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北伐战争中，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苏联的对外战略不断调整，从倾向于国家主义逐渐转移到对国际主义的倾斜。受苏联对外战略调整的影响，在对中国北伐战争的态度上苏联也经历了从坚决反对到摇摆不定，再到全力支持的过程。
[关键词]苏联对外战略北伐战争
1926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大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北伐战争中，苏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对外战略，在国际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游移。当苏联国力强盛，而资本主义世界呈颓势时，对外战略中的国际主义得以张扬，苏联策动世界革命的态势比较明显，国际共运也相应高涨：而当资本主义世界呈上升趋势，或者国际局势对苏联不利，或者苏联国内遭遇严重问题时，对外战略的国际主义也就收缩，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实际的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缓和，或者结盟，确保苏联的国家利益，国际共运也相应低落。苏联对中国北伐战争的态度受到对外政策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坚决反对到摇摆不定，再到全力支持。
一、1925年至1926年初，苏联对北伐战争持反对态度
1.苏联奉行国家主义的原因。
虽然列宁将实现世界共产主义作为最终战略目标，并为此创立了共产国际，推进世界革命，但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的发生或者激缓并不是由纯粹的意识形态因素所决定的，也取决于是否具有革命形势以及各国共产党力量的大小和苏联能够实行多少国际主义(对革命提供怎样的实际帮助)。随着世界局势和苏联国际地位的变化，苏联在承担国家主义义务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开始更多的考虑自己国家的现实利益，不得不与帝国主义国家调整关系，控制世界革命力量以适应苏联现实国家利益的需要。这样苏共所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质内容便相应的发生变化，直至蜕变。斯大林时代已经将原来意义上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修正为苏联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共产国际便成为推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在北伐战争之初，苏联考虑到自身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对外战略上倾向于国家主义，将苏联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对中国北伐持反对态度。
首先，苏联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1925年12月1日。德国和法国、比利时正式签署了关于德法和德比边界不可侵犯以及保持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的洛迦诺协定，该协定被联共(布)领导人认为是旨在建立吸收德国参加的反苏联盟。1926年，西方列强又掀起了反苏反共宣传的运动，联共(布)领导人开始担心帝国主义国家会结成国际反苏联盟，苏联将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由于欧洲出现某种稳定。签订洛迦诺协定特别是帝国主义者全面提出中国问题，国际局势变得非常严峻。国内局势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国民军的失败和撤退也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主导革命力量，尤其是苏维埃国家。应尽一切努力阻止帝国主义建立反华统一战线必须设法争取在这里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显然，此时发动北伐战争对于苏联来说很有可能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不符合苏联的“喘息”方针。
其次，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1925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们认为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在我们看来，北京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这就意味着苏联领导人是把赌注下在以冯玉祥为支柱的北方军政上的，他们希望通过改组北京政府而非国民党独立建立政府的方式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当北方的国民军遭受严重失败的时候，上述方针破产后，苏联开始把全部希望转向广州国民政府。在他们看来，此时广州的稳定与巩固开始变得至关重要。但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却使联共(布)领导人感到悲观。一方面，存在着张作霖、张宗昌等与华中、华东地区的军阀结盟共同对付国民革命军的危险，另一方面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对中国革命势力发展虎视眈眈，并一再扬言要进行军事干涉，所以苏联领导人害怕因为敌众我寡导致北伐军的失败，从而失去广州这个中国革命的临时桥头堡。
2.国家主义对苏联对北伐战争态度的影响。
在国家主义的引导下，1925年到1926年初，苏联对国共贯彻“喘息政策”，对北伐战争表示坚决反对。1925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1926年春，当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获悉国共两党正积极酝酿北伐时，即在4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决定：“广州不应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广州政府应当通过实行土地、财政、行政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通过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华南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和通过加强它的内部防卫能力，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共和国的内部巩固上。广州政府在目前这个时期应该坚决放弃进行进攻性军事远征的想法和那些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者走上军事干涉道路的行动。”1984月3日，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指出迫于湖南的形势，广州政府可能不得不进行扩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随即于4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了加拉罕的建议。会议最终决定，以中央的名义致电加拉罕。明确表示：“1.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2.在加拉罕同志第242号电报中发现有绕开这个指示的企图，要向加拉罕同志指出，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3.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在此后不久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上，远东书记处对于北伐表达了与苏共中央相同的态度：“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
二、1926年初到1926年底，苏联对北伐战争的态度开始松动但仍顾虑重重
1.苏联开始在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进行摇摆的原因。
国际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推进世界革命，列宁将马克思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更加具体化，并提出了儿项具体要求：“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利益服从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里所说的“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就是指已经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俄罗斯民族。1926年初，迫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苏联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变化。开始在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进行摇摆，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大多数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支持北伐，特别是苏联派驻广州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他对北伐高度关注并在北伐的计划制定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加伦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广州政府东征胜利和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之后，制定了《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日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他指出，现在“要及时向北扩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让国民党登上华中政治舞台，也就是说，应当及时将政治工作中心从广东移到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在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后，加伦对北伐战争的成功充满了信心：“凡此种种，归根结底，使北伐成功变得无可争议。”