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今天，中国与日本发生了“高升”号货轮被击沉事件，于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年本来是天干、地支组合极普通的干支纪年，由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大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甲午年具有了特殊含义。
我对中日甲午海战的了解，最初是通过电影《甲午风云》得到的。
摄制于五十年前的《甲午风云》，场面浩大，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中丰岛、黄海两次海战。北洋大臣李鸿章极力主张求和。“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主动请缨，海战中，邓世昌代替旗舰指挥作战，率领“致远”号官兵英勇战斗。后因炮弹打光了，邓世昌做出撞沉敌舰“吉野”号的决定。全舰200多官兵无一人退缩。但是在追赶“吉野”号时，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壮烈牺牲。
《甲午风云》是部以失败告终的中日甲午海战的悲壮史诗。突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歌颂了海军将领邓世昌，水兵王国成等中国广大爱国官兵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和清廷的昏庸腐败，揭露了慈禧、李鸿章、方伯谦等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
但甲午海战历史，果真如电影描写的那样吗？
中日甲午战争，是两国近代的第一次对决。李鸿章苦心经营的中国唯一的近代化国防力量，曾经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竟然在一年时间里被“莞尔小国”日军所击败。令所有中国人扼腕惋惜。当年远东最强大的海军，在没有给日本舰队极大杀伤的情况下，便全军覆没。我常常思索，北洋水师失败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及影片展示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朝廷内不一致，决策失误。
1、光绪皇帝主战，而慈禧太后及李鸿章主和。本来中国国力和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中国经过洋务运动，重工业和军事都取得长足发展，中国与日本实力不相上下，本可一战。
2、慈禧、李鸿章等人寄希望于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直接影响了战争结局。
二、指挥不当，贻误战机。
1、李鸿章避敌保船，不准海军出战，最终丧失了制海权。舰队指挥者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认识上的原因。
2、一些军官上至右翼总兵刘步蟾、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更是影响了士气。
3、北洋军舰本应该呈双纵队列，结果因为挂错了旗帜，改为一字长蛇阵型。直接影响了战局结果。
三、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差异。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不但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正处在晚清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廷腐败。从近年披露的真实情况看：北洋水师管带们每月俸禄非常高，却都生活腐化，狎妓成风。
这些分析是北洋水师失败的真正原因吗？120年里，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淹没在教科书中，和不明真相群众的口水里。
随着大量史料披露，我们可以全方位地看待中日间的甲午战争了。
先说说朝廷决策失误问题。
当年清王朝内部确实出现了主战与主和的决策分歧。但我们不能说，主和的就是卖国；而主战的就是爱国。是李鸿章卖国还是愤青误国？我们须作具体分析。
清代中枢设有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以评论时事、弹劾官员为能事的清流言官的重要阵地。清末朝廷中枢中,以光绪尊师翁同龢为首的言官集团及张之洞等大臣，大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集团。这群有权势有文化的精英们, 在甲午战争中极力主战。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帮愤青。
当时，光绪皇帝已亲政，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早已离开朝廷，去颐和园颐养天年去了。年轻气盛的光绪皇上，正想大有作为，干一番大事业。他觉得这些年给海军拨了这么多银子，买船置舰，已经有了与倭寇较量的本钱，于是他跟这帮愤青一起坚决主张对日开战，自始至终不给主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任何解释机会。
户部尚书翁同龢，与李鸿章矛盾重重，他便以太后修园为借口，连续两年停止发放海军装备购置费，以限制李鸿章。李鸿章只得自己呈上一道奏折，称：“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号称百万雄师的大清国所能用作抗敌的所有军事力量：除去80万抽大烟的八旗绿营军和耍刀射箭的，其实真正可用的陆军仅仅5万多人，北洋海军可用舰艇8艘。 (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3页。)
光绪帝对骄奢淫逸的八旗绿营军还是了解的，但花了这么多钱北洋水师怎么只剩8艘能战的舰船想不通。
北洋水师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从英、德两国购买先进舰船，北洋水师拥有25艘舰船以及旅顺、大连、威海三处基地，训练作战水平不亚于西方的远东海上劲旅。因为拥有两艘最先进的铁甲巡洋舰“镇远”“定远”，因此被称为亚洲第一。
但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朝廷就再没有批准北洋水师买新船。水师提督丁汝昌最后一次率舰队出访日本回来，惊恐地跟李鸿章说，日本这几年购进了最先进的军舰，中国现有的军舰无论是航速还是火炮射速，均慢于日本舰船。我们再不买新船，一旦开战，其结果不言而喻。于是李鸿章每年给朝廷要钱的奏章里，都加了这一条紧急情况，但当时光绪始终不予批准。而那些愤青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干扰了最高决策。
1882年7月，在朝鲜发生了一起事件——壬午之变。当时日本一直有一股势力要征服朝鲜，不断向朝鲜渗透并且扶植了所谓亲日派，这引起朝鲜国内一些人的反感，于是他们在汉城发动兵变，驱逐亲日派。日本找到了出兵朝鲜夺取朝鲜借口。事变发生后，日本往朝鲜派兵，中国也往朝鲜派兵。日本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他们赖在朝鲜不走，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
