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徙民陵邑制度作为西汉一项特殊制度，在西汉初期经历了一个继承和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项制度的实施与西汉初年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对汉初政权的巩固和专制皇权的加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徙民陵邑；汉初政治；奉园陵
陵邑是指以帝陵为中心，迁徙外来人口护卫和供奉皇帝园陵而设立的特殊行政区域。陵邑的设立与徙民政策紧密相关，徙民陵邑成为设立陵邑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而徙民陵邑作为西汉一种特殊的制度，从西汉建立到景帝末年的几十年间，其对汉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汉初统治者巩固政权、加强专制集权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徙民陵邑制度的起源
关于陵邑及徙民陵邑制度的起源，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陵邑应当起源于秦朝。《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曰：“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1）秦始皇以其陵寝为中心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陵邑―丽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 始皇十六年，“秦置丽邑”，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不事十岁。”（2）但限于史料缺乏，笔者无从得知关于丽邑设置的其他信息。而据秦俑考古队近年来在秦始皇陵附近进行的考古发掘，在骊山墓附近出土了刻有丽邑的瓦当，还在始皇陵园发现刻有“丽邑五斗崔”、“丽邑二升半八厨”等铭文的残陶片。（3）由此可以判断秦始皇以帝陵为中心设立丽邑的事实。秦始皇徙民陵邑的政策并非是“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4）这样无偿的徙民劳作，秦始皇此次徙民给与了徙往陵邑之三万之家“复不事十岁”的政策补偿。这项新的制度由始皇创立还未成熟，秦朝就灭亡了。
刘邦建立汉朝，继承了秦朝设立陵邑和徙民陵邑的制度。然汉初设立陵邑，其历史背景与秦朝已有很大的不同，面对汉初的政治格局，陵邑的设立与汉初政权巩固是必然联系的，徙民陵邑的制度也因此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了西汉一朝一项重要的制度。纵观西汉，徙民陵邑的政策从高帝起，一直延续到元帝时止，西汉后期虽有再次兴起，但很快就衰落下去，后世不再延续。
二、汉初徙民陵邑的发展
清楚了徙民陵邑制度的起源，那么西汉初年徙民陵邑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下面笔者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将西汉初年徙民陵邑发展的过程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分析。
（一）首先是万年邑设立，其设立的时间应该在高帝十年。《汉书》卷一高帝纪载“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年。”师古注引《三辅黄图》云，“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5）“又《文献通考》记载：”汉高祖十年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帝崩，葬万年。赦栎阳囚死罪已下。“引《汉旧仪》："太上皇万年邑千户。徙天下民赀三百万以上，与田宅，守陵。“从以上史料可以发现，设立陵邑可使当地百姓享有一些特权，例如特赦当地死囚。另外从徙民的对象来看，”赀三百万以上“的徙民对象非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属于豪民一类。另外从”与田宅“的补偿政策可以看出刘邦对徙民陵邑的重视。
（二）高帝长陵。汉初徙民陵邑的实行与娄敬有很大的关系，据《汉书》卷四十三载娄敬对刘邦的建议，“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另据《汉书》高帝纪记载，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但以上都未具体说明徙民的目的。而《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由此可以判定徙齐楚大族于陵邑的事实，另外此次徙民除了齐楚大族之外还包括了“诸功臣之家”。又据《汉书》卷六十六车千秋传记载，“车千秋，本姓田，其先齐诸田徙长陵。”和《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也。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可进一步明确长陵是当时徙六国贵族的一个重要地点。但是刘邦徙民肯定不仅限于长陵一地。其所徙“十余万口”肯定不能被一县之地所容纳。因此刘邦所徙之民很大部分应该是广泛分布在长安周围的关中地区，主要是诸陵邑地区。
