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灾难美学

　　青海玉树地震余震未了，甘肃舟曲泥石流又吞噬苍生。这些年中国自然灾难频发，给灾区的普通人造成巨大的苦难，而自然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更是给国人敲响警钟。自然灾难以其毁灭性的力量，给人类的身体、心灵与生活以沉重打击，如何从这种似乎不可避免的创伤性记忆中复苏?缺乏精神资源的某些国人，用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灾难美学来进行自我的精神按摩和情感麻痹，这种灾难美学，其实质是―种遗忘灾难的艺术，不啻对受难者的二度伤害。 　　比如汶川大地震后，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词二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其中一节模拟一名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人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这首词在网上被砸板砖无数，却以极端方式暴露了我们原本习焉不察的“救灾美学”，因此，我更愿意将之当作“微言大义”的政治讽刺诗来阅读和理解。灾难与美学如何发生意义的链接?灾难美学是如何神奇地为我们的公共生活和心智“疗伤”? 　　 　　公共形象危机的应对 　　 　　灾难美学最核心的体现，就是一种灾难之后的政治美学，这种政治美学在一些自称为舆论喉舌的“主流媒体”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自然灾难的发生诚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自然灾难的应对，尤其是在全世界镁光灯的聚焦下，如何做一种公共形象危机的应对，却是领导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每次自然灾难的发生，无论是地震、洪涝、旱灾还是泥石流等，似乎都在造就盛世传奇般的领导干部，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是领导们如何废寝忘食、亲力亲为地深入灾区，慰问灾民，调查灾情，安置灾后。如果说灾难是一场悲剧，你会发现主角和配角的位置每次都被翻转了，本应成为主角的受难者变异成了抽象的符号，被领导们疼爱着，被幸福着，而应该出演配角的领导们，却在灾区战天斗地指挥若定，爱民如子痛哭流涕。既肉感又肉麻的媒体乐此不疲地赞美着这一切，熟练地上演着献媚的艺术。最后的结果就是灾难造就领导，伤痛成就传奇，灾难成为一个契机，提供了一个中国乃至世界聚焦的公共舞台。 　　某些领导的灾后处理成为公共空间里的政治表演，灾后处理的核心不再是灾民的安置、生活的重建和心灵的救治，而是与政绩、社会声望、升迁或贬官等紧密联系的个人形象展示。“主流媒体”一旦选准了具有这种展示气质的官员，往往能成功转移普通观众的兴奋点与视线，将哀恸的灾民与愤怒的网民的问责冲动，掩盖在对于地方领导栉风沐雨披肝沥胆组织救灾的由衷感激之下。将愤怒转化成感恩，化悲痛为政治美学，这是灾难美学在政治层面最精致的体现。这种灾难后的政治美学(或者说政治美容术)，即为鲁迅在一篇描写夜的散文之结尾所愤愤说到的“鬼脸上的雪花膏，人肉酱缸上的金盖”。 　　 　　集体性的媚俗艺术 　　 　　面对类似汶川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难，作为普通人，如何去承受、担当这苦难?或者说，这苦难与我的相关性究竟在哪里?不能仅仅是一次捐款，或者热泪盈眶地观看一场赈灾演出就完成了自己的道德性义务。有一位宗教界的公共人物说得很人人心，他说，人世间的灾难、苦难本来就是一个常数，这苦难降临在谁的身上是不可知的，而苦难的承受者，其实质是替代我们去蒙受了身心的毁灭与创痛。我们不应该将自己想象成侥幸的幸存者，而应该理解为同受苦难的受难者，去理解苦难，去帮助灾民，去抚慰自己同样受难的心。这就像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一样，用个体的受苦来适度缓解大众的苦难。 　　可在我们的公共生活里，一次次的灾难所唤起的道德觉悟与人性反省，就好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瞬间的伤痛感，自我的省思，援助灾民的道德冲动，迅速地被消费主义社会的滚滚洪流湮没、淘洗。这就导致每次灾难的发生，我们好像都是第一次感受如此巨大的苦难，道德性的提升与努力，每次似乎都是从零点出发。即便如此，灾难过后，我们还是常常容易被自己的道德努力所感动。这样的一种道德美学，可以称之为“第二滴泪”的美学，即面对苦痛以及在苦痛中升华的自我的人性与德性，我们感动了，然后，我们看着自己因为感动而流淌的同情之泪水，又再一次被自己的感动(即自己的道德境界与人性美德)所感动。昆德拉将这种道德迷思称之为“媚俗”。 　　