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期，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与中西文化的不断接触，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巨大变迁。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生，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障碍。迷信问题便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迷信问题，作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有其复杂的表现形式、特点及成因。 一、迷信的概念及分析 迷信是一个含有否定意义的价值判断名词。二十世纪以来，中外许多学者曾对此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但关于迷信的具体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仍无固定的迷信定义表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于迷信本质内涵的理解，已大都归于一致。如《牛津英语大词典》中关于迷信的几种定义，都一致肯定了迷信的本质内涵即为某种非理性的、无根据的信念。中国学者对于迷信的定义也表达了同一内涵。如民国时期有学者把迷信定义为人类对于事物不辩事理是非之一种妄自推测。费鸿年先生在其《迷信》一书中称“凡属与科学事实相违反而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多可以叫做迷信。”现代学者中，有人认为迷信是对支配个人命运的某些神秘力量的非理性盲目崇拜，也有人认为它是落后于时代文明的信仰对象和盲目的信仰态度、信仰行为。其他种种，不一而足。但所有这些关于迷信的定义，无一不肯定了迷信的本质内涵即为某种盲目的、错误的信念。 迷信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迷信的外延非常宽泛，如从信仰对象来分，既有对鬼神、上帝等虚幻事物的迷信，又有对自然事物、祖先、清官、领袖、明星等实体事物的迷信，还有对某些抽象事物，如主义、数字、符号等的迷信；从信仰行为来分，既有宗教迷信，又有世俗迷信与异教迷信；再有以产生时间来分，则有古代迷信与现代迷信。狭义迷信为广义迷信中的一种，单指民间相信鬼神、巫觋、星相、卜筮、堪舆等的思想和行为，即通常意义上的世俗迷信，也可称之为封建迷信。本文所使用的迷信一词，系指后者。 二、二十世纪上半期农村迷信活动的部分改观及其原因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各种社会势力反迷信斗争如两次新文化运动对封建迷信的抨击、根据地政权的反迷信斗争以及各届中央政府的反迷信斗争等的积极影响之下，中国农村迷信活动从总体发展趋势上开始呈现出衰败的迹象。 1、就神道而言。破除迷信，邪祠淫祀首当其冲。二十世纪上半期，封建神权随着封建政权的崩溃受到了一次空前剧烈的冲击，有些邪祠淫祀因此自动走向衰败。以文昌庙为例，二十世纪上半期由于废科举、兴学堂制度的确立，文人对文昌的祭祀兴趣逐渐减弱，文昌庙由此便很快走向没落。又如古代官吏的祭祀神坛、救护日蚀月蚀、为民求雨祈晴等迷信行为，也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几乎绝迹，在民国时期已很难见到。而且，民国成立后，在新政权除旧布新、移风易俗政策的推动下，毁神庙废淫祠运动便在全国普遍开展，神庙数量因此逐渐减少。李景汉先生于1928年对河北定县东亭乡62村庙宇的调查，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定县东亭乡62村原有庙宇共计435座，但到了1928年，尚有神像的庙宇只有104座，“其余331座庙宇，有的房屋已被拆毁，有的祗神像已毁而房屋改为他种用处，年久失修自行损坏者占少数，有意毁坏的占大多数”。在已毁的331座庙宇中，毁于1912年至1928年间的庙宇便有259座，占总数的76%之多。特别是1914年孙发绪县长毁庙兴学，一年之内便将200处庙宇改为学堂，1915年又改45座庙宇为学堂。此等资料，不一而足。不难看出，二十世纪上半期邪祠淫祀已经开始走向衰败。虽然各地情况有所不同，某些地区的神庙也会由于天灾人祸而发生一定的反复，但大多仍是屡建屡拆。其数量得到了一定控制。 2、就迎神赛会而言。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的迎神赛会历经各届政府的严禁，其数量也有所收敛。如河南荥阳县原来火神、土地等会无村无之，但民国以来，“有移戏资办学者，演戏渐少”。再如广西柳州融县“迎神赛会，向日颇盛”，尤其以下廊街和紫佩村的赛会行为最为盛行，下廊街以雷神为主神。但自“民国成立，下廊街雷神庙完全拆卸，以其材料充筑南和小学校，各村祠庙亦多有改为学校者，酬神建醮之事始不常见。”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迎神赛会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减少，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农民举行迎神赛会大多是出于祈福免灾的迷信心理，同时也借此稍作娱乐与交易之用。而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大量资料表明，不少地区的迎神赛会已侧重于娱乐的一面，至于所迎何神，为何报赛，已不受民众关注。如费孝通先生于30年代对江苏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的调查，就很能说明这一变化。据费孝通先生的调查，开弦弓村有一个崇奉神道“刘皇”的较大的地域性群体，称为段。每段每年需聚会两次，聚会时，把神道请到其中某一家，准备盛宴供奉。但乡民们虽然祀奉刘皇已有很多代了，却不知道刘皇是谁，聚会有何目的。虽然据说这两次聚会与收成有关，“但这种联系在人们的思想上是很模糊的。有的人承认，他们的真正兴趣是在聚会时的那顿盛餐”。因为某些地区迎神赛会性质的这种转变，所以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农村经济凋敝，农民身无余钱的条件下，这些地区的迎神赛会很容易走向衰败。 3、就卜筮、星相、巫觋、堪舆而言。