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费正清与“冲击—回应”模式
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他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受过英国著名汉学家马士（Hosea B.Morse）的指导，同他进行过深入交谈，③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是根据大量英国档案和中国海关史料撰写而成，对费正清决定研究海关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影响，为他一生从事中国学研究奠定基础。
费正清来中国后又受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的影响，拉铁摩尔地缘政治研究的许多新观点“恰好可以和费正清关于“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研究”计划互相补充”④。费正清在中国期间，在蒋廷黻指导下，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研究，以中国档案与英国档案互相堪对，蒋的外交史研究方法在观念上对费正清有重要启发，他在多年从事中国学研究中注重从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层，这对他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进程，无疑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费正清的著作很多，其中《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费正清博士论文）（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其中“冲击—回应”模式作为一个架构的核心，贯穿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始终。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阐述西方侵略对传统中国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时，费正清认为，这种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而且“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一种进步的机遇。他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⑥认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⑦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缓慢迈进的过程,这种近代化过程,就是中国对西方的冲击回应过程.
“冲击—回应”模式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的文化一旦形成传统，就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即使有发展，也不过是内部稍作调整，除非外来作用，否则中国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这种观点，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有所反映。他认为，“传统中国不是不变的，也不是静态的或停滞的。正相反，它曾经有过不断的变化，并且变化多端。可是变化总是在一个明显的文化形式与规章制度形式的范围之内。这个无所不包的典型之所以能如此坚强持久，是因为在中国的地理范围内，中国规章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曾经在许多世纪发展了规模宏大的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他运用物理学原理分析道，“就物理学的动量的意义而言，联系性已经形成了惰性，积重难返，但还没有达到一成不变的地步。”⑧费正清还从思想意识方面论述中国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认为，“面对近代西方的侵略扩张，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认识外来文明的过程中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文明和政治、社会制度。”⑨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
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 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费正清指出，“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冥顽和愚钝，实可追溯到它久远的历史。对中国的朝贡制度的评价，费正清认为“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与中华帝国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同时表明它的既稳定又脆弱，中国没有能力对西方的挑战作出有效的反应。”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说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能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费正清对这一模式做了详细描述。指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彭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费正清的这种观点几乎贯穿与《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的始终，他过多地论述中国对西方冲击所作出的回应，同时又试图说明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他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是她的统治制度的失败，也是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与西方文明无法融合而导致的失败。”他列举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的许多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认为这些人“无论是旧式满清官僚还是近代革命者，他们都感受到西方的冲击，并且作出强烈地反应”，但近代中国社会难以变革的原因是因为“背后存在着一种传统文化的情结，也就是强烈的大一统中国的意识”。
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广泛应用于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甚至成为战后教科书的核心概念。如保罗·H·克莱德(Paul H.Clyde)和伯顿·F·比尔斯(Burton F.Beers)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一书，将东亚比作“是一个革命的舞台”，认为“这场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两个伟大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的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从19世纪初开始，通称‘西方之冲击’。到20世纪初，就政治权力而言，它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关于运动的第二部分，该书认为是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指出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是汹涌彭湃，势不可挡。到 2 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东亚”。
费正清与赖肖尔、克雷格(Albert M.Craig)合著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再次清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指出“为什么中国对外国的入侵没有较早地作出更有力的回应？”认证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惰性”。他与赖肖尔合著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传统与变革》，也试图阐明这种观点，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并且将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比较，认为，“在日本，一种经济和社会变革已在酝酿中，部分由于对与西方接触作出反应，这种酝酿将发展成为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而在庞大得多的清帝国内部，却没有发生这种变革。”费正清在解释中国变革姗姗来迟的主要原因时，指出“中国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意识造成中国社会死气沉沉”，“这种统治介乎于人口众多的农民和规模相当小的帝国政府之间”。关于中国对外经济反应迟缓，费正清认为是中国“幅员广阔，高度自给自足”的缘故，而“有限的对外贸易不能改变这种庞大的国内经济
模式”。他认为，“政府的惰性、腐败导致中国的衰弱”，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职能、财政管理制度的惰性和腐败。《中国：传统与变革》这本书吸收了“冲击反应”观的主要成分，表明在19世纪中期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历史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的挑战所决定的。尽管费正清等在提法上较以前有所变化，但“这个构架仍然强调西方是在近代中国某种结果的主要量变”。
费正清还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列举许多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产生影响的事例，提出“西方思想成为中国各派斗争的武器”，无论是1898年的主张君主立宪派人士、1911年提出共和思想的革命家，还是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基督教教义，说明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无孔不入。费正清甚至不同意中国近代社会是“封建半封建”性质，认为中国不适合这种体制模式。因为近代中国产生过许多“新生力量”，包括“共产党掌握政权”，而“这些力量形成的根源都是西方文明影响的结果”。
“冲击—回应”模式的产生同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学术界许多人更多地关注欧洲这个重点紧密相连。所谓“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的论点成为学者们认识的起点。“费正清所开创的东亚研究在取向上是难以超越这种特定的‘共识’的”。所以与其说是“冲击—回应”还不如说是费正清的“西方中心”思想、殖民主义学术传统在他头脑里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