（三）惠帝安陵。《汉书》卷二记载，“ 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九月辛丑葬安陵。”惠帝徙民安陵，正史并无明确记载。徙安陵者，《汉书》中记载的重要人物有爰盎和冯唐，二人都是汉朝建立之初由关东迁徙而来。（6）《关中记》提到的徙“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7）。材料中“倡优乐人”在当时非在“四民”之列，当属卑贱之人，而从汉初徙陵对象的身份来看似乎此类人不大可能成为“奉园陵”之人。反倒是到近乎是修建帝陵的罪人，这和“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的情况类似，并且西汉初，万年邑和阳陵邑都有过赦免刑徒的举措，由此也可推测徙民安陵可能是为了修建陵寝，而非“奉园陵”。由于史料缺失，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四）文帝霸陵。关于霸陵，《汉书》地理志载“故芷阳，文帝更名”，《文帝纪》云“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後七年六月已亥，帝崩，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令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椁穿复土属将军武。乙巳，葬霸陵。”史书所载内容大多是对文帝薄葬的赞赏，缺少徙民霸陵的相关记载。虽然文帝薄葬节俭，但是陵墓修建毕竟是一项浩瀚工程，也不免要发数万之卒进行修建。
（五）景帝阳陵。“景帝五年春，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後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阳陵。“（8）阳陵邑的设立，其时间和地点都比较清晰。徙民阳陵邑采取募民迁徙的政策，并且“赐钱二十万”作为奖励。这与前面几位皇帝徙民陵邑政策似有不同。另外《史记》中还记载了周文和张叔两家迁徙阳陵的故事，“周文以医见，为景帝时郎中令，后徙家阳陵；张叔是高祖时功臣安丘侯之庶子，景帝时为御史大夫，以治刑名家。二人都是由关东徙家阳陵的，其子孙咸至大官。”（9） 关于徙民陵邑的规格，《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四王礼考有“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邑各万户，徙民与长陵等”的记载。《地理志》载“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而《关中记》又有：“徙民所置县者凡七，长陵、茂陵各万户，余五陵各五千户”的说法。前后所载明显不同，其真实性无法做出判断，但据此却可以大致判断出汉初诸陵邑都有进行过不同规模的徙民，也可窥见徙民陵邑的制度在汉初的持续发展。
从以上的史料记载和分析来看，我们大概可以得出汉初徙民陵邑的大致过程和特点。西汉初年徙民陵邑，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另一方面又根据汉初的的历史背景进行变革发展。从徙民对象来看主要是关东旧族大家，包括富裕之家以及功臣之家；又从徙民方式来看，高祖惠帝时期徙民具有强制性的色彩，而到景帝时期则主要采取鼓励和自愿的方式；另外，汉初徙民陵邑对所徙之民会提供经济和政策上优惠，明显不同于徙刑徒修建陵寝。而以上这些特点和变化显然与西汉初年的政治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三、徙民陵邑与汉初政治
楚汉之争，刘邦消灭项羽，登上皇帝宝座。面对西汉初年内忧外患的局面，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发展西汉政权。历经秦楚汉多年的纷争，刘邦深刻认识到关东六国贵族势力的强大。娄敬曾对对高祖言到：“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10）刘邦立都长安之后，天下归于一统，但经过多年战争的摧残，关中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大量减少，关中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微弱。高祖七年，经历了”白登之围”之后，娄敬向刘邦描述了匈奴对汉朝都城的威胁，“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11）因此建议“徙齐�田，楚昭、屈、景，燕、赵、韩国、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其目的是非常明显的，“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12）刘邦采用行政手段把豪民尤其是关东大族迁移到陵邑可以把那些社会潜在的反对力量置于皇权强有力的控制之下，在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还可以增强关中实力，从而起到巩固中央集权的作用。
刘邦称帝之后，分封异性诸侯王。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高帝五年，刘邦正式封异性功臣七人为王，七王的封域占去汉疆域的一半，而刘邦自领二十四郡之地。（13） 异性王国的分封实际上是刘邦对异性诸侯王既得利益的承认，这显然与专制皇权存在很大的矛盾。六国强族虽在政治上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但其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却不容小觑。李开元在分析刘邦集团之地域构成时指出，在刘邦灭楚的过程中，后期加入刘邦集团的其他诸侯国之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在各诸侯王国任事（14）。当关东大部分地区处于异性诸侯王的控制之下，六国旧族势必与其结合，对汉朝中央形成巨大威胁。因此，高祖使刘敬徙六国贵族十余万口于关中，以削弱各诸侯国的势力，防范六国贵族再起。同时也将各功臣之家以“奉园陵”为名迁移到皇权能够直接监视控制的陵邑地区，以巩固专制集权。