另外，布勃诺夫和加拉罕对北伐也持支持态度。1926年3月27日，布勃诺夫在写给鲍罗廷的信中提到：“了解北伐问题后，使团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决定是否进行北伐的问题，因为整个军队和全体指挥人员都确信北伐是必要的，是迟早要进行的。使团认为。因此北伐问题是时间和行动方式问题。使团认为，现在就要对北方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力求从后面进攻吴佩孚。”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于4月3日紧急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阐述了出师北伐的必要性：“广州不应提出占领新地区的目标，但它可能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这种扩张广州的上述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给以协助我认为，作出的决定(即4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反对北伐的决定――引者)不适用于我所提到的具体情况。”
其次，国共两党对北伐的坚定态度和中国局势的不断变化。一方面，实行北伐、统一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根_小利益所在，是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是孙中山逝世后的遗留任务，更是蒋介石实现个人野心和巩固党内地位的最好途径。当苏联和共产国际认定蒋介石是能够担当起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时。为了留住蒋介石来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和扩大反帝统一战线。他们不得不对蒋介石坚定的北伐立场作出妥协退让。中国共产党也是积极支持北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立伊始，便将贯彻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阻止立即北伐的意图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对于远东局反对立即北伐的态度，陈独秀表示难以接受。在双方看法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陈独秀在6月30日的远东局会议上提出：以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明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魏金斯基在1926年6月11日写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中也提到：“关于北伐问题，尽管莫斯科作了各种指示，但在这里这仍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还不能确切地说，中央的情绪怎样，但这里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看来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央认真地谈一谈。”一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向前胜利发展的局势也是苏联对北伐态度松动的重要原因。1926年5月，广州政府派兵北进，援助湖南的唐生智。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7月9日、10日，攻占醴陵、株洲；13日攻占长沙；8月22日，攻占岳州、通城，25日，攻占蒲圻。之后北伐军对汉口形成合围之势，迫使守敌刘佐龙部反正；9月7日，占领汉阳；10月10日，攻占吴佩孚的巢穴武昌。湖北战场取得胜利后，北伐军转战江西战场，11月2日，攻占德安；5日占领九江；8日攻占南昌，取得了对孙传芳的胜利。北伐战场的节节胜利，也使苏联和共产国际在顾虑重重中开始向国际主义转变。
鉴于以上两个原因，苏联在对华战略上开始由国家主义转向国际主义，开始放弃之前为了避免引火烧身而极力反对北伐的观点，开始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考虑，以促进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为其导向。
2.苏联对北伐战争态度开始松动但仍摇摆不定。
1926年4月，联共(布)领导人收到回到国内的苏联驻广州顾问团原团长季山嘉和副团长罗加乔夫等人关于“中山舰事件”的报告，通过报告他们了解到蒋介石对北伐的坚定态度。5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1)中央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2)鉴于目前出现的情况，认为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但当政治局于5月20日收到布勃诺夫使团关于中国情况的总报告后。反对北伐的态度又强硬起来，当天即决定：“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由此可知，虽然鉴于湖南出现的新情况以及为了向蒋介石作出让步，苏联、共产国际同意国民政府出兵湖南，但是并没有对北伐的全盘计划表示支持。1926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所谓北伐问题，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供政治局研究。责成鲍罗廷、加伦和魏金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广州在军事方面的情况通报，并请国民党中央阐述其在所谓北伐问题上的动机和想法。”为避免北伐军多方作战，加之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在8月中旬被奉系军队打败，致使北方形势再度恶化，9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广州国民政府与孙传芳达成协议，同时试探和张作霖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所以从北伐一开始直到1926年11月，受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开始由国家主义转向国际主义的影响，苏联对北伐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动但仍摇摆不定。
三、1926年底苏联开始偏向国际主义，对北伐战争大力支持
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中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使得苏联和共产国际越来越偏向于国际主义。在国际主义的指导下，苏联和共产国际逐渐形成了对北伐战争的全力支持态度，对中国革命不仅予以及时的指导而且提供各种援助，以积极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进而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
在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10月21日作出决定，要求在华工作的军事人员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来自莫斯科的，根据对形势的总的估计提出的作战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束缚中国指挥部的自由，因为指导作战行动的责任完全由中国指挥部承担。”在这次会议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批准了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向广州提供总数为2844026卢布的炮兵和航空器材援助的建议。这表明他们对北伐的态度已经逐渐由摇摆不定转向了大力支持。与此同时，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在群众性工农运动空前高潮形势下的顺利推进，1926年9月到11月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开始探索解决一些与北伐有密切联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例如在土地问题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应具体地列入议事日程，没有农民的支持，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又提醒：“在当前任务方面，必须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协商一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非常危险的。”1926年11月起，联共(布)领导又开始具体解决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广州迁往武汉的问题。1926年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出：“鉴于有必要依箨湖北工人的同情和尽快成立华中的行政机构，认为现在在占领浙江和南昌的时候，可以不反对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至汉口。”从1926年11月末开始，在联共(布)的决定中，北伐问题已退居第二位，由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已完成了对中国北伐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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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