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的卜筮、星相、巫觋、堪舆等迷信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收敛。据民国河北《万全县志》记载：“北伐成功，党政机关意欲刷新政治铲除旧势力，曾对卜筮、星相等严加取缔，一时江湖术士销声匿迹，不敢公然鼓簧”。又如四川地区自古巫风极盛，有“跳端公”一事。但自民国以来，“民智渐开，知信巫不如信医，故斯事渐罕见”。 4、就婚丧迷信而言。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婚丧仪式中的迷信色彩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弱。以“合婚”一事为例，1934年广西《武宣县志》载：“近时破除迷信，拟双方互开男女年命八字两份。由媒分开交双方各执一份，以为议婚同意证据，不再迷信卜兆与算命。”此外丧葬习俗中的做道场、重风水等迷信活动也逐渐开始减少。天津蓟县“从前有延僧道唪经，糊纸张以表示尽人子之心者，自民国以来，风气开通，多半废止。”山西新绛县原来“多溺地师之说，卜地、卜日动经数岁”，但民国成立后，“迷信渐为破除已有不拘风水时日者”。以上资料均表明，随着政府对新式婚丧礼仪的提倡，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婚丧仪式中的迷信活动已经开始出现减少的发展趋向。 5、就迷信物品而言。二十世纪上半期，由于各种迷信活动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观，因此迷信物品的营销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如在湖南醴陵县，“自民国以来，风俗变易，香烛销场逐步减少”。广西樟林“自政府厉行破除迷信之后，对于冥镪捐加重抽税，这种营业，已经逐渐衰落了”。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迷信活动的这种衰败迹象虽然有大量资料予以证明，但事实上这种衰败却又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生衰败的地域范围有限。迷信活动的改观仅仅发生于中国农村的部分区域，大多是交通发达、风气开通地区，如新兴工商业城市周围区域或是沿海沿江地区。在中国广大内地农村地域，由于地处偏僻，风气闭塞，这种变化则非常少见。二是发生衰败的程度非常有限。有些迷信活动虽然表面有所收敛，但其影响力却依然存在。由此可见，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迷信活动的改观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农村迷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衰败是以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为其前提和条件的，但它同时也促进了这一进程，成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二十世纪上半期农村迷信活动的普遍存在及其原因分析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迷信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已经开始显示出衰败的迹象，但更多资料表明，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农村社会依然大量存在，拥有十分广阔的市场。正如孙本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农村人民，知识浅薄，一切行为，多含有迷信的成分。小如饮食起居，日常细故，大如生死疾病，婚嫁丧葬，均不能脱离迷信的影响。迷信的力量，几可操纵农民的行为。” （一）二十世纪上半期农村迷信活动的普遍存在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的迷信活动，其名目之繁多，表现形式之纷繁，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比如有关于鬼神的迷信；关于巫觋的迷信；关于卜筮、星相、堪舆的迷信；关于婚嫁丧葬仪式中的迷信以及关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迷信，有关于小孩、妇女生产、节令、镇邪、禁忌迷信等等。如民国时期山东省“卜筮星相，到处可见，婚嫁等事，鲜有不求术士，合婚择吉，丧葬鲜有不延僧道做佛事建醮坛者，迎神赛会之举，虽经严禁，未能绝迹”。陕西省“即穷乡僻壤，亦有迎神赛会之举，至迷信巫觋、相命、驱邪、除鬼、谈论吉凶等事，虽上流社会人物，亦不能免”。湖南省“人民迷信鬼神，牢不可破”，“巫觋禳灾、祝由医病，以及相风水之说，迎神赛会之举，虽有禁令，仍难收效。”江西农村“无论治病、求子、求福、求财等，唯神祗是问，整个生活皆为迷信心理之所支配”。又如民国广西《迁江县志》载：“今虽神权打倒，迷信力求破除，而风水之崇信及求神问鬼之习，犹有牢不可破之概”。因此，民国时期有不少人便认为：“在革命声中，表面虽然是破除迷信，而鬼神妖怪之事，在里头却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此种资料，不一而足。 总之，更多资料表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充分证实了封建迷信活动仍然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当然，这一时期迷信活动仍然能够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二）二十世纪上半期农村迷信活动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经受社会进步潮流冲击的封建迷信依然能够大量存在，有其存在的各种条件与基础。 首先，支配农民迷信行为的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依然存在并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这一时期天灾频仍、人祸不断的现实，为封建迷信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可乘之机。