汉初新设立的长陵邑和万年邑将所徙关中六国贵族进行妥善安置，徙民陵邑虽然带有政策的强制性，但在徙民过程中，却实行了 “与利田宅”等优惠政策，团结了六国就贵族，加强了专制皇权的政治经济基础。汉初陵邑由太常直接管辖。据《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可知太常在景帝中六年由秦官奉常更名而来，“太常掌宗庙礼仪，有丞……又博士及诸陵邑皆属焉。”太常作为管理皇家宗庙礼仪事务的宫廷高官，兼管各陵邑，诸陵邑因此成为了皇帝直辖的行政特区，更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皇权的基础。
西汉政权得到巩固，社会趋于稳定，《续汉书・五行志三》注引杜林上光武帝疏：“及汉初兴，上稽旧章，合符重规，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以稍弱六国强宗。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之统，海内赖安。”正是徙民的产生积极效果。
高帝十二年，在消灭了异性诸侯王之后，刘邦以白马之盟为约，规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15），以此将汉朝宫廷皇权和诸侯王国之王权，限定在刘氏一族，将侯国及汉帝国内各级政府机构之权力，限定在以列侯为首的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形成了汉朝宫廷皇权、诸侯王国和各级政府权力为代表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16）由此，惠帝和吕后乃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史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17）故而惠帝设立陵邑不再有大规模的徙民之举。乃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于安陵，与高祖徙陵已大不相同，可能是以这些人来修建陵墓，也可能只是为了增加当地人口。
吕后当政之时，外戚势力与诸侯王和功臣集团利益激烈冲突，其死后，功臣集团消灭吕氏外戚势力，拥立刘氏。文帝得以从代国入主长安，面对功臣集团的强大，为巩固皇权，文帝必须依靠刘氏诸侯王的支持，废除吕后所立王国，归还土地人民给诸侯王。文帝设立霸陵，为避免与诸侯国发生利益冲突，因此史料不见有迁徙关东诸侯之民的记载。其为了修建陵寝就只得征发关中地区万余人为自己修建陵墓，而无徙关东之民的举措。
到景帝时，诸侯王割据一方的局面严重威胁到中央的集权专制，景帝因此采取晁错建议实行削藩政策，激起各诸侯国的反对。景帝三年，关东地区发生吴楚之乱，景帝在军事上平定叛乱之后，进一步削弱各个诸侯王的势力，诸侯王国的地位逐渐削弱与汉郡无异。而当关东大部分都处于汉朝中央和皇权的控制之下，景帝开始设立陵邑，五年“春，作阳陵邑，冬，募民徙阳陵陵”。当此之时，诸侯王国势力已衰，诸侯官民的地位也日益下降，其对徙民陵邑、接近皇权政治中心的意愿也应更加强烈。因此，此次徙陵无需实行强制性迁移政策，只需通过经济上的奖励募民徙陵。由此可以看出西汉前后徙民陵邑政策的转变与汉初皇权的加强的紧密关系。
注释：
（1）范哗：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3）喻曦：西汉陵邑人物的地域分布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
（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下第六
（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
（6）分别见《汉书》卷四十九、卷五十
（7）刘庆柱，《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
（8）见《汉书》卷五景帝纪第五
（9）《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10）《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11）（12）《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13）见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第129页。
（14）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75页。
（15）见于《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和《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第十
（16）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55-256页。
（17）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