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如驻日公使汪凤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均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我必须早为战备；李鸿章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此时，和战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但这种上官与下属之间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帝后党争无关。
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中反取得胜利。”这一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接受。但进一步考察表明，此论很难自圆其说。
据《翁同龢日记》称:“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谓:“(光绪)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军机，定惟该大臣是问！”随后，光绪又私下告诉翁:“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可光绪见主战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的。正由于此，在朝廷内部，对和、战问题的认识取得了共识。
对于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及敌我态势，慈禧并不真正了解，所以对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也缺乏清醒的估计，甚至有轻视之心。不仅战前她表示对日本的挑衅不准示弱，而且战争爆发以后，她仍然对前敌的抗战作出积极支持的态度。但随着前敌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慈禧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帝后党争悄然开始了。
在军事上已失利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战略退却是正确的选择。若此建议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地位。对于日本的战争计划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而日军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势所难能了。
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在追究历史事件责任时，总是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某个无能或腐败官员身上。喜欢找指挥上的失误，或者找替罪羊，过多地强调了人的因素。总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装备），不愿在技术层面分析原因。中国人的逻辑是：我们为什么会失败？不是失败在枪炮不如人，我们失败是人不行，人的思想有问题。因为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败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
其实，二战中侵华日军绝不是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打败的。而是在太平洋诸岛战役连连失败，所有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都被美军击毁，失去制空权、制海权，本土遭到持续大轰炸（仅东京就被炸死几十万人），长崎、广岛被原子弹夷为平地的情况下，被迫向盟军投降的。
甲午战争其间，中日交战军队人数基本上都是1比1的比例，而抗战期间，中国军队要用6比1的优势，才能与日军决战。即使武器优良的苏联军队对关东军作战，也要达到3比1的人数优势。
另外，1982年叙利亚和以色列贝卡谷地区的空战，震惊了世界。以色列空军精心准备，成功奇袭盘踞在此地的叙利亚萨姆导弹阵地。通过短短6分钟的攻击就彻底摧毁了叙利亚和苏联苦心经营10年耗资20亿美元的19个萨姆导弹阵地。在其后两天的多轮空战中以色列空军利用先进的F15、F16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和电子干扰机作战，共击落叙利亚82架战机，而以方则未损失一架战机创造了空战史上82:0的奇迹。可见技术在军事上的巨大意义。
事实上，正是技术问题、后勤保障以及国家层面存在的问题，才导致北洋水师战败。
第一，技术问题
中日甲午海战之前，北洋舰队参战的是14艘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12艘战舰，中国海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可实际上日本都是新船，跑得快火力猛。“致远”巡洋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定远”，下令撞沉日舰“吉野”号，感人肺腑，实际是徒劳的。因为吉野是日本舰队中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之一，“致远”根本追不上。
中方参战的10艘舰艇原本平均航速为15.5节，而甲午海战中实际平均航速只有10.8节，其中“定远”、“镇远”两舰由原来的14. 5节下降为12节，最严重的如“超勇”、“扬威”两舰原航速由15节下降为6节。而日本第一游击队各舰，原平均航速为19.4节，实际平均航速为18节，其他大队各舰平均航速也达14节以上。
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日舰装备的速射炮，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六倍，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00米。
日本采用了法国进口的炮弹，这种炸药杀伤能力强，但太不稳定，哪怕金属一碰都会引起爆炸。1891年，日本人下濑雅允就通过仿制，研制出灵敏度极高、燃烧能力极强的苦味酸炸药“下濑炸药”。与北洋海军炮弹使用的黑火药相比，完全是划时代的差距。
中国的炮弹打到人家船上能砸个打洞，却不爆炸不起火，杀伤力小得多。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
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为穿甲弹，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
第二，后勤保障问题
