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新伟
许昌学院学报 2005年05期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05)03-0090-04
中国传统即有贱商的观念，四民之中，商人的地位最低。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皆以经商为耻。但从北宋中期开始，社会风气开始变化，尤其明代以后，士人经商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于以上现象，学者多认为这是宋明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种观点，当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笔者认为，商品经济固然有促使士大夫从商的诱惑力，但其作用是外在的，士大夫经商在制度上的原因则在于科举选官制度的实行。首先，科举制度使官僚出现平民化倾向，官僚“贫困”化及其地位的不稳定性，促使他们不得不借助经商来改变面临的窘境；其次，科举以干禄为唯一目的，士风相率就下，读书只为稻粮谋，义利观念因而发生变化，从商不足为奇；最后，科举制度造就了越来越多的士人，入仕的途径越来越狭窄，随着竞争的加剧，许多士人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
一、宋代以后士大夫阶层的贫困化
关于宋代以后官僚的贫困化，史乘多有记载。如《燕翼治谋录》所载：“国初士大夫奉入甚薄……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甚至“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1]（卷上）
明清两代，官僚俸禄收入更低，贫困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而明清两代士大夫经商之风更盛，亦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关于官僚贫困化及其与经商的关系，宋仁宗时王安石已有明确表述。他认为，“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2]（卷39）王安石认为官僚经商是由于贫困引起的，这是不错的。但他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俸禄太薄则站不住脚。考之史乘，汉唐的官僚俸禄并不比宋代高。实际上，中国历代官吏的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宋代为最高，低级官僚则以唐代为最高，均远远高于汉代的水平。而汉代并没有出现官僚因贫困而大量经商的现象，这说明薪俸并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出现在薪俸以外的收入，而这与科举取士的实行有很大的关系。简单地说，科举制实行以前，官僚多来自世家，本身即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科举制下的官僚，则多出身平民，不但先天不足，亦且地位不稳固。正是这种选官体制的不同，造成了彼此之间的贫富差异。
首先，科举制实行以后，平民做官的机会增多，但这也带来相应的问题，即其经济基础较差，在薪水有限的情况下，只好通过经商改善一下处境。而在科举制实行以前，在选官上基本为世家大族把持，因而形成所谓的士族阶层。早在汉初，权贵子弟即能通过任子制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官位的世袭。此后的所谓察举、孝廉等选官科目，固然使得平民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但由于这种制度较之科举制度远未完善，权贵子弟仍有较大的优势。
比如，汉代的察举中存在大量的投门请谒、以求贡举的现象，结果官僚贵族子弟在选宫中占据优势地位。尤其是东汉以来，许多衣冠世家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色彩。官位、族姓与文化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出现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样世代传经、世代公卿的家族。魏晋以后，确立了九品中正官人法，“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贵”，[3](P1058)来自微族寒门的民间英俊，无法与之竞争，世家子弟在选官中拥有绝对的优势。
反观科举制下的官僚，则出身多是平民。宋代仁宗朝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家庭。理宗宝祐四年登科录中听载三代履历完整的进士570人，其中三代未仕307人，占53.86%；父亲入仕的129人，且属低级官职。明代的情形大致如此。由于大量的官僚出身平民，未入仕以前，大多贫困，甚至很多人及第后竟无力上任，只好借贷以治行装。宋代宰相王旦为中书舍人时，贷钱过期，只好解所乘马以偿。[4]
其次，平民通过科举入仕，地位并不稳固，因而有一定的危机感。在科举制下，“非奕叶科第，富贵不能长久”。[5]（卷4）时人有论：“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计”。[6](P259)由于受贫困的驱使，和对未来可能的贫困的恐惧，官僚们很容易借助自身的优势，别寻发家的门路。士农工商，“农”不足富，而“工”则其不能做，也不屑于做者，最后只有经商一条路可走。宋人已经看出“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7]（卷13）因而出现了官僚经商热。到了明代，尤其是明后期，士大夫经商之风更盛，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与官僚经商的原因相同，未入仕的士子们也因贫困的驱使经商。士子多出身平民，仅靠农业收入无法满足其进取的要求，只好通过经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尤其很多士人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完成举业，转而经商，一旦商业有成，或是继续举业，或是资助子弟业儒，从而使举业与商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上可知，科举制选官造成了官僚的流动性。士大夫因而难以富贵长守，只好通过经商来维持或改善自己的地位。
二、科举制的功利目的使士大夫突破义利之辩
士人从口不言利到公开经商，贫困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士志于道”，是对士人的基本要求。如孔子所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8](P49)唐代以前的官僚也有贫困的，却是安贫乐道的居多。因为作为士人而去经商，将为人所不齿，从而在社会上失去立足之地。但宋代以后士人终于突破了这一信条，正是由于科举对士人的品行不甚在意的结果。
