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赏诗经对我们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
《诗经》不但包含了深厚广博的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面向现实，朴实、自然的风格特征
《诗经》作品主要产生与我国古代中原和北方地区。作为文学作品，它的艺术形式体现了殷商和周代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性精神，表现出重人事、重实际、重现实的特征。在艺术风格上，《诗经》三百篇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但从总体上看，不能不说是以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为其基调。
这一艺术风格直接 表现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真率地表达感情。《诗经》中的作品，紧贴现实生活，不作无病呻吟，感情真挚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不论是民族史诗，还是怨刺诗、征役诗，就是那些开放活泼的爱情诗也是如此。这些作品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乡土情调，面向现实生活。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经》的作者善于运用写实的手法，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刻画那些颇富特征的细节或生活侧面,抒发淳朴真挚的内心感情。如《卫风·氓》、《邶风·静女》、《豳风·七月》、《 豳风·东山》、《 小雅·采薇 》、《王风·黍离》、《王风·君子于役》、《 魏风·伐檀》、《硕鼠》、《小雅·北山》、《十月之交》等。这些诗中的朴实自然的风格，近人称之为“写实”的创作方法，或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诗经》以至中国诗歌艺术手法的基本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概念的是《周礼·春官·太师》,其中说道：“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把“六诗”叫做“六义”。汉代的郑众、郑玄，六朝的刘勰等人，对赋、比、兴都进行了阐释。对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尽相同，现多取朱熹说：
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即直接抒写或铺叙，直陈描述。
比：“以彼物比比物也”。即打比喻，对事物进行形象具体的比况。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起兴或发端，借用其他事物以引出所歌咏的对象。
宋代有一个叫李仲蒙的，对“赋、比、兴”提出的一种解释，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李仲蒙解说的特点是将“赋、比、兴”与“情”紧密结合起来。诗歌是言情的，在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上，李仲蒙注意到情的作用，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的。
“赋”，是文学创作的最基本方法。谢榛《四溟诗话》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统计虽有出入，然大体可信。《诗经》用赋大量，既可铺叙，又可抒情；既可用于对话，也可用于描绘，可写全景，也可写一个场面。如《七月》,八章全用赋笔,其艺术效果深刻、真实而感人。《静女》，写一个场面,表现了人物心理感情。此外如《君子于役》、《芣苢》、《十亩之间》，皆单纯用赋法之例。（关于“赋”，可参见《文史知识》89年第10期褚斌杰《论诗经“赋比兴”之“赋”》。）
比，即比喻。《诗经》中之比，有的比方具体事物，有的用以说理，有的用以写人，如《卫风·硕人》写庄姜之美：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一连串的比喻写庄姜美丽，可谓穷形尽相，淋漓尽致。如《硕鼠》，通篇用比。再如《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象牙的切磋、美玉的琢磨,形容君子高雅的仪表。《陈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以云彩之喻女子的众多。《大雅·常武》：“如雷如霆，徐方震惊。”以雷霆比喻周宣王的军威。其余象《氓》《邶风·柏舟》等，用比之处不胜枚举。
兴，“兴者，起也”，即借用其他事物以引起所歌咏的对象。所以,兴一般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端。其作用,起到一种发端定韵，舒缓语气，齐足诗句的作用；否则作者一上来便直言本意，会显得唐突兀然，若有所缺，甚至失却诗味。《诗经》中的兴法，基本上有两种形式：借句起兴与借物起兴。借句起兴，如《王风》、《郑风》、《唐风》各有一首“杨之水”，但三诗内容截然不同，“扬之水”一句与所咏本意并无多大联系，可能当时流传的诗歌中有这样的句子，故诗人借用之。借句起兴，一般与正意联系不大，只起一个开头或起韵的作用。借物起兴,诗人“ 因其所见”或“因其所事”而“触物以起情”。这是最常用的一种兴法。如《周南》之“关雎”,“桃夭”、“汉广”，《邶风》之 “谷风”、“燕燕”，《秦风》中“黄鸟”、“晨风”、“蒹葭”，等等。借物（景）起兴，许多景物与所引出的诗句在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如《关雎》，起兴句可能是诗人看见河洲上成双成对的雎鸟在互相鸣叫，触动情思，联想到人间的爱情。所以这类兴句，往往有比的意思。朱自清即说是“ 一是起兴 ，一是譬喻”。