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26 14:00 | 豆瓣：赫恩曼尼
16岁，在玉玉同学的“同学录”上誊写的词。
小时候，谁都有一个阶段，害怕写东西，无论写什么都写不好。到了青春期，多愁善感，灵感和情绪像自来水一样，总也流不完。再之后，靠写字为生，能写的不能写的，都要写，看似更自由了，其实是钻进了自己编织的牢笼。
以前常听老人家说：惜字如金。意即说话写字，都吝惜字句，不滥用，不卖弄，持重沉稳。但因为天生对文字的感觉比同龄人灵敏，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写字，从吸引人眼球的工具，到谋生的手段。一路磕磕绊绊，从未止息。
小学，清明节，全校参观烈士陵园。校长让每个班的同学写一个作文，拿到市里比赛。因为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关于“烈士精神和民族品格”的文章，结果被选中。从此，大大小小的作文比赛，大到诸如“中国魂”一类的赞颂，小到对父母和学校的爱，我都成了主角。看起来风光无限，其实无非是卖弄文字而已。
因为写东西又快又准，就不得不多了一些应付学校和检查的东西，比如黑板报，比如校报，比如升旗仪式上的串词，比如艺术节小话剧的台词……我永远站在舞台后面，看着别人观摩黑板上的字，听着别人读我写的词，欣赏别人的表演。但为了那一丁点儿孩子的虚荣心，我将自己的写字视作一项天赋般的赐予。
到了大学，依然写字。在红十字会工作的三年时间里，我贡献了大量的稿件，每一篇都写得得心应手，还操办起了社刊，做了主编，改起了别人写的字。
21岁，写在第一本书《记忆是一种抵抗的姿态》扉页的原创小诗
直到如今，我终于靠写字为生。靠稿件的质量和数量，获得每个月的口粮。对于自己的文字，少了敬畏，多了厌倦。从因为无知而迷失，到因为深陷其中而迷失，其间近二十年光阴，文字如丛林，从最初的奋力奔赴，到最终置身茫茫山野，渴望找到山林之外的路。辛酸苦辣，其中滋味，皆在心中。
小时候，父母鼓励我写，报纸或杂志一旦发表了，就带我去报摊买来，放在抽屉里珍藏。后来出了书，他们更是放在床头，临睡前反复读，读不懂的画下来。来到北京，依然沿袭儿时的记忆，发表了什么都寄一份到家里，出了书也送父母几本。直到有一天，我妈说：你别写了，家里都放不下了。我爸说：别寄了，网上都能看到，再说看了也看不懂。
黯然神伤。
以前有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来约稿，屁颠儿屁颠儿地写，刊发了剪下来，贴在文件夹里。现在约稿的机构越来越多，出版公司、报社、杂志社也不少，好像写什么都无所谓了。只要写得出来，不算差，就能拿稿费，网站上、公号里，文字如同飘忽不定的游魂，再也不必庄重，多了些油滑和套路。写过之后，从不敢重读，怕吐。
但人们都是这样活着。写字的人制造哗众取宠、夺人眼球的内容，路人为它们买单叫好。有时，我是写字的人；有时，我又成了叫好的人。
终于，做了记者，坐在那些作家们面前攀谈，想起儿时的梦想，原本是成为他们，而如今却成了另外的样子。我听他们讲起自己的写作、困扰和思考，就好像看见久远记忆中的另一个自己，在倾吐，自信而优雅。
一边听他们的故事，一边回味自己的选择。什么是正确的事，什么是错误的事，什么值得，什么理应放弃，居然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上个星期，在采访马克·李维时，他给我讲了一段自己父亲的故事。
马克·李维在16岁时偶然得知，二战期间，18岁的父亲曾作为领队，带领一个反抗团体，参与反抗德国纳粹的占领。他因此而备受折磨，受到驱逐，时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被送往德国纳粹集中营的路上，父亲从火车上逃了出来，才幸免于难。这段深埋于他父亲心中的历史，给16岁的李维带来极大的情感震撼。他跑去问父亲：爸爸，原来你是个英雄。那个谦虚内敛、不善言谈的父亲望着他，说了一番让他日后永难忘记的话：
“我不是英雄。做正确的事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英雄。不能因为大部分人都在犯错，而这个人做了对的事，就成了英雄。孩子，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而已。”
小时候，谁不希望自己能凭借什么，成为一个金光闪闪的英雄。日后，我们渐渐发现，人能不犯大错，生活还算说得过去，就已经很艰难了。
到如今，“英雄”的定义变成了：因为大多数人错了，就把做了对的事的人称为“英雄”。究竟，谁对，谁错？谁是英雄，谁又是凡人？谁又能知道呢？
祭奠那些终于在我身体里流失了营养的文字。原本滋养了儿时梦想的文字，而今却成为标榜英雄、求得安慰的手段。眼看着它们，从质朴谦逊，变成狡黠油滑；从自由自在变得墨守成规。
而作为制造它们的人，我居然——无能为力。
人生困境莫过于此，生于文字的，最终，死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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