唐宋以前的官僚注重德行，原因在于德行在选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汉代的察举即有德行高妙标准；孝廉则以孝子、廉吏二科取人。在这种选官制度下，长官辟举主要考虑士人名望，士人也着意于培养这种名望。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称当时“举荐征辟，必采名誉”，士人对名誉的培养，十分看重，凡有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
魏晋以后，察举之制渐为九品中正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为际准选官，形成所谓的门阀士族。此种制度，虽对士人的德行无所要求，但门第贵族多以诗书传家，本身即是文化贵族。他们无须借助经商，即能维持优裕的生活。所以，“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六朝士大夫，多带名贵气，与后世龃龊不堪的情形两样。”[9](P251)
科举制的实行，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在察举制下，士人被举“必采名誉”；而在科举制下，士人则无需举荐，可以“投牒自进”，对于名誉的培养，则无须多下气力。士人与政治的关系，简化为一种单纯的利禄关系：“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无人问”三字并不仅仅意味着士人的寂寞，同时也说明对士人的品行是无人在意的。
同时，中举与否，亦与品行无关，科举考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举子只须在文字上下功夫，而文字与一个人的名节无关。由此造成所谓“进士轻薄”的问题。早在唐代，薛谦光曾上疏指出：古代取士，“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因而“人祟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现在却是“乡议缺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由于对士子的品行无所要求，已经造成士人无行的恶果。[10](P94)
其次，在察举制下，士人中式与否，功夫全在平时，士人名誉一起，长官便有了征辟的义务，否则就会受到士林的恶评。而在科举制下则不然，中举的士子只能是极少数幸运儿，这就助长了士子们的投机意识。科场之内舞弊迭出，轻者夹带书籍，甚至冒名假手，有司屡加纠绳，不能禁绝。一些士子考前“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如果考不上，则“率多喧讼”，[11](P33)尽管知识阶层仍旧以“清流”自命，但其清白早已扫地殆尽，实际上与“浊流”无异。
最后，考试自身也有问题。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重，明经次之，要求举子的仅仅是记诵，只须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把《五经正义》背熟，便可以在科场中应付裕如。一般士子“务在出身”，投机取巧，避重就轻，凡觉得与考试无关的一概略过，“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12](P1374)尤其元明清三代一直以朱熹的注疏作为经书的解释，不允许有任何发挥；程式上则形成严格的八股文，科举考试日渐程式化，士子们对于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哪里还会真心讲求？科举考试完全成为士人射禄的工具。明朝士人当问到“读书何为”时，公开表示为了“博科第，肥妻子”。已经入仕的官僚，公然谈论官位的肥瘠，做了一任官还乡，如果钱袋满满的，自己得意，别人也羡慕他有本事。如果什么也没捞到，两袖清风，甚至妻子孩子都不能过上好日子，则“人且以迂腐笑之”。[13]（卷361）官场形同商场，无怪乎士大夫纷纷经商以谋利了。
三、科举制度使士人的队伍日益庞大
士人走上经商之途，同士人队伍的急剧扩张也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士人队伍的过分膨胀，官场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士人，他们也只有走上经商的道路。
士人队伍的扩大，是科举制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众所周知，科举取士早在隋唐已经实行，但士人队伍的扩大是宋以后的事，士人经商的大规模出现也是宋以后发生的，两者之间应具有因果关系。
隋唐两代的科举，在制度上尚未完善，与宋代以后的科举制相比，公平性较差，往往为高门士族把持，难以吸引更多的平民参与竞争，因而士人的数量有限。比如唐代取士，对出身有很多限制，录取时则采“誉望”，重“公荐”，盛行“通关节”，公卿大臣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子弟请托关节，以至“每岁策名无不先定”。[14](P4382)科举考试往往为权势之家把持，对平民的吸引力很小。另外，唐代入仕门径除进士外，还有门荫、年劳、捐纳、杂色入流等名目，科举并不是主要入仕之途，而及第后不能直接做官，尚有所谓的“释褐”之试，进一步降低了科举选官的吸引力。
宋初统治者有鉴于入仕之途多为势家所取的弊病，对科举考试作了有利于平民的规定。首先取消了报考的门第限制，规定不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凡稍具文墨者，均可投牒自进，此外，还废除“公荐”制度，严格考试程式，特别是推行封弥、誊录之法以后，从而保证了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这一公平原则的实施。
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还要经吏部再考核后选优授予官职。宋代一经考试及第即可授官，且进身极快。这样一来，读书人数剧增。“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5](P666)以至“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褒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16]（卷1）
明清两代，科举制进一步完善。自宋以来，直到明初，府州县官学多非考试入学，秀才“听于民间选补”，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士绅子弟。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0]这样就吸引了更多的平民参与科举考试。