它在艺术上，或寄寓,或象征,或渲染，或起韵，或引起联想，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再如《周南·桃夭》、兴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不仅渲染烘托了新婚的喜庆气氛，而且象征新婚女子也如艳丽的初开桃花。《采薇》看到薇菜的生长，联想到时间的流逝，引发久戍不归的苦痛。所以,兴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可以在极短的篇幅里造成极有情致的意境和鲜明的形象。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除了音韵、节奏等形式要素之外，诗歌还特别要求把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使主观思想感情与想象、理解相融合,从而塑造出主客观统一,物我相谐、情景相生的诗歌艺术形象。兴正是从 诗歌艺术的这种内在规律上 体现了我国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集中了我国诗歌艺术的重要美学特征。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好的作品,可以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如《秦风·蒹葭》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全诗可说是起兴而后再用赋法,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写景来发端，描绘出一幅秋苇青苍、露重霜浓的清秋景色，这样的景色，触动了诗人思念“伊人”之情，三章起兴之句以景物的细微变化，即“为霜”、“未晞”、“未已”，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由此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对方（“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之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的心情。“宛在”二字，说明只是想象中的情景，但说明前面的跋涉同样是想象之词，这正好说明怀想之切。诗中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三、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
《诗经》的语言，简洁朴素，精炼准确，绘声绘色。《诗经》用字非常丰富，使用的单字近三千个。所用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生物名词非常之多。用词精炼准确方面，仅举描写手的动作来说，就用了“采”、 “掇” 、“捋” 、“撷” 、“按”、“握”、“拾”、“抽”、 “折” 、“授” 、“携” 、“执”、“拔”、“招”、“捣”“等各式各样的动词。《诗经》的语言还富有音乐美，运用了大量的重言叠字、双声叠韵词，重言叠字如依依 、迟迟 、萧萧、悠悠、凄凄、丁丁 、嘤嘤 ；双声的如：参差、玄黄、踌躇、黾勉；叠韵的如：崔嵬、窈窕、沃若、经营、辗转、逍遥。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所谓“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就是指用少数字来概括复杂的情状，把情思和形状毫无遗漏地描绘出来。这就是 《诗经》 的语言艺术魅力。
《诗经》的句法、章法也很有特色。《诗经》的句式以二节拍的四言句为主，形成一种自然的音乐美。当然，除为主的四言句之外，也出现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乃至七言等句式。多节拍的变奏，增添了诗歌的韵律美。
《诗经》的章法特点是回环复沓。《诗经》中的诗是可以合乐歌唱的，每一篇被分为若干章，就如今天的歌词的分段。每章词句基本相同，仅换少数几个词,反复咏唱，这是民歌常用的形式,如《周南·芣苢》。它不仅是简单的重复，在艺术上还有强化作用，使所描写的事物，思想感情更加突出、更加鲜明。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此诗重点只换了“月”、“秋”、“岁”三个字，但正是这三个字的更换，体现了相思的递进，相见的迫切。在艺术上也收到了回旋跌宕的效果，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感。
四、《诗经》的深远影响
《诗经》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诗经》作者所表现出关注现实、面向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后代文人倡导的“风雅”“比兴”精神，实质也就是《诗经》的面向现实的精神。屈原《离骚》、《九章》中忧愤深广的感情，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唐代陈子昂提倡“兴寄”，标举“汉魏风骨”，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的新乐府,等等,都是《诗经》精神的继承。《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赋的手法不但成为后世诗文的一种基本表现手法，到汉代还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彪炳一代。比、兴之法，影响尤为深远，它开辟了后世文学所谓“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艺术表现手法。自屈原吸收、发展了比兴手法只后，比兴手法经后人的不断发展创造，已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以某物作比或触物起兴的表现手法，而且是诗人进行艺术构思和形象思维的重要艺术手段。后代许多优秀诗人用它创造出无数兴寄幽深、比类切至的艺术形象，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籍、韵味深长的民族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