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形象

农民的发展权益，现在终于有正经地端到台面上来了。就连一向“办给市民看”的报纸和“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杂志，都要谈一谈农民问题哩。对于一些人来说，过去不谈农民，怕的是沾染“农民意识”，怕因此而落伍于时代；现在谈论农民，怕的是失去了表现自己深具良知和道义的一个良好途径。在这农民问题被“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时候，我想到“谁是农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问题。谁是农民呢？当然是以土地为生的人，然而一个“地产大王”也以土地为生，就不能说他是农民，哪怕做农民真的只是“分工不同”，“地产大王”也绝对不能与农民为伍。或者农民就是在农村生活的人，但生活在农村的“商品粮户口”还是不少的，这里面包括干部、公办教师、居民，就不是农民。过去，农村中的非农民乃是“革命干部”、“革命教师”、“革命群众”，农民则是“公社社员”，不能冠以“革命”这种最崇高的字眼；现在，不讲“革命”了，但区别还是不可忽略。当说到“农民”的时候，我脑海里会出现一张面孔。这张面孔是黝黑的，留着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痕迹；是布满皱纹的，代表着“汗滴禾下土”的经历；是木讷的，否则不符合“老实巴交”的需要。二十多年前，四川画家罗中立画过一幅《父亲》。那张农民的面孔可谓震撼了一个时代，但他竟然在衣兜里给“父亲”插了一枝圆珠笔，这到底算不算一个败笔，或者说一个作了“父亲”的农民是否应该有一枝笔、会不会有一枝笔。综合而言，在我们的意识中，农民只指称那些土里刨食（为自己刨，也为国家刨）的人。因此，面孔不可不黑，皱纹不可不深，表情不可不木，圆珠则不可有。这样，一个农民便不仅以其职业、生活地点，而且以其外在形象征与社会其他人群区别开来了。我想，这固然在某种程度可算是农民的“典型特征”，然而这样一幅造像也实在是提供了歧视与忽略农民的依据。通过这样一幅典型形象，我们把进城打工的农民、开工厂的农民、执教于学校的农民、乡村里行医的农民，总之一切没有从事耕作活动的乡里人，都从农民的队伍里剥离出来了，剩下一帮没有出过门、没有见过世面、只知道“汗滴禾下土”的人，我们指着这堆人说：这便是农民。显然，这样的一群人，没有组织，所以过去不能“革命”，只能为革命者送粮送水；没有知识，所以今天也不配“改变命运”。然而，被我们从农民的概念中剥离出来的民工、企业家、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等等人，难道就有什么好对待吗？非也非也，他们在法定地位上仍然是“农业人口”，也就是说仍然是农民。把他们剥离出来，只是方便于画一个“典型”农民的画像的，画像完了，根据法定地位，他们还是要回到农民里面去，以便于给以“农民”的对待。民工不是正宗的工人，农村教师不是正宗的教师，农村医生不是正宗的医生，还有“农民画家”、“农民诗人”、“农民企业家”等等，这些称号都含有“次一等”的意思，某种程度上有如同“沐猴而冠”一词的形容效果，只是不那么明确地说出来罢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乡村社会”这个概念，而更愿意使用“农村”这个说法。农村，自然就是农民世界，是一群又一群没有知识、没有见识的“土地耕作家”的所在，还谈得上什么社会构成呢？这种认识使得关于乡村社会的认识变得扁平化。千百年间人们既看到了乡村有闰土，毕竟也承认乡村里有正宗的艺人、工匠、教书先生和医生，乡绅虽不如缙绅大夫那么气派却也让人尊重，但现在，农村只使我们头疼，哪里还有什么让我们尊重的东西呢？我们将农民中所有的才艺人物从农民中分离出去，不是为着尊重，而是为着双重的蔑视，既使闰土成了农民的代表，从而更加没有挂圆珠笔的资格，也使农民中的才艺人物获得“次一等”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