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在于责任担当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给党和群众带来新变化新气象。问题导向贯穿教育实践活动的每个环节，边学边改，边查边改，立行立改，活动成果不断以建章立制固定下来。着眼长远，推动活动成果更加常态、长效，既要注重制度制定，更要注重制度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党有严明纪律，高度重视制度执行的光荣传统。在处理党和群众关系方面生动体现了这一点。党的群众路线体现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诸多具体制度中，更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保持生命力。1927年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凝聚党和群众血肉联系，毛泽东同志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部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积极拥护。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进驻上海，同样严格执行政策纪律，露宿街头，不进民房，谢绝馈赠，保护外侨。新中国成立之后，“酸菜里出政治”、“苹果里出精神”等佳话不胜枚举。依靠优良的制度执行力，党的群众路线代代传承，并得到丰富发展。
与早期革命年代制度建设的要求和环境相比，现在已大有不同。制度体系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比较健全，全面深化改 革是主要任务。体制机制改革面临许多“硬骨头”，必须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切实在制度建设的细节上下功夫。制度制定出来，并不等于自然运行、自然有效。古语云：“徒法不能自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更难于法之必行”。制度出台后无法执行或不能充分执行的状况并不鲜见。阻滞制度执行的原因，归结起来有制度本身不完善不科学的原因，也有制度执行者主观方面的问题，这些致使一些制度执行效果昙花一现。制度制定得不到贯彻执行，建章立制本身也沦为“形式主义”。
好制度是切实执行制度的前提。增强制度执行力，必须解决“无制度可用、制度不管用、制度不好用”的问题。中央要求要把建章立制作为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通过制度把活动成果固定下来，坚持下去。要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对各类制度进行全面认真梳理，该健全的健全，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订的修订，该废止的废止。特别是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制度建设，同群众联系更直接，更紧密，涉及的矛盾和问题更加具体尖锐，为此，要着力推动制度更加务实管用、简便易行。不能从制度空白走向制度冲突，不能从过于笼统走向过于繁琐。充分考虑制度的科学性、耦合性、衔接性，注重研究制定建设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如刘云山同志指出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度，防止过犹不及，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将其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来考虑，防止以偏概全，简单 化”。
制度执行的实质是落实到位，真抓实干，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做选择。要求做到的，坚决执行；令行禁止的，坚决不做；灵活把握的，从实际出发。当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其中透射的作风问题
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多次风来风往，故态复萌、卷土重来，甚至反弹更烈。要防止一阵风、走过场，必须靠制度。提高制度执行力，党员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敢于担当，制度目前一视同仁，不搞“下不为例”，不能
“法不责众”。要营造尊重制度、遵守制度的社会氛围，强化干部群众的契约意识、法治思维，提高遵守制度的主动性自觉性。
监督机制是制度执行重要保障。从严要求，强化监督问责、突出制度约束力是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仅围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中央就确定了“1+20”制度建设框架，预算管理、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办公用房等方面一系列制度在监督问责的压力下，得到较好贯彻执行。但一些制度有“规范性规定”，无“禁止性规定”；有“禁止条文”，又无“问责机制”；有“问责机制”，又不“追究责任”，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提高制度执行力，要有禁止性、惩戒性规定，对制度执行进行责任分解，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追究责任要把握责任关联，注重责任区别，突出严肃严格，让责任追究的效果不仅局限于整 肃具体事、具体人，也要着力凸显警示效应，瞄准问题的深层原因，推动制度建设进一步科学化。
制度成果承载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宝贵成效。有优良的制度执行力保驾护航，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活动成效就能固定下来，沉淀下来，在干部群众中生根发芽，繁茂生长，保持生命力。这样，制度成果也会不断转化为改革创新的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