同时，考试的内容出现平易化顷向。宋代考五经义，至明代则“专取四子书”。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之汉唐诸儒的繁琐的注疏，非家学渊源，一般人很难入门。与之相比，四书则容易得多，且四书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依据，而《四书集注》不过“略释文义名物”，[17](P739)较易掌握，只要智力中等以上，通过童试并不太困难，因而希图通过科举进身者日渐增多。
据近人估计，北宋读书人的数量已达40万人。到了明代，据顾炎武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清代秀才，太平天国以前大体为52万人。还有比秀才更多若干倍的童生。太平天国之前童生人数可能达到200万之多。清末童生当不下300万人。当科举入仕的身份限制减少、考试地位增高、其基础趋于广阔而其过程的集权程度大为强化时，必然会出现竞争加剧。科举制一方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士人参与进来，一方面又无力容纳更多的士人，从而出现了中举难及入仕难的问题。
北宋参加发解试的士人有40万人以上，但能参加省试的举人仅约六七千人。南宋士子已增至80万人，但有资格参加省试的也不过增至8000人。通过会试成进士的更少，北宋年均111人，南宋年均155人。明清两代，随着士子的增多，两级考试变成了三级考试。宋代地方上考试只有一级，录取后即成举人。明清两代则先要参加童试，取得秀才资格，才能参加乡试成举人。清代每次会试的举人约有七八千名，与宋代相仿。但宋代的举人只经过一级考试，明清两代则需二级考试，难易何止倍蓰？举人成进士的比率，明清亦低于宋代，大致明代年均89人，清代100人。[18]
士子中举难，入仕亦不易。科举的唯一正途是做官，而官场的吸纳能力有限，决定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做官。宋代进士做官已经不易，明清两代，举、贡、生、监成为终身资格，更加剧了这种矛盾。明代举人“循资诗选，年老始得一官。”[19]（卷48）清代举人入仕更难，乾隆中欲选用知县，约需三十年。与举人相比，监生更难入仕，至于生员，形势更为艰难，其中绝大部分终生没有机会入仕。
这样一来，士人的日常生活就发生了问题，随之其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元代许鲁斋曾指出：“学者以治生为急。”[20]（卷90）明遗民陈确则直接表示：“治生尤切于读书”，“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弗能养，而待养于人者”。[21](P158)这样，就不但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为士人经商铺平了道路。士人经商活动，完全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被整个社会所接受。
综上所述，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字取士，“不务于德行”，完全成为“利禄之途”；科举制的实行，导致大量的平民进入士人的行列，造成了士人队伍的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士人被排除在官场之外，结果，滞留在士人阶层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商业，作为士人一向瞧不起的行当，反而成为他们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重要谋生渠道。士人通过经商致富，通过科举做官，通过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使其地位稍稍稳固起来。在士商合流的过程中，科举制起着关键的作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士商的合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士人经商，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实质上，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士大夫经商。同样，士大夫经商，是否能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也大为可疑。众所周知，士大夫经商，多半依靠的是政治上的势力，而商业的发展，更注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士大夫经商，表面上看来使商业发达起来，实质往往导致商业畸形发展。更进一步讲，士人参于商业经营，还会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中国没有独立的资产阶级产生，恐怕也与士商的合流有关吧！士商的合流，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只会使传统的社会更加稳固。而西方的贵族鄙视经商，反而造就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假如西欧的贵族也经商，可以想象，是否还会产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革命，是非常可疑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士大夫经商，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更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反过来说，士大夫经商，也并不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而是中国传统政治自身演变的结果。中央集权必然导致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减弱，增强对集权国家的依赖性，科举制下的士人地位比之以前远为降低，其生存条件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施舍。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知识阶层很少有独立意识，更谈不上有独立的人格。道义的信念在生活的压迫面前显得是那样渺小，转而从商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收稿日期］2004-10-12
作者介绍：高新伟(1969-)，男，河南商水人，汉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