这种面对灾难的道德美学，成为公众集体性的媚俗艺术，其本质就是，我们面对灾难及其受难者的态度，往往是“抽象的同情，具体的冷漠”。爱人民永远比爱你的邻人来得轻易。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毫不掩饰对受难者的慷慨的悲悯与同情，我们有一种“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的道德冲动；可同时，我们对于在受难者这个抽象符号背后的具体的个人的苦难，却缺乏一种坚韧、持久、悲悯的道德激情，去进行救赎与援助，而是开始迅速地冷漠，不耐烦，遗忘。 　　因面对苦难而燃烧的道德激情，在柴米油盐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的磨蚀之下，迅速地褪色、弱化，甚至因不合时宜而被“正确地遗忘”。道德是一台人情的发动机，我们似乎总是匮乏第一推动力。来自政治美学的力量，毕竟未能海枯石烂般持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晓明教授、艺术家艾未未在汶川地震之后为每个受难者“铭刻记忆”的个体努力，才显得重要而危险：重要是因为它在触及我们这个民族的政治、公共生活与道德世界的核心与暗码，危险是因为它在官员与百姓都几乎要遗忘这一切苦痛，而决定“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的时候，还老是往伤疤上抹盐，老是在搅乱我们平静而温吞吞的日常生活。 　　 　　意志美学的伸张与发扬 　　 　　灾难本来是在展示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局限与虚妄。发展主义、唯GDP主义、片面的现代化等，都是在以对自然环境的持续伤害为前提，来获得人类社会的短暂辉煌。如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纠结、紧张与冲突，前所未有地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在传统社会，巨大的自然灾难，往往含蓄地告诫、警示统治者的“政治之恶”，所以才有罪己诏，普通人面对灾难，则在苦痛之外，更增添了一份对于不可知的大自然的敬畏，因敬畏而生谦卑与自省意识。 　　而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定胜天”乃至“无法无天”的自负与浅薄大量滋生。正所谓“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种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背后所隐含的目标却是一种最庸俗的世俗社会的物质主义理想。这种精神特征，在每次灾难过后的政治话语、公共话语乃至私人生活里都有体现，灾难似乎不是让世人更为警醒人性的有限、人的能力的局限、人的罪错感，却反而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人类世界的伟大、光荣与正确。 　　人性包含着两种可能，即向上提升的可能与向下陷溺的可能，也就是人性的自主性与可堕失性两极，正因为此，无论是基督教教义，还是儒家的道德哲学，或其他宗教文明，都强调省察克治、反求诸己的重要，这也就是一种人性上的幽暗意识。可我们在面对自然灾难的时候，幽暗意识往往被深度压抑了，意志美学却总是得到伸张与发扬。这种意志美学，是前面所说的政治美学与道德美学的理性根基，它不是从一次次的灾难中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梭罗式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而是从灾难中看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努力尚且不够，人类驾驭世界的能力有待提升。灾难在强化着人类虚妄的主体性与贪得无厌的掠夺心理，灾难不再被看成是对有罪的人类的一次警诫与惩罚，而被看成在考验人类社会的物质成就与科技能力。 　　阿伦特在讨论法国大革命时指出，雅各宾专政的领导人的道德世界，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悖论：一方面对拥上巴黎街头的普通人的苦难抱以无边无际的悲悯与同情，另一方面却对具体的个人在大革命中所承受的苦难回以刻意或无意的冷漠、遗忘与毫不在意。我们在面对自然灾难的时候，似乎也存在这种悖论。如何从一种与灾区、灾民、自我象征性的相关性，转移到一种真切日常的息息相关性层面?如何克服灾难过后的政治艺术、道德表演与意志张扬而切实地重建我们的家园与心灵?如何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我们命运的绝望感，而用另一只手匆匆地记下我们在灾难造成的废墟中看到的一切，为今人和后人留下具伤痛感的记录?这也许是灾害频发的当下中国，国人应该注意、检讨与反省的一个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