甲午海战前，北洋水师的后勤保障差，军舰装备陈旧、修缮不济、弹药奇缺和弹药质量低劣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甚至作为军舰燃料的煤也严重供应不足。供应北洋海军的煤炭不仅缺斤短两，而且到急用之时，还催不到。1894年6月底，朝鲜半岛正紧张备战之时，急需煤炭，丁汝昌竟收到电报称“矿局下次实难送煤”。矿局不仅不向朝鲜送煤，连威海基地的煤也供应不足。甚至到了8月24日中日战争早已爆发，丁汝昌还要向煤矿发电报催煤。
史书记载，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所带炮弹不足，大多数军舰一直打到弹尽力竭。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343、152、164页）
第三，国家层面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时，很少从国家层面分析。中国是一个中世纪国家，日本是一个近代国家。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没有建立现代国家普遍采用的预备役制度，中国是养兵制度，养多少兵上多少人，临时招募的老百姓是不能打仗的。几乎没有一支近代军队。而日本却有完善的国家动员机制。打起仗来，日本军队可以不断补充兵员，成了大国。而中国反倒成了小国，在每一个战场上，中国军队在人数上都处于劣势。
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国家军队不打仗，体制内的八旗军队不打仗；绿营也不能打仗，其主要职责是警察,维护治安。
北洋陆军机动兵团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作战，被人数、重火器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日军击败，为应对颓势，李鸿章不得已又把大量留驻炮台要塞的守军也投入野战场，结果仍然无法在战力上超过对手。同时守军抽调后空下的炮台防务，被迫招募新兵填充，结果在敌军临境时，仓促募集、缺乏训练的新军根本无法发挥先进武器的作用，导致重镇接连失守。
朝鲜失守后，中国陆军武装都快打光了，以致京师只有一万多人，山海关有一万多人，在别处找不到兵了。光绪皇帝看到国家的武备情况时才说要停止这场战争。所以如果国家体制存在大问题，只靠一支军队或者军人是打不赢战争的。
再看看清政府主力陆军的北洋沿岸驻军的后勤保障情况。清政府并不负担供养，而是李鸿章左支右挪负责养兵，由于地方财政无力维持过多的军队，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们预防地方督抚拥兵自重的议论中，对此也乐得默认，此刻一旦大敌临头，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完全置身事外，而要责成地方供应的勇营部队冲先锋，申饬起来并不是很理直气壮。所以，当言官们看到李鸿章有关陆军兵力不足的报告，并没有人敢于指责平日国家不修武备，同样只是空洞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指责其不敢使用陆军是畏敌如虎。
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而大清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有的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一句话，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
第四，内耗削弱了北洋水师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说：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
甲午战争过去多年后，周馥入京接受慈禧太后召见，言谈之间慈禧问起甲午战败的原因来，周馥得以将心中积郁许久的话全部道出。
“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掯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办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力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翁同龢)在户部竟如此……”
“在户部竟如此”，一条自己人绊马索，做到了日本人在战场上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李鸿章战前主和，黄海大战后，又主张在刘公岛内防守，并非其昏庸，怯战。更不是其卖国，而是正视了当时中日军队之间实力存在的差距。
在威海卫，日军包围了刘公岛，要把北洋水师全歼，我们以往的史书却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勇敢爱国，多次请求率舰出战，但懦弱的李鸿章坚决不准，最后导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在军港。
根据书信史料披露，实际情况是：黄海大战后，李鸿章让丁汝昌“做猛虎在山之势”不可直接迎敌，丁汝昌也心知肚明现在北洋水师的实力早已无法出港迎敌。如果和日军直接开战，两个舰队硬碰硬的话，北洋水师必败无疑。而保存舰队本身，就是牵制日本海军的兵力。后来，丁汝昌让军舰停在军港做炮台，并利用军港的防守工事向日军反攻，当时，清朝能战的陆军已所剩无几，北洋水师的剩余舰船最后也冒险驶向近岸，用舰炮支援陆军，根据日方战时资料记载，水师的陆战队作战能力要远高于陆军，曾用近一百人扼守炮台阻击日军一路纵队。
1895年1月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顽强抵抗，最后被歼灭。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被清军炮弹打死，这是日本在战争中唯一阵亡的将军。由于兵力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数被日本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3万日军合围了岛上的2000多官兵。官兵中不是没有投降的意向，丁汝昌还在指望朝廷能派援军到来，他答应水师：正月十八日，我给你们一个交待。他很清楚，这是岛上生存的极限。
北洋水师外无援军，在刘公岛上死守到淡水也没有了，只能喝军医院的药水，而这时清廷已经放弃任何援助。山东巡府李秉衡是李鸿章的政敌，他在整个海战中只给水师派了些民工和5把枪。在保守派以及李鸿章政敌们的眼中，北洋水师毁灭了，就是李鸿章完了。根本没有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北洋水师岂有不败之理？
关于北洋水师在弹尽粮绝之时与日本签署的降书，多年来的定论是：在丁汝昌1895年2月11日，用酒服下鸦片一夜苦熬，早上7点才气绝。部下牛昶盗用了丁汝昌的提督印，以丁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刘公岛降约》。导致日军长驱直入威海港，北洋海军就此瓦解。
有学者从资料中获悉：降约的确是丁汝昌签署的。此时，丁提督已决定殉国。这一说法在美国人马吉芬的回忆中也有记载。无粮无枪无援被抛弃的情况下，即便他不签署，也无法挽回败局。以一人名誉换回数千人生命，降约签署之后，丁汝昌吞了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