人的脑子也必须现代化。现代女性走入社会，经济独立，在性开放的社会中应该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性平等”，所以她主张“顺其自然”，不必“太认真”，“只要她喜欢的男子，她都会委身”。她批评瑞沁的生活方式是“图清高”、“老土”。但她的婚姻最终失败了，原因与她不是处女而招致男方的轻视有关。她的“杯水主义”也不攻自破。她的吃亏，除了在性生活上随便外，也因为她不了解即便在现代，男权观念依旧是那么顽固，男子可以视婚姻为约束，视女子为玩物，而女子却一不专一，就被男人看成是一个随便的轻浮的女人，所谓“性平等”只是肥皂泡！另一位朋友严凤萍也反抗命运、爱情与婚姻的失败，纯真诚实被愚弄，象一团火在她心底燃烧。只是她的反抗只局限于“报复”，从报复糟蹋她的男人，进而报复所有男人。她看不到造成自己悲惨结局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是把妇女当玩偶的男权观念，所以反抗不应该纯粹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妇女解放，改造社会的事业。在她看来，“人生的成败、得失，都是强与弱、善与恶、大与小的拼杀的结果，”“你不吃人，人家吃你，你不踩人，人家踩你，”“公平在哪里？哪里有公平？”当年自己弱小善良，无力与人较量，所以被人欺侮，现在有了钱，买通杀手杀了欺骗、糟蹋过自己的男人，出了这口气。同时，她把妇女的聪明看成是能够“玩玩男人，”这世道“男人可以玩女人，女人为什么不可以玩男人？”人生就是要享受，食是享受，性是享受，只能“挑着玩”，不能认真。她也同样否认爱情的价值，认为只有钱才是真的，所以她其实是出卖肉体来换取金钱，不过是个高级娼妓而已！她的人生价值观使她灵魂空洞，沉醉于物质和肉体的享受，为了多赚钱，甚至昧着良心抛弃真心爱她的男人。就这样，在精神的自我麻醉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小说通过上述三个女性的不同人生道路，探索了女人的人生意义，表现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人们特别是女性的人生选择提供了启示和参照。综上所述，林湄小说对妇女问题的探索是十分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