天灾频仍主要表现为中国农村地区几乎无年不灾、无年不荒，水灾、旱灾、蝗灾接连不断地威胁着农民的生活。如黄河流域六省在1912―1937年间，共发生灾荒77次，平均每年有3次之多。人祸不断主要表现为各地兵接祸连、政治腐败。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新旧军阀混战不已，土匪活动猖獗难禁，农民生活深受滋扰，少有宁日。加之国家政治腐败依旧，经济搜刮更甚，因此祸害无常便成为农民生活的一大显著特点。如果说，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的存在为封建迷信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与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则使封建迷信的大量存在成为现实。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农民丝毫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命运，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学设备与农民毫无牵连，面对接连不断的水灾、旱灾、蝗灾等的袭击，农民缺乏任何有效的抵御措施，而且，农民由于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对天灾人祸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坐以待毙。此外，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也极为恶劣，即使有少数医生药品，农民也因无法购置而只能作罢。因此，面对生活中此众多的无奈与无能为力，农民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找生活的出路，而封建迷信便被农民视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存途径：农民在其面临困境时，往往通过求神拜佛、迎神赛会、请巫作法、求签问卜等迷信活动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满足，借此来维持正常生活的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封建迷信也是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民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的存在是以农民的客观冠要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封建迷信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占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其次，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客观政治环境为封建迷信的滋生提供了社会土壤。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大半地区均为军阀所控制，军阀所具有的封建落后性为封建迷信的广泛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无论是北洋1日军阀还是国民党新军阀，其都企图通过提倡神道来达到愚化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目的。如湖南军阀张敬尧在20年代极力宣扬封建迷信，企图利用群众的迷信落后思想来软化人民的反抗斗争，以此维护其反动统治。广东地区在军阀陈济棠进行统治时，弥漫着浓厚的迷信空气。陈济堂迷信鬼怪风水，官僚、土绅与术士巫婆等便趋奉附和，甚至于省港报纸也大肆宣扬，广东的社会风气因此而腐败不堪，迷信之风盛极一时。就连广东省教育厅的官员，也同样沉缅于迷信不能自拔。如在教育厅办公地旁边，“有一块约六尺高、三尺阔、五寸厚的石碑，中刻‘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据说是用来‘挡煞’的。又传说这块碑有神将两个左右守护，左边那个是吉神，右边那个是凶神”，而教育厅的官员便把人事上的变迁说成是与那块石碑有关。在如此靡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封建迷信能够盛行不衰，自然不足为奇。 再次，封建迷信是融于社会风俗流传而来，而社会风俗虽然也会受到不同时代物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制约而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但它同时也要受到历史传统的制约，是一种以传统方式出现，大规模的时空文化的连续体。传统风俗文化一经形成，就会为社会所认同，并产生巨大的历史惯性，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不成文的习惯法，是相对于法律政令等硬控制形式的软控制，有很大的约束力。人们对于传统风俗，都倾向于年年相沿、代代相传，其思想和行动稍稍偏离风俗就会感到非常大的困难，因此，各个时代所谓的移风易俗也都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加之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由于受到农业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缺乏开拓进取、弃旧图新的精神源泉，维持现状、因循守旧是他们的一贯生活方式。对农民而言，要冲破传统需要更大的勇气。因此，传统风俗在中国更容易发挥其稳定性，而封建迷信的积重难返也最终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迷信活动的盛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的广泛存在，是现实与历史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农民维持正常生活的客观